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李嘉诚最有价值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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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发展中不忘稳健,稳健中不忘发展(2)

(4)与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透过直属联营机构成立“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斥资8500万港元购入港岛北角半山著名风景区的赛西湖大地皮一块,占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平均每平方米地价不过1066港元。仅用约0.5万平方米地皮兴建10幢高级住宅大厦,每幢4层,全部大厦楼面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于1978年全部售出。由于大厦仅占全地盘面积的6%,余下约7.5万平方米即占地盘约94%均为空地,利用赛西湖风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娱乐、运动和休息场所。

1976年长实进一步发展,大量收购地皮及楼宇,其主要有:

(1)与新鸿基、亨隆及周大福合资购入高士打道、港岛湾仔海旁的英美烟草公司原址,该地盘占地约0.6万平方米,计划兴建5幢30层高住宅/商业大厦,其中包括伊丽莎白大厦及洛克大厦。

(2)与香港另一家地产公司合作购入薄扶林道RBL806-807号地段,该地段占地约逾1.9万平方米,计划兴建住宅大厦,约有楼面面积9.3万平方米。

(3)购入占地约0.1万平方米的英皇道499号和占地约427万平方米的马宝道78号,计划兴建一座24层高工业大厦。

(4)购入九龙尖沙咀汉口道2号现在商业大厦全座(美轮酒店现址),占地约0.1万平方米,楼高14层。

(5)购入香港坚尼地道凤凰台地盘其余50%权益,占地约0.5万平方米,为5座兴建中的高级住宅大厦,每座楼高19层,楼面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住宅单位共360个。

(6)购入九龙琼林街地段N.K.I.L15722号工业用地一块,占地约0.5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3层高新型工业大厦,全部楼面总面积约达5万平方米。

(7)购入葵涌地段K.C.T.L322-325号工业用地一块,占地约0.9万平方米,计划兴建12层高新型工业大厦,楼面总面积约达7.4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

(8)购入九龙金巴利道25号现成商业大厦全部楼盘,占地约585万平方米,楼高7层,计划改建为一座17层高新型商业大厦,楼面总面积可达0.6万平方米(长实占50%权益)。

(9)购入新界屯门农地(属政府蓝图内地农地),占地共约12.5万平方米(长实约占5.1万平方米),等等。

这一年,长实集团的资产净值总数达5.36亿港元,比1972年公司上市时的法定资本2亿元增加了1倍以上。全年除税后之综合纯利达5887.9万港元,仅租金纯收入即达2192万港元。

一般地说,投资股票必须根据本地“市场走势”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确立熊市或牛市的趋势,然后决定买入或卖出。在香港,能否利用股票市场,关系到每一个公司企业的成败。许多地产公司不谙此道,在股市疯狂时期将上市集资所得悉数购买高价的股票,结果在股市大跌中焦头烂额,一败涂地。但长江实业却能从股市上升中获得大量现金,趁地价低落时又购入大量地盘。经营手法之高低,相去何止千万里。

1977年长江实业突飞猛进。李嘉诚在1976年度业务报告中乐观地说:“1977年香港经济及一般工商业有所进展,以本业而言,购买楼宇需求依然殷切,楼价则因地价高涨及建筑成本关系仍然缓步上升。租值方面应可维持稳定。”他看准了地产市场的极好前景即将到来,特地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做出集资决定:将当时法定资本港币2亿元增加至港币3亿元,即增加票面值每股2元的股份共5000万股;发行每股票面值港币2元的新股2000万股,以每股港币5.6元价格并由获多利有限公司以配售方式全部包销,获得新资金1.1亿港元。同时又与国际银行签订4年长期贷款。上述两项新资金共3.1亿港元,为长江实业在1977年进行庞大投资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由于李嘉诚出色的财务管理,长实集团在短短几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到了1981年,长实集团总资产跃至13.85亿港元,首次突破10亿港元大关。几年间,长实盈利增长近30倍,全港瞩目,不同凡响。1988年,李嘉诚的事业再上新台阶,与汇丰银行强强联手,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李嘉诚的事业一步一步地做大起来。

商海中的股市浪潮大起大落,让人捉摸不定。只有精心策划每一步投资战略,才能达到“步步为营步步赢”的境界。

[投资金律]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应该求知,求创新,加强能力,在稳健基础下力求发展,居安思危。无论发展得多好,你时刻都要做好准备。

4.用心思考,抓住趋势

我们知道,投资是一项带有严密的科学性的智慧活动,因为投资必须考虑到投资环境合适与否。李嘉诚深知投资环境如果还不成熟,一旦投资,就会造成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尴尬局面,因此对于投资环境的选择十分审慎,一直把它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

李嘉诚坚决不迁册海外,在长达十余年的迁册风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投资内地问题上,他却显得十分保守,甚至明显落伍,与他在海外的投资不成比例。然而1992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投资却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居上。这种变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曾经有记者问李嘉诚:“为什么你在1992年前,只在中国内地大笔捐赠公益事业,而基本上没有投资?”李嘉诚回答说:“我们一直在部署,到1992年,大陆的投资条件才算成熟。”

从李嘉诚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他在投资方面独到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或许就是他成为华人首富的秘诀。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大力引进外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在这股投资潮流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多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为这类企业易进易退,风险很小,而且利润也不低。

