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怎么会这么糊涂。”另一人叹气。
“命啊！听他家人哭得好伤心。”
我好奇地问她们。她们脸色凝重地互看一眼，居然言词闪烁地没有正面答我。
隔了好一阵。其中一人私下对我说：“老师！您知道吗？手术房里的事，我们到外面是不能讲的。出了错、死了人，大家心照不宣，病人的家属也不可能知道。”沉吟了一下，又歪头笑笑，“哪个名医不是从庸医变成的？哪一把‘名刀’下面，又不曾枉死过病人？”
这事过了不久，我太太就进了医院，因为视网膜剥离，准备动手术。
好多朋友推荐同一位名医操刀。可是有人提出异议：“那位名医根本不是自己动手，他只是站在旁边看，教他的副手操刀。”
又有人推荐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医生，说他的技术最新。
可是也有反对的意见：“他去美国才几个月，能学到什么？可能是在国外学到了方法，回国来练技术，小心一点儿！别成为他实验的白老鼠。”
所幸我太太找后一位医生动手术，十分成功。只是这些话在我心中，一直挥不去。
有一天，碰到位医界的朋友，我问：“依您看，这两位医生，谁比较高明呢？”
“其实两个人都不错。”他说，“你不要认为由副手操刀就不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同时抢着为你穿针，你会选哪一个？你总不会因为老的那个穿了四五十年针，经验老到而挑他吧。所以呀，用老一辈的经验，加上新一辈的精准，常能完成最艰巨的任务。”
看我直点头。他又眉头一扬，笑着说：“做医生，真可怜，年轻的时候眼力好、手又准，偏偏经验不足，总是出毛病。老了之后，经验十足，却又常看不清、手发抖，这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自从搬到纽约的长岛，就与医生们做了近邻。左邻是位麻醉科的名医，坐骨神经动手术才一个礼拜，就溜出医院、回家种花。还对我大声喊：“医生是最坏的病人。”
右邻不远是位内科名医，常找一堆医生朋友，邀我聚餐，然后举着酒杯对感冒的朋友说：“喝点儿酒，感冒就好了！”又回头对我一挤眼说，“其实啊！人长寿不长寿，多半要看爹娘。”
听他们谈“别人”就更惊心了：“谁谁谁，在台湾为了赚钱，两口子整夜调制可的松的药膏，吸多了药粉，都成了‘月亮脸’。”
“谁谁谁，又被告了。当然告不倒，但是开刀房里谁不知道？”
有一天我问在座的人，谁最清楚手术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一起回答：“当然是医生自己。”
与众名医聚餐比起来，我宁愿一对一地聊天。因为这时候最能听到心声。
有位妇产科的名医，一次略带醉意地对我大声叹着气说：“唉！年轻的时候，爱玩，女朋友在外面等。明明可以自然分娩的，看她一直生不出来，不愿意多等，就说该动手术。”脸上红红的，“现在啊！外头谁在等，我都不管，病人重要、良心重要。”
还有一位名牙医，居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最希望的是去开一间饺子馆。”
“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卖水饺的店哪！”他十分认真地重复一遍。
“那你为什么不开？”
“因为我还在还债。”他的脸色更认真了。
“你还欠钱？”我追问。
“不！是欠情。我前些年，做坏了太多人的牙，现在想退休也不能退，要把错补过来。”
最近，参加美华防癌协会的募款餐会。其中有名歌星演唱，也有名家演奏。但是最令我感动的，却是一群医生的合唱。
八位各科的医生，在一位医生的母亲的伴奏下，唱了《大学颂（Gaudeamus）》、《故乡老友（Old Folks at Home）》和《哦！王小姐（Oh！Brelid）》。
都是中年人了，有的秃了顶，有的白了头。略带一点儿紧张与腼腆地站在台上，并在其中一位的带头下作四重唱。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歌声给了我少有的震撼，觉得那不只是歌，更是心，是生命。
看了多少人生的悲欢离合，救了多少命，也犯过多少错。而自己的青春已逝、事业已成、儿女已大。沉重的压力、沉重的心情，似乎放不下，又似乎可以放下了。
在许多矛盾之间，产生了火花，化作了歌声。
歌声是那么释放，又是那么复杂，仿佛把肝胆肠胃、脑肾心脾、肌肤神经所交织起来的“兴衰荣辱”“是非成败”，一起化作音符。
我仿佛看到杏林间，一阵风来，一片化雨……美极了！
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
能笑且笑过一生
