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大系统中，保密局备受青睐，对此毛人凤内心十分清楚。很显然，除了他本人受老蒋器重、与小蒋私交很好以外，他还拥有其他情报单位所绝对没有的强大特工网，特别是在大陆共产党占领区。“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毛人凤感叹道，在离开大陆前夕，他所进行的种种潜伏布置，今天便成了他的某种政治资本。现在，他只要在台湾把电令发往大陆的任何一个潜伏小组，立刻就会获取当地各类情报。想到这里，毛人凤心里有些自鸣得意起来。
“必须尽快启动这批潜伏力量”，毛人凤暗下决心。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多次召见他并明确指令：保密局要利用自己的力量，在近期内制造“轰动”事件，借此鼓舞台湾人心，打击中共气焰。毛人凤认为，这将是他本人在台湾崭露头角的好时机。
毛人凤回忆起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任前，在蒋经国授意下，他们竟在弹丸之地的台湾岛内，连续几个月“破获”了以洪国式为首的所谓“中共总潜伏组织”、以裕台贸公司为首的所谓“中共经济潜伏组织”，以李朋和汪声为首的“苏联间谍组织”等数十起重大“共谍案”。虽然这些案件轰动了整个台湾，但每每一想到这些，毛人凤心中却有些说不出的酸楚，他不明白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究竟于事有何裨益？或许，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吧？不管如何，他已下决心要办几个“真实材料”的大案，来为人们业已丧失信心的特务组织注入一支兴奋剂，重新恢复昔日的荣光。
1950年3月1日，在国民党国防部内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吴石案”。
事情的起因是：早在1949年底，蔡孝乾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组织相继被国民党台湾特务机构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遭枪杀。此后，该案并没有了结，因为它在台湾的波及面十分广泛。
毛人凤率“国防部保密局”退到台湾后，也奉命继续追查此案。
2月中旬，毛人凤得到密报：国防部的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与“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有密切联系，并与“工委”核心成员频繁接触。毛人凤闻报后，大惊失色，慌忙向蒋氏父子汇报，另一方面差人继续调查。
蒋经国听到汇报后，立即指令毛人凤要把此案弄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把所有涉嫌人员一网打尽。
3月1日，毛人凤根据蒋经国的指示，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吴石及有关人员吴石妻、王壁查、珠谌之、陈宝全等人秘密逮捕。后来，吴、陈二人被移交台湾特别军事法庭，以“通敌罪”被公开执行枪决。
在国民党刚逃到台湾之初，毛人凤的保密局为蒋家政权的稳固，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他本人深受蒋氏父子的赏识，也正因为这样，激发了毛人凤内心多年积压的政治欲望的膨胀。
毛人凤经过一番考虑，认定他本人既不像戴笠那样“隐名埋姓”不问政事，到死也只是个代理局长领少将衔，虽然劳苦功高，但仍被那帮权贵所唾弃。毛人凤认为一定要在政治上抛头露面，多捞些资本，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对整个保密局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同时他又不赞成郑介民、唐纵二人的做法：把保密局只作为晋阶的跳板，“好高骛远”。他曾私下对叶翔之讲：“别看郑、唐现在很风光，他们的结局是不会太好的。”
因此，毛人凤不赞成戴笠的那种“默默奉献”，也不想具有唐、郑二人那种勃勃野心，他要走自己的道路。
他明白，蒋介石目前所进行的对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是为今后国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七大”将会重新推选新的中央委员，这将对在台湾国民党人来一次实力检验。这时的毛人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具备了参与角逐争夺的实力。他决心在台湾以一个新的面目出现在政坛上。
毛人凤素与蒋经国交往很多，而走上层路线也是他的一贯做法。这次他要圆梦也要依靠这位大公子。蒋经国告诉毛人凤：“七大”调整国民党，主要清除一些老而无用、心怀异心的官僚，国民党要有生机必须输进新鲜血液。所以“七大”将选出的三十二名中央委员、十六名候补委员，会有较大的变化。
经过一番权衡、比较，毛人凤自知要选为中央委员尚有一定难度，不要说他本人，就连郑介民要想获得此殊荣也是希望渺茫。为此，必须紧紧依靠蒋经国这棵大树。蒋经国特别告诫毛人凤，在“七大”之前，保密局一定要做出一个“耀眼”的成绩，一方面能够在台湾树立某种信心，另一方面对毛人凤而言，也是一笔政治资本。
对于蒋经国“耀眼的成绩”，究竟如何具体落实，毛人凤当初苦苦地思索。
