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枕着唐诗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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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暮年诗赋动江关

羯胡事主终无赖

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

杜甫有五首《咏怀古迹》诗,第一首写了他因为战乱,颠沛流离,先是东北方,后又漂泊到了西南地区,滞留三峡一带多年。因为胡虏,他有家不能回。诗的最后两句是:“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说庾信一生最为坎坷凄凉,但晚年的诗赋震撼了江关。

庾信是梁朝大诗文家,后仕北周,作有《哀江南赋》。杜甫在此诗中比况庾信,表现自己悲凉的感受。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诗人千千万万,真正如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更为精美、完善、感动人的,似不是很多。大部分的文人,其创作的高峰期,其文章的鼎盛期,是青年、中年。那个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绝句的王勃,写出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王勃,一生不过活了二十六年,写《滕王阁序》时,二十来岁。白居易写“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一诗时,才十六岁。因为这首诗,他一举成名。

封建时代的文人会受到仕途的挤压,受到朝廷的排挤、流放,会受到种种的生活磨难。但幸运的是不论何时,写作的权利还不曾被剥夺。所以青年、中年的才俊还是比较多。像庾信,文章到了老年才更为出彩,属稀缺现象,所以杜甫才在诗中吟咏自况。

宋朝时,“文章老更成”的,陆游应是代表。他活了八十多岁,晚年写的爱国诗词动人“动江关”,《示儿》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感动过无数代的中国人。

除了庾信、杜甫、陆游等人,几千年里,到底有多少人“暮年诗赋动江关”,我心中不太有数。

我心中有数的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了一批如庚信般老而有为的人。比如李锐,比如季羡林、张中行、韦君宜、于光远,比如宁夏我所认识的袁伯诚。

中国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尤其“文革”爆发,大批的文人学者就无所适从,不敢随意为文了。大作家王蒙,二十来岁,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表现出了良好的文学天赋,可是,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只能修地球了。似王蒙这样的人,在中国不知有多少。那时的中国,似乎什么都可以反党,都是反党。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一篇文章一本书,就可能是“毒草”,是罪证。那时的中国,真正是万马齐喑。

“文革”结束,右派平反,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得到改正,文人学者们的精神枷锁得以解除,许多有才华,有潜质,但却被耽误了几十年时间,已进入暮年或将进入暮年的人,开始追赶,开始发力,开始展示其老当益壮的一面。

李锐曾是毛泽东的秘书,但因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政治见解,庐山会议后,人生十分坎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锐写出了《庐山会议纪实》,写出了不少内容新奇,见解独特,为蒙冤者雪耻,为历史存证的文章和书籍。李锐堪称新时期的庾信。

周扬是“左联”的领袖级人物,是鲁迅所说的“四条汉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成了文学界一霸,为“左”的路线推波助澜,奔走呼号。胡风吃过他的亏,丁玲吃过他的亏,许许多多的文人艺人吃过他的亏。“文革”中,周扬却也无可幸免地受到冲击与折磨。周扬的晚年,开始伸张人道主义,开始忏悔,开始为文人们说公道话。虽然他晚年著述不多,窃以为,他应属于“庾信文章老更成”一类的人物。

张中行老先生曾是北大毕业生,可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员,新中国成立后进了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他的青年中年,如果没有曾是《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前夫这么一条花边新闻,几乎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在被政治重压了大半辈子之后,在文人获得一定的自由思想与言说的权利后,张老先生写出了一批受读者追捧的书,《禅外说禅》《顺生论》《负喧夜话》等等等等。到了,成了一个大器晚成的大作家、大学者。

虽然中国的古语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说“穷而后工”,这些话有一定道理,甚至于很有道理。但什么话也不能讲绝对了。如果只讲艰苦就能出人才出大人才出庾信,那就走向了极端。依愚之见,社会自由开放了,为文人们提供的环境宽松和谐了,有利于少年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庾信们的大器晚成。

杜甫以庾信自况,在自我宽慰的同时,心情想必是十分悲苦的。想想中国“文革”之后的一大批无可奈何做了庾信类人物的长辈,我们不但心中悲苦,脊背上还有一股凉意,一股穿透历史、震慑胆魄的凉意。

200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