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枕着唐诗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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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先时已入人肝脾

长绳百尺拽碑倒

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子斯文若元气

先时已入人肝脾

李商隐的七言古诗《韩碑》,叙述了韩愈奉敕作碑文以及立碑、毁碑的经过,对此事件的评价。

唐代自玄宗到顺宗,因藩镇叛乱,京都不守,皇帝狼狈出奔,蒙羞蒙耻。唐宪宗命宰相裴度讨敌,以雪列圣之耻。裴度的十四万大军攻破蔡州,活捉贼首。为此,“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皇帝高度评价了裴度的功劳,并命他的下属,随军做行军司马的韩愈为之撰写碑文,勒石立碑,以为纪念。碑文借鉴尧典等文,写得文采飞扬,言辞深切。碑立起来了,“碑高三丈字如斗”。但是,好事做了,麻烦来了。有人向皇帝进谗言,说韩愈的碑文包藏着私心。言外之意应该是写裴度的功劳多了,功高震主了。于是乎,“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碑趴下了,上面的文字也被磨掉了。类似的场景我们在电视上看过,伊拉克人把长绳拴在萨达姆塑像的脖子上,一个个地拽倒捣毁。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论所为对错,手法出奇的一致。

韩愈的遭遇很悲惨啊!但是,韩愈的功,裴度的功,是难以被埋没湮灭的。因为,“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碑文若天地浩然正气,早已深深刻在烙在人心里了,并未因碑文被磨掉而从人心中流失。

读《韩碑》,最震撼我的,是这两句:“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人类的思想、事迹等等一旦成为文化,便很难被人为地扼杀与湮灭。

《韩碑》说,“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商的盘和孔的鼎都有铭文,器物虽遗失了,文辞却代代相传。这就是明证。秦始皇“焚书坑儒”,书烧了不少,儒士活埋了不少,但儒与文化,中华文化,仍然鲜活地存在着,蓬勃地发展着,这也是明证。

其实,可以支持李商隐观点的事例很多。

藏族的《格萨尔王》,英雄史诗,长达几十万行。这部史诗,基本上是靠民间艺人一代又一代吟唱背诵,流传下来的。为什么能够流传?因为格萨尔是他们民族的英雄,他们心目中的神。

除了藏族,我国的其他少数民族,比如蒙古族以及西南的一些民族,许多也虽无碑,也无书,却有“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宏伟、可歌可泣的史诗和民间叙事诗。

有内涵,有深度,有能力,有活力的思想是禁不住的。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的重要凭依。“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攻势猛烈,但“孔家店”的某些柱石仍然屹立在中国人的心里。孔家店有该打的地方,全盘推倒则不可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把“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家诗》《女儿经》等等都纳入了批判讨伐的范围。可年轻的一代,通过“批判”,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滋养与沐浴。

历史的事实也是抹杀不了的。中华有丰富的著述,清朝皇帝为了删除内中揭露他们祖先原始落后习俗,以及其宫廷斗争中的肮脏内幕的内容,毁掉了不少书,但他们的那些破事,今人仍然知道。

西方先进的思想,遭到过中国守旧势力的抵抗。所谓“奇技淫巧,坏我民心”。但如今,电灯电话飞机火车电脑等等,一古脑儿进来了,普及了。而我们引进科技、发明创造的脚步仍不可能停歇。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遭到了更为残酷的围剿,抄家搜书烧书禁书,反动当局诸般手段用尽,可是呢,马克思主义却如白居易笔下的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遮不住,阻不住,并且终于有了结果,“剥夺剥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的政治家,许多的文人学者,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因为其著述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对统治者有所讽喻和揭露,对于人民民主、自由意识的苏醒与强化有引导与唤起作用,所以遭禁了,遭毁了。但是,有如“韩碑”一样,其内容,早已“入人肝脾”了,发挥作用了。毁掉的,只是表象的东西。

中国人有一些很不好的意识和传统,以言废人和以人废言即是。以言废人,那是治思想罪的做法。连脑子都不让活动,专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人废言呢,也很可笑。某人也许因为多种原因犯了错误甚至罪行,这个人被社会制裁了。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一个人栽了跟头,并不意味着他的一生都是错的,他一无是处、一无可取,他的言论著作统统是反动的、有害的,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也许他的许多言论许多思想许多著作都是正确的,或者大部分,或者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因人被废而废了其言,没有道理,也殊为可惜。因为那些东西,已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全社会全人类!

也许骨子里,李商隐是反对文字狱、反对以人废言的,这有《韩碑》为证!

2008.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