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相似性格的人很多，但他们的命运却不一而足，甚至截然不同，这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和自身条件不同所造就的。当一个人的性格在特定条件下凸现在人生命运的矛盾焦点时，“性格决定命运”无疑的成为了至理名言。
一个成功的强者，必然有着与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成功相适应的性格特征。
一个成功生存的弱者，必然也存在能使他成功生存的个性。
§§§第一节 成功背后的性格因素
1.谢安处事不惊，游刃有余
东晋名相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出身名门大族，祖父谢衡以儒学知名，官至国子祭酒；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安年轻时就思想敏锐深刻