经济落后区域走出传统农业的战略选择
经济落后区域，即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否应该尽快走出传统农业和何以走出传统农业，是当前亟须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这一课题，对于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农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具有极为重要是现实意义。
一、尽快走出传统农业是经济落后区域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
首先，经济落后区域只有尽快走出传统农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落后现象，逐步缩小同经济发达区域的差距。消除贫困落后现象，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群众尽快过上比较富裕的日子，不仅是经济落后区域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也是全面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客观要求，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但是，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经济落后区域是难以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基本上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的传统农业，时至今日，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就总体而言，要增加农产品总量主要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和土地播种面积的增加，而我国经济落后区域的传统产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劳动效率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管理也较为落后，不能很好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设施和条件，所以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据有关研究报告分析，80年代我国种植业增长的38个百分点的50％以上，农业生产率提高的20％与农业制度创新有关；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出现连续好几年的徘徊，说明农业生产来自制度存量及政策运作释放的生产潜能已经微不足道。就播种面积来讲，经济落后区域的不少地方这些年来已经在“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中挣扎，土地的开垦量已达极限，或者说超过了极限。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如此以来，我们可对经济落后区域的传统农业作出如下判定：（1）依靠传统农业不可能再较多地增加农产品总量；（2）依靠传统农业难以使农民收入有较多较快的增加和提高；（3）依靠传统农业难以吸收消化日益增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如果不尽快走出传统农业，经济落后区域的农民群众就没有摆脱贫困的可能和希望。其实，仔细追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农业早在几百年前，就已面临穷途末路。在近代史上，我国为什么那样贫穷落后，其根子就在于西方列强已经走出了传统农业，进入了工业文明阶段，而我国还处在传统农业阶段苦苦挣扎。大刀长矛肯定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传统农业在同工业文明的对抗中，只能败下阵来。同样，今天我国经济落后区域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之间之所以存在差距，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而经济落后区域的广大农村还处在传统农业阶段。因此，经济落后区域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落后状况，逐步缩小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只有尽快走出传统农业才能实现。
其次，经济落后区域只有走出传统农业，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到二十世纪末，我国要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世纪前10年，要向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这个目标是确定无疑的，其时间表对于经济发达区域，还是经济落后区域都是同步的。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部门，都只能去顺应它、适应它，否则，就要被社会发展潮流所淘汰。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也就必须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般地要求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且要求市场机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使市场调节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而在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不可能成为社会资源配置者。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起码提出了以下客观要求：（1）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商品化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农产品的商品率，这是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2）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按市场机制运行，即按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主体利益导向等规律运行。（3）实行土地、资金、劳动、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只有使生产要素流动起来，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就可以把分散的孤立的农业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的总过程，把各个孤立分散的农业生产者变成社会化生产的组成部分。但是经济落后区域广大农村的传统农业不仅以种植业为主，而且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经营，自己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不是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一年到头，只将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进行市场交换。在相当多的地方仍然是“种地在人，收成在天”，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甚至还沿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大多数生产经营单元没有建立起经济核算体系，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生产要素的流动更难，不仅土地流转不起来，资金、技术也难以流动（主要是流入难），劳动力的流动更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尤其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很弱，如甘肃省的很多地区市场经济的程度就很低，还没有从传统的“温饱农业”走向市场农业，从决策管理层到生产者仍在按传统的产供销思想方法指导、管理和从事农业生产，给农民提供的信息量少且准确度低。农民安排生产的依据一是上级下达的计划，二是头一年的行情，对当年的市场行情几乎是模糊的。而作为市场经济关键环节的流通领域，力量薄弱，渠道不畅。剩余产品稍有增加，就为“卖难”犯愁。1996年农业大丰收后，一些地方的马铃薯收购价每斤仅一角多钱，个别地方甚至跌到了一角以下。