一天，他找到心腹部将张炎元、叶翔之等人共同磋商。两人都很能体察毛人凤的苦衷，并积极为他们的上司出谋划策。毛人凤说道：“最近，朝鲜半岛局势呈现紧张状态，美国人正有意插手。而中共方面也好像在忙乎什么，你们所掌握的情况都有些什么？”张炎元接过话：“近来有不少外籍商船，通过香港把大量货物运进大陆，我看长此下去，对我们很不利。”
毛人凤听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何不在这上面做文章。搞掉它一两艘，既会对中共有威慑作用，加强对大陆的海上封锁，又会给在台的“中华民国”带来实际利益。一举两得何不为之？待想定之后，毛人凤便告诉张、叶二人，两人也点头称是，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办法。
这时毛人凤又想起了保密局的爆破专家杜长城，他对此人一向有好感，特别是在大陆时期，杜长城只身率领“技术纵队”深入华北共产党占领区，艰苦作战，炸毁不少设施，给共产党后方造成了巨大混乱。无论从才能、组织等方面，杜长城都受到毛人凤的高度赏识。人才难得啊！此事非杜长城出马不可，毛人凤已下定了决心。
杜长城在接受毛人凤的指令后，立刻带领几名技术人员携带爆破器材悄悄地进入香港。
香港的码头上停泊着来来往往的多国商船，一片繁忙景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来了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的杜长城，此刻，他带领一名助手，徘徊在码头附近，暗中调查摸清情况。
经过仔细打探，杜长城终于获悉：一艘英国商船——“泽生”号巨轮，将载满货物开进大陆。他遂立刻到现场进行勘察，弄清“泽生”号轮所停泊的具体方位，甚至上船同英国船长用英语交谈，了解到了该船启航的时间，船的内部构造等一系列情况。
回到住地以后，杜长城迅速召集队员进行商议，布置任务，由于“泽生”号轮船第二天中午就要起锚，因此安装炸弹的事必须在今晚进行。杜长城匆匆地在会上讲了几句，便率领队员携带器材连夜直奔港口。
趁着夜色的掩护，杜长城指挥几个队员悄悄地登上“泽生”号，并把炸弹与货物混装在一起。据估计，他所安放的定时炸弹及炸药已足以把该船炸沉。他把爆炸指针拨到第二天下午3时整，估计此时，船已驶入深海区。
待一切都安排妥当，杜长城又带人迅速返回台湾，以避开香港皇家警察的追捕。
果然，在第二天下午3时许，“泽生”号在刚离开港口不久，便因爆炸沉入海底，显然这是一起人为的爆炸事件，英国政府责成港英当局全力追查此案。事后查明：该船爆炸与台湾特务机构有关。
不久，新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台湾当局的暴力行为。
毛人凤在得知“泽生”号轮船沉掉之后，乐不可支，称赞杜长城的行为“是反共救国的壮举”，并重奖了杜长城等人。蒋经国为此也亲自向毛人凤祝贺，说：“保密局已经走在了反共救国的最前线。”
留港飞机被炸的过程稍稍复杂一些。1949年初，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奉国民党政府令，陆续迁离上海，“中航”一分为二，总公司迁台南，机航基地迁香港；“央航”则迁往广州。到了5月份，“央航”也迁到香港九龙。当时，“中航”在香港的飞机有七十多架，“央航”有四十多架，总体规模在亚洲地区屈指可数。1949年10月，保密局获悉：两航（指“中航”“央航”）长官有意追随李宗仁，打算把这批飞机和资材弄到广西去。为此，老蒋急召“中航”与“央航”的总经理来台北，当面询问。结果“中航”的刘敬宜来了，“央航”的陈卓林称病未到。刘对老蒋发誓说，绝无此意，请总裁放心。到了11月，保密局又得到两航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再次电召刘敬宜、陈卓林，结果两人都没去，老蒋顿觉不妙。原来，刘、陈并没打算去广西，而是悄悄地与新中国派往香港的代表接上了关系。
1949年11月9日，“中航”“央航”同时宣布起义，并驾驶一批飞机飞往北京，降落于西苑机场。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起义人员。盛赞这一正义行动的意义与巨大影响，抵得上二百万军队，并且大大地缩短了全国解放的进程。毛泽东主席也给两航全体起义人员写了贺信。
蒋介石闻讯大惊，急派“交通部长”端木杰前往香港处理此事。接着，“外交部长”叶公超也赶到香港，宣布免去刘敬宜、陈卓林的职务，另外任命沈德燮为“中航”总经理，戴安国为“央航”总经理。随后，沈、戴两人马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冻结两航在香港的资产（两航当时在启德机场泊有七十架飞机，另外还有新建的发电厂、仓库以及各种机航器材）。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两航起义人员迅速成立了“非常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对在港飞机和器材实行全权管理。
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沈德燮、戴安国的“当然地位”未立已废，于是台湾方面又改变手法，串通陈纳德，以两航早将这批飞机和资材卖给陈纳德的美国民用运输航空公司为由，向香港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获取两航的留港飞机和一切资产。2月23日，法庭宣判美方败诉，同时宣布解除“临时禁制令”。3月上旬，新中国民航局特地抽调一部分飞行人员来香港，准备将飞机逐批开往内地，这下台湾方面发了猴急，毛人凤正式向保密局驻香港机构下达命令，立即实施爆破计划，不得延误。4月2日，停泊在启德机场上七架属于两航的飞机被炸毁。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这一罪恶的破坏行径。与此同时，两航通知港九进步工会组成二百人的纠察队进驻机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才遏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阴谋刺杀中共要人