而最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开始参与投资内地的基本建设。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与此同时,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业。而胡应湘则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在这股港资大举进军内地的大潮中,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他虽然也参与了内地一些项目的投资,但这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他频频往返于欧美与香港之间,也频频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是在内地人们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投资家。

在李嘉诚看来,那个时候内地的投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在内地,关于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姓社姓资的大讨论持续了10年余之久,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到内地投资,还有不少框框和禁区。海南省政府搞了个洋浦开发区,一时间嘘声四起,光唾沫都要把省政府官员淹死。李嘉诚不去冒这个险,并非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而是在等待内地的投资环境更加成熟。

《加拿大财经时报》记者曾这样说,李嘉诚等香港大富豪,拿出盈余的很小一部分,去中国内地做令内地人非常吃惊的慈善事业,目的是购买政治保险,维护家族在港的利益,所以他们宁可不远万里来加拿大投资,也不敢进香港的后院中国内地投资。

这只能是该记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的臆断。事实上,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头唆汤”。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比他重的人安然无恙的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他经商的信条。已过花甲之年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

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这一点有口皆碑。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之论伯仲。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亦是如此。当然,前提是他看准了形势,认为时机已到。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他的一系列讲话公布之后,被海内外舆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声春雷”,其意义不亚于三中全会。一时间,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引进外资热,一些过去不敢想象,且被人为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事物,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

1992年4月27日,李嘉诚分别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北京带回了“尚方宝剑”。形势变得明朗起来,李嘉诚由此开始了在内地的大规模投资。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虽然血浓于水,但在行政与经济上毕竟还有一定距离,一旦投资内地,就完全置于内地的管理之下,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商人毕竟还是普通老百姓,古人说“民不与官争”,不是要不要争的问题,而是能否取得胜利的问题,如果无法取得胜利,就不如避免麻烦。李嘉诚虽然富于爱国心,但是投资毕竟不是行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条件是否成熟,是一个成熟的投资家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在1992年前后对内地投资炯然不同的态度了。

[投资金律]

在李嘉诚看来,真正的投资高手都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变化,看一看自己的实力有多大,才能不输给盲目的自己。在趁势挺起者的眼神里,随处都是财富,都可加以充分发挥,从中挖掘资源。李嘉诚的眼中到处是财富,因为他把趁势挺起的过程看作是积累财富。

5.见好就收,见坏更要收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的理想,是能够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规划自己的公司、自己的人生,因此他总是重拳出击,挑战一切有碍于自己发展的各种因素。李嘉诚也是这样,他用“活坚持”的办法操纵自己的投资目标,从不愿意浪费一个可行的目标和计划,但也从不盲目的出手,所以他的目标就成了其经营财富人生的指南针。

当然,李嘉诚的投资能力是超乎一般人的,他常把能力作为自己的训练内容,反复锤炼,坚持提高,终于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目标,构成了非常精彩的成大业者的人生轨迹。的确,如果没有“活坚持”式的操纵成功目标的投资能力,李嘉诚无论如何也建造不起如今的财富巨塔。

在李嘉诚看来,经商要能围绕自己的中心点,不能放弃自我,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坚持的问题,不能死坚持,要会活坚持,因为每个商人都是与时局相关的。大商人总要考虑到政局与商势的关系,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商势与时局相融。

因经商环境不利,李嘉诚宣布搁置在香港的百亿投资。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各界众议纷纷,毁誉皆备,并引起香港特首乃至更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8年夏的中国大陆,长江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成为国人心中的“危河”,长期的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母亲河在多日暴雨的冲击下,终于向她的儿女发难了。

1998年夏的香港股市,长江实业这只以实力著称的“龙头”股,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下,股份下滑,一时间众议纷纷。机缘巧合?一向不信命的李嘉诚绝未想到,在同一时间,两条“长江”一同接受考验。

岁末,长江的风浪已平静多时,在国人的爱心和顽强精神筑就的大堤前,又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李嘉诚的“长江”,在特区政府救市之后,也因企业实力雄厚,股价一路回升。然而,泥沙仍在,隐患犹存,作为世界级富豪,李嘉诚对香港、对中国、对亚洲经济发展是否仍有信心?

1998年元旦前后,香港的商界领袖李嘉诚公开指责香港政治环境不和谐,“民主是建立在法律精神上的,并非可以随便骂人”。由于投资环境不好,他决定取消原已确立的与外资合作的100亿港元的投资计划,“情愿做少一些,以免树大招风”。

李嘉诚此言一出,舆论大哗,认为有“威吓政府”之嫌。政务司陈方安生连忙给李嘉诚打电话,得知不是针对政府才松了一口气。

1999年,《南风窗》杂志发表秦朔的文章,探讨李嘉诚与董建华面对逆境的作为。

到1999年,香港经济的冬天已经整整持续了一年多,仍不见曙光。财政司曾荫权说,“香港过好日子已经过得太久了”,现在这个必要的调整过程“无疑是难熬的”,因此,“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和衷共济的态度去面对困难。更重要的是谨记:面对逆境,绝对、绝对不可以泄气”。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经济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律,远非哪个人说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正如特首董建华所说:“经济的进程不是好像电灯开掣,一开就有光,是要有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