苹果最低价降到三四角钱，洋葱直径4厘米以下的无人问津，玉米价格也仅为四角多钱，远远低于国家收购价五角钱的水平——而在甘肃滞销价贱的几种农产品，在南方、沿海都是走俏高价的抢手货，如洋芋市场价就在每斤1元以上。由此可见，不尽快走出传统农业，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提高农业效益，农民增产后即能增收的问题，就不能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再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落后区域只有尽快走出传统农业，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农业，真正实现农业的基础地位，最终实现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历史性变革，是我国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但是这些年的实践也表明，在经济落后区域，农业的基础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首先突出表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据调查，农民在一、二、三大产业中经营投工相等时，第一产业经营费用分别比二、三产业高92．79％和12．92％，而集约效益又分别低30．07％和28．33％。而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农业剩余劳动或产品就越多，就越能支撑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实现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真正确立起农业的基础地位。如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农业人口不到总人口的10％，农业总产值不到工业总产值的20％，农业却能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其本质原因就在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使农业的基础作用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大了，农业的承受能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其次，突出表现在农业的生产规模狭小，市场化水平很低。在这些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无论是在改变和改善水利、水保等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方面，还是在良种的引进和推广、病虫害的防治等生产管理环节方面，以及在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等领域，我们都时时深切感受到由于生产规模狭小、市场化水平低而造成的制约。尤其是随着农产品“卖难”和“买难”的不断交替出现，农业愈来愈受市场变化的摆布。可以说，今天的农民能否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已成为最使农民焦心的大事。因此。如何按照市场需求重新构建农产品的生产规模、农产品结构及农村产业布局，从而推动农村各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最终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经济落后区域当前面临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毋庸置疑，上述问题是传统农业无法解决的。传统农业既制约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农业难以进一步发展，又是造成农业生产规模狭小，市场化程度低的原因。因此，只有走出传统农业，才能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农业，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从而最终实现向市场农业、现代农业的转变。
经济落后区域之所以至今还未能走出传统农业，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条件方面讲，经济落后区域一般都是生产条件比较差，旱、寒、水、雹等自然灾害频繁，交通、通讯设施落后，不少地方还处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社会发育程度低，尤其是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劳动力素质低下。因此，加大农业科技含量，改变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耕作习惯和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从主观原因方面讲，有一个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路子找的准不准，工作措施得力不得力的问题，不然，就无法解释在同一条件下，有的县、乡、村走出了传统农业这一客观现实。除此以外，国家的政策指导也一度存在失误和不足之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那种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将广大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准发展商品生产，割断了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违背价值规律，使农民处在不利地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支撑工业的发展。据专家分析，1952—1978年，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农业流入工业的资金为3917亿元，通过税收途径转向工业的资金有935亿元，两项合计4852亿元，扣除财政返还给农业的部分，农业净流出资金为3120亿元，相当于同一时期国民企业非农固定资产原值的73．2％。在这种情况下，致使经济落后区域的农民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就不错了，很难实现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有效积累，走出传统农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了“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投资向东部沿海一带重点倾斜。如1981—1989年，全国基建投资累计90000多亿元，其中投放在东部的占50％以上，中部接近30％，西部不足20％。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6370亿元，全国人均为1314．6元，而东部为2119．24元，中西部为759．15元，东部比西部高1．79倍，中西部比全国平均低73．1％。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总额比重连续下降，1991年为4％，1992年降到3．7％，1993年又降到2．8％。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1991年为9．11％，1992年降为8．75％，1993年又降到8．68％。上述这种宏观经济环境，对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广大经济落后区域走出传统农业极为不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社会大环境延缓了经济落后区域走出传统农业的历史进程。
二、建国以来经济经济欠发达地区走出传统农业发展战略的艰苦探索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为如何带领亿万农民走出传统农业，尽快走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之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付出了巨大努力。如建国初期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后来的人民公社，都是对如何走出传统农业做出的艰难而勇敢的尝试和探索。现在回过头去看，虽然其中也不乏失败与失误的痛苦与辛酸，但也不可否认，这些尝试和探索也有不少闪耀思想火花的辉煌之处，为后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可供借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纵观建国以来的几十年，从大的方面讲，对于如何走出传统农业有以下几次战略选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