母亲的胆囊发炎，虽然吃药控制住了，却整天捂着肚子，坐在椅子上发愣，连我说笑话，她也板着个脸。
“你为什么都不笑呢？”我问。
“我不是不笑。”她嘴角挑一挑，“是不敢笑啊！一笑就疼。”
她这话，使我一下子回想到了四十年前，父亲病的时候，她也叮嘱我，别逗父亲笑。
“让爸爸开心，有什么不好？”我不懂地问。
“开心可以，但不能笑。大手术，还没长好，一笑伤口就裂了。”
躺在床上的父亲点点头，对我挤出一丝苦笑。
也想起三毛，过世前一年，听说她因为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肋骨，我去荣民总医院看她。
她没化妆，拉着被单遮脸，一边怨我不先通知就去，一边怪我总是说笑话，害她笑一下，肋骨就疼一下。
最近和杏林子聊天，她也说：“刘墉真坏，老说笑话，害我笑。”
长久的类风湿关节炎，侵蚀了她的全身，手脚变了形，身体变了形，连上下颚的关节，也因为萎缩而压迫了食道和气管。她的声音很美，可是现在没办法大声说，说也说不久。她过去也很爱笑，而今却怪我逗她笑，害她咳嗽。
所幸她的心还是那么喜乐，用嘴角轻轻对人笑。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也受过“笑的苦”。
一天，我正作画，有位老同学来访。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看我挥毫，一边说自己的近况。
“我到屈尺去，看那边的溪水好清澈，就一个人，脱光了，下去游泳。”很有文艺才华的他，非常细腻地形容了四周的山光水色，述说他怎么试探溪水的温度，感受沁心的凉爽，忘我地漂浮其间。尤其当他形容日光照下来，射过他拨水的手指间，把他的身影映在溪底，更是美极了。
“我漂着、漂着，看着自己的影子，觉得自己好像……好像……”他沉醉在回忆里。
“好像什么？”我停下笔，问他。
他看看我，似乎还在回忆中，突然抬头，说：“好像一只大乌龟。”
我做梦都想不到他那么美的形容，到头来竟像只大乌龟，于是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他一副正经八百，十分不解的表情。惹得我更笑弯了腰，而且是向外呼气的笑，到往里吸气的“抽笑”。
当天夜里，我的气喘病复发，紧急住进了医院。
从那以后，即使听到很好笑的事，我也忍着，尽量在大笑几声之后结束，绝不发出“抽气式的笑”。
“笑，有时候真不容易。”
最近一位新闻界的老朋友对我一边说，一边摘下她的老花眼镜，又掏出面纸，擦擦左眼角，再蘸蘸右眼角，叹口气：“唉……一笑就流眼泪。”
她走了，我随手翻书，翻到野口悠纪雄的《超学习法》，其中有一段说：“像黑塞或罗曼·罗兰的作品，如果没有高中生丰富的感受力是读不来的。”又说，他希望退休之后，能重读一次高中时看的书。只是相信已经不可能唤起年轻时的感动。
合上书，我想，“笑”或许也是如此吧！
记得年轻的时候，最爱听黄色笑话，甚至在军中还有讲荤笑话的比赛，大家运足了丹田之气，放肆地大笑。
然后，进入社会，尤其在跑新闻的那段时间。截稿前，明明忙死了，却常有人停下笔，说个笑话。
管他好不好笑，办公室里都会发出一团笑。而且愈累，笑得愈大声。似乎用那笑，作为一种深呼吸的运动。
又过了二十年。我开始喜欢看古典笑话，在文言文的句读间，找寻古人辛辣的幽默，且把那幽默带上应酬的餐桌。
一桌老友，都有意气风发的当年，也都带来拿手的笑话，你一段，我一段，谁也不让谁。
有人会一边听一边拿笔记，说要回家讲给老伴听。
也有人口沫横飞，说的却是不久前才对同一批朋友讲过的笑话。
大家一样听，一样笑，一样掏出面纸，擦眼角不听使唤而流出的泪水。
我想，不同年龄爱不一样的笑话；同样的笑话，不同年龄听起来，是否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这群老朋友，由笑“人生的现象”，到笑“人生的无奈”。
常想起小时候的一位长辈，很爱打麻将，却总输，有一天和牌，而且居然是清一色自摸，发出少有的开怀大笑。
可谁曾想，在笑声中，那位长辈慢慢滑下椅子，死了。
自那事情发生后，常听大人提起，好像说一个悲剧，又像说一则笑话。
每次大家都哈哈笑几声，听不出是高兴还是应付。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哪个笑话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哪个笑话的背后，没有这种人生的讽刺？
想想那笑着溜下椅子的老人，断气之前，还能大笑几声，岂不是喜剧的结局？
比起那些由“不敢笑”，到“不能笑”的许多人，能笑几声，哈哈哈，管他是真是假，不都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