1949年10月，毛人凤应蒋介石的紧急召唤，曾从昆明飞赴台湾，接受了老头子亲自布置的五项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当时，由于西南省份的工作繁重，以及种种节外生枝的不测事件的发生，牵扯了毛人凤的主要精力，这项任务便被放在缓一步的位置上加以考虑。眼下配合老蒋“显示力量”的工作要求和开展“敌后斗争”的需要，刺杀中共领导人的行动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在毛人凤的刺杀名单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位居榜首。为此，毛人凤不知作过名少努力，付出过多少代价，事后想来仍为不知尽头的失败记录而寒心。就拿最近的一次来说，行动专家崔铎的失手，再一次证明了任务的艰巨性。
崔铎是“赛狸猫”段云鹏的徒弟，武艺高强，人送绰号“赛金豹”。这家伙轻功不及师傅，但为人凶残，以狠辣著称，双手都能使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1949年6月，毛人凤收到一份来自北平的密码电报，告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最新行踪，预计会参加7月1日在先农坛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集会。毛人凤闻讯大喜，马上着手筹划布置，决定派保密局的高级杀手崔铎前去执行。
崔铎奉命进人北平，前脚刚到，中共中央的保卫部门就已有察觉，说来也叫打开窗户吹喇叭——名（鸣）声在外，北平一解放，中共中央保卫部便对段云鹏、崔铎等“老牌特工”的行踪予以密切的注意，首先查清了他们在北平城郊的社会关系，计有一百多处，然后，逐个布控，严加监视，因此，崔铎一进北平，等于落入了一张事先张开的网。不久，公安部的特情人员通过调查，证实崔铎住在前门外大街六十九号，遂决定立即将其逮捕。
前门外大街六十九号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一座四合院，门楼紧闭，崔铎住在北房，东西两屋空着，院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负责执行任务的公安部一局一处侦察科长曹纯之是个老手，先指挥侦察员登上西屋、北屋，占据火力控制点，同时关照侦察员李玉核带两块石头上去。当时除了李本人谁也摸不清石头有啥用场。接着，曹纯之步入门楼，朝北房扔了一块瓦碴，故意弄出声响，好引“赛金豹”出洞。
崔铎此时正在屋内闭目养神，忽听门外有动静，顿时警觉起来，但没有贸然出屋，而是稍停片刻，用竹竿挑开窗帘角，通过屋内的镜子观察院里的情况。曹纯之一见，心想果然名不虚传，便拿起喇叭筒朝房里喊话：“崔铎，你听着，我是公安局一处侦察队长，我的任务是来抓你崔铎的，我知道你枪法很准，百发百中，但我告诉你，我也是弹无虚发的神枪手，望你丢掉任何幻想，因为你周围已埋伏着几十个侦察员，你走不了啦！如果你开枪，我们就会把你当场击毙！”
崔铎仍不露面，屋里跟没人一般。
曹纯之继续喊话：“你要主动投降，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你要投降，就把枪给我扔出来，不要啰唆！”曹纯之话音刚落，只听“噗、噗”两声，一前一后扔出了两支盒子枪。侦察队外线组组长王庆义顺墙角滑下，准备上前捡枪，两脚一落地，崔铎便从屋里朝外开枪，由于射击角度限制，王没有被击中。这时曹纯之一使眼色，北房顶上的李玉核立即按照先前的吩咐往烟囱里丢下大石头，“咚、咚”两声巨响，犹如扔下了炸弹，惊得崔铎忙不迭地闪避。说时迟，那时快，几个侦察员破门拥入，死死扼住崔铎的双手，下了他的家伙。毛人凤寄予重望的一次刺杀行动，就此化为泡影。
毛人凤正坐在台北草山别墅，秘书突然闯进。毛人凤连忙停止用餐，从秘书手中接过电报，他知道这是他在北平的潜伏特务发来的密码电报，他匆匆看完电报后，神情十分紧张。突然，他转过身来对秘书命令道：“立即把布莱德上校请来，说有重要事情商量。”
秘书领命走后，毛人凤再次把密电展开。这时，毛人凤的脑子在飞速运转，一个罪恶的阴谋又呈现在脑海里。随即，他用力把密电捏成一团。毛人凤于是与美国顾问布莱德通电话。毛人凤拿起话筒神采飞扬地说：“顾问先生，我已按我们前几天所商量的计划着手准备了，我对行动处挑选的几名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进行了短期培训，准备再过两天就把他们派往东北，直接参与那边的行动，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好戏看了，哈哈。”
在毛人凤收到那封密电的同时，北京公安部门反特监听台已截获此电报。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就中苏两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并签订有关的条约、协定等。当毛泽东接到公安部的报告时，立即挥笔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