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人以机巧，我以诚愚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去伪而崇拙”，他认为用天下至诚的方法，可以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说：“左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本性。不能做到诚，即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做不到诚，也就只是一个凡人，当然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人物”。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非端着个理学臭架子，让人望而生畏。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耿耿，常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异常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因此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的上司对他严加训斥，他却不当一回事。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下。因为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三种，一个方面对他要宽松，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切不可与他争功，打了胜仗，功劳全都归他；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处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自己宽裕时，再多的金钱都要掷之如粪土，当自己贫困时，也要慷慨解囊，宁愿自己受苦也要分些利润给他。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晰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百姓来告状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自己手下又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与李世忠这样的悍将相处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曾国藩对李世忠这员威猛难以驯服的大将，以宽“名利”、严“礼义”的原则待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命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因此想挫挫他的威风。李世忠进到帐中，来不及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顿时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种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赞扬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许多，后终被曾国藩所用，成为得力干将。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悍将”的一种手段，也是他对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在交往过程中应时时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恕待之，对远亲一般的朋友以礼义待之，这样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常说，对那种对自己不友善的人不要用鄙视，瞧不起的态度令对方难堪，而是应该从自己做起，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期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一次李鸿章推说头痛不肯起来，让大家先吃，但曾国藩坚持等他，李鸿章毫无办法，也被老师的诚信感动，终于起来，同老师共同用餐。曾国藩说：“吃完饭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经论史，兴致盎然，这些都是对学问、经济有实际用处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次课。”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去伪而崇拙”，他认为用天下至诚的方法，可以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说：“左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可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重新与它为伍。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曾国藩的信中这样写道：
“弟在信中觉得自己是个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上种种事情，饱经沧桑，学会了一些机谋权变之术，使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远比不上别人，只是惹人笑语，让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近日我突然醒悟，一味向平淡真实地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弟弟你在外面，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质，千万不要走投机取巧的道路，日子长了自己的品性会愈来愈低下。别人用奸诈之心来对我，我仍以诚信回应他；日子长了，他也会改变态度的。如果勾心斗角，表面上看来很近，其实内心却有许多隔阂，那么相互之间的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不同，古人说：自胜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自己天未亮就起来；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扫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有恒，这就是毅。二者相似，其实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李鸿章有才气，曾国藩很欣赏他，但李鸿章身上本身固有的江淮虚伪之气，曾国藩却不能接受。“笃实”这种品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惟忘机可以消众机。”在日记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愧未能自体行之。”
《庄子·天地》说：“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在与人的交往中，如果人人以它为准则，为官者大力提倡它，社会风气总会淳朴起来。
“忘机”，是用于自身的修养。对付社会上虚伪奸诈的小人，则是绝不能忘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过人的地方。一般人总认为“待我以伪，则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则还之以诚”。更有甚者，以牙还牙，乃至十倍“牙”相还；将心比心，乃至十倍“心”回敬。曾国藩不同，对于以奸诈之心对他的人，他回报的是诚信，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曾告诫其弟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待人之法，似乎也应从中学点什么。只有去掉本性中虚伪的成分，用真诚去对待世人，才能在心与心的间隙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