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急忙忙向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居民全认识他：
他总是带着枪。另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连他也扎起了武装带，别上了转轮手枪——这可就不妙了。
过了几分钟，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奔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其余的党团员也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戴着哥萨克羊皮帽，腰间照例挂着他的毛瑟枪，骑马跑了过去。显然是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广场，还是偏僻的小巷，一下子全都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一个人也看不见了。转眼间，小铺的门都挂上了中世纪的大锁，护窗板也都关上了。只有那些无所畏惧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还在垃圾堆上起劲地找东西吃。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下了埋伏。再往前就是田野，公路笔直，可以看出去很远。
利西岑收到的情报很简短：
昨夜骑匪一股约百余人，携轻机枪两挺，经交锋后，于波杜布齐地区窜入苏维埃国境。希即采取措施。匪徒于斯拉武塔林区消失。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红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特预先告知，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一小时以后，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后一公里是一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骑马的人小心地走近了，但是并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埋伏。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青年战士，做侦察工作还是个新手。园子里的人一下跳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他看见他们军便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不好意思地笑了。经过简短交谈，他又拨转马头，迎着行进中的骑兵队伍跑去。岗哨把红军哥萨克骑兵队放过去，又重新在那几个园子里埋伏下来。
几个动荡不安的日子过去了。利西岑接到通报说，匪徒企图进行破坏活动，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逃出国境线。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才十九个人，他们正加紧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刚刚组建成的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带是边境地区，他们时刻都得保持高度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加强部队里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些，使利西岑、特罗菲莫夫、保尔和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为数不多的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白天，保尔一跳下马，就走向办公桌；离开办公桌，就到训练新兵的广场上去；又要去俱乐部，又要去学校，还得参加两三个会议。夜里，他又骑上马，挎上毛瑟枪，厉声喝问：
“站住！什么人？”还监听越境走私的马车的辘辘声——第二军训营政委的白天和大多数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
莉达是妇女部长，小眼睛，出生在伏尔加河附近。拉兹瓦利欣是个挺漂亮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他“年轻而早熟”，喜欢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熟悉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的作品。他原来在一个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大约四个月以前才加入共青团，可是他在其他团员面前却总爱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子。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派，专区党委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把他派到别列兹多夫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升到了顶空。连最隐蔽的角落也被暑气占领了，所有的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狗也趴到粮仓的墙根底下，热得懒洋洋地直打盹。所有的动物似乎都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躺在井边的水洼中，把身子埋在污泥里，怡然自得地哼哼着。
保尔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手搭凉棚，微笑着说：“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您给上第一课。”
马感觉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保尔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凄厉的号叫。只有村子里失火的时候，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保尔使劲一拉缰绳，马立刻转过身来。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气急败坏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当中，拦住了她。附近各家也都有人跑到门口来，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婆。年轻力壮的都下地了。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保尔驱马走到这些人跟前的时候，又有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围着这个妇女，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子，惊慌地提出一大堆问题，但是她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法听懂。她只顾不住声地喊：“打死人啦！拿刀拼命啦！”这时，有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一只手提着粗布裤子，笨拙地跳着跑过来，逼住那年轻女人：“别乱叫了！像个疯子似的！哪儿打起来了？为的是啥呀？别吱哇乱叫啦！呸，真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呀！他们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是灾难临头了。街上立即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声，老头们也都愤怒地喊起来。这消息像警钟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村庄，传到了每个院子里：“波杜布齐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哪！”凡是走得动的人都从家里冲出来，操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朝村外正在血战的田地里跑去。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马，马立刻飞跑起来。黑马被他的喊声催促着，赶过了奔跑的人群，飞也似的向前冲去。它把耳朵紧贴在头上，四脚腾空，越跑越快。高冈上有一座风车，向四面张开它的翅膀，好像是伸出手来要挡住他的去路。风车右方，高冈下面的河旁，是一片草地。向左是一望无际的、随着山坡起伏的麦田。风从成熟的黑麦上面掠过，他用手抚摩它一样。路旁的罂粟开着鲜艳的红花。这里静悄悄的，热得难以忍受。只是从远处、从高冈下面、从那条好像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里，传来了喊叫声。
马朝高冈下面的草地疯狂地飞奔过去。“马脚只要绊一下，我和它准得完蛋。”保尔脑子里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但是马已经勒不住了，他只好紧贴着马脖子，听任风在耳边呼呼响。
马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人正在这里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凶猛地厮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马的胸脯撞倒了一个大胡子。他正举着一截芟刀把，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晒得黝黑的、结实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用沉重的靴子狠命踹他，想把他一下子置于死地。
保尔策马闯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冲开。没容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就疯狂地催着马，横冲直撞，朝野兽一般的人们冲过去；他觉得要驱散这伙打红了眼的人群，只有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办法。他狂怒地大喊：“散开，你们这些野兽！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顶上挥了一下，纵马一扑，开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逃走了。保尔就这样一面狂怒地驱马在草地上奔驰，一面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离开草地四散逃跑了，一来是为了逃避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恶狠狠的凶神和他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来到了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好长时间，传讯了见证人，但是始终没有查出祸首来。这场械斗没有出人命，受伤的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竭力向站在他面前的愁眉苦脸的农民说明，他们这场械斗是野蛮的和违法的。
“审判员同志，全怪地界，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每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一星期之后，丈量队走遍了刈草场，在双方有争议的地方钉上了木桩。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因为天热，又走了许多路，弄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丈量土地，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像个什么样子！拐来拐去的，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再说那些耕地，一块地也就三步宽，全是插花地，要分清楚，简直会把你气疯了。就是这么小块的地，还在一年一年地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一分家——一小块地又分成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些地就全都会变成地界，再也没地方下种了。现在就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咱们就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温厚地看了看对方。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吧？不过，您知道，那个社会还远着呢。”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啊。”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那只是个别情况，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在继续丈量土地。两个小伙子钉木桩。原先的地界还勉强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只剩下露在草地上的稀稀落落的几根烂木头了。刈草场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瞪眼监视着，一定要把木桩钉在原先的那个地界上。
赶车的是个嘴闲不住的人，他用鞭杆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过身来对坐在车上的人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也搞起共青团来了。早先可没这玩意儿。这些事看样子都是那个老师兴起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吧？她还挺年轻，可真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娘们全都鼓动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搞了不少名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气头上给老婆一个耳刮子，这是常有的事，老婆不揍哪行啊！早先，她们只好揉揉脸，不敢吭声。现在你还没碰她一下，早吵翻了天。说是要上人民法院去告你，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给你背法律条文。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她本来是个不爱吱声的女人，现在也当上代表了。大概是管老娘们的头头吧。
全村都来找她。开头，我真想拿马缰绳抽她一顿，后来一想，我才不管她呢。让她们见鬼去吧！让她们瞎吵吵去吧！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口子倒是个好样的。”
赶车的搔了搔从麻布衬衫领口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地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子。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莉达要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怎么，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莉达开玩笑地问那个赶车的。
赶车的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回答：“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可以玩玩，演个戏呀什么的。滑稽戏，要是演得真好，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我们起先以为孩子们准是胡闹，可是正好相反。听人说，像喝酒、耍流氓这些事他们都管得挺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就是老反对上帝，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办不到，老年人为了这个都斜着眼睛看这些团员，对他们挺不满意。别的还有啥呢？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怎么样：光要那些啥也没有的穷棒子，要那些当长工的，再不就是一点家业也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也不要。”
马车下了山坡，到了学校跟前。
共青团的支部一个接一个地在边境各村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幼芽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和莉达整天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不愿意下乡。他跟那些农村小伙子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常常把事情搞糟。莉达和保尔平易近人，很自然地就和那些青年打成了一片。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交了好多知心朋友，并且同她们保持着联系，不露声色地培养她们对共青团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第二军训营负责对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大街上，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手风琴使保尔同青年们成了“一家人”。手风琴奏起快速的进行曲，热烈而动人；奏起忧郁的乌克兰民歌，亲切而温柔。许多乌克兰农村青年就是在这迷人的琴声引导下，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大家倾听着保尔的演奏，也倾听着这位工人出身的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村子里开始听到新的歌曲了，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以外，又出现了别的书。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要提防的已经不只是边防人员，因为苏维埃政权现在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边境各村团支部的同志由于一心想亲手捉住敌人，有时甚至把事情做过了头。碰到这种情况，保尔就不得不出面援救他们。有一次，波杜布齐村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性子急、爱辩论的蓝眼睛小伙子，反宗教的积极分子——通过他自己的特殊途径得到线索，说夜里将有一批私货运交村里的磨坊老板。于是他就把全支部的同志都动员起来，带上一支教练枪和两把刺刀，由他领着，当夜就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等待野兽落网。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有关这次走私的情况，并且设下了埋伏。双方在夜间发生了误会，多亏保安人员沉着冷静，共青团员在格斗中才没有伤亡。他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里关了起来。
保尔当时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刚接到的报告告诉了他，于是他赶紧骑马去搭救同志们。
当地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件告诉了他。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子，我们不能委屈他们。不过，为了叫他们往后不再包办我们的任务，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安地倒换着，站在那里。保安机关负责人两手一摊，做出毫无办法的样子，说：“你瞧瞧他们吧。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
格里沙一听就激动起来，说：“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给苏维埃政权出点力。我们早就盯住这帮富农了，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强盗关起来。”说完，他委屈地扭过身子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板着面孔，进行了严肃的交涉以后，才停止了这场“吓唬”。
“要是你给他们担保，今后不再到边界上走动，而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我就客客气气地释放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担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再让我下不了台的。”
这个支部全体十一名团员一路上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发生的事情没有张扬出去。
不久，那个磨坊老板终于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都激动起来。
人们紧张地期待着，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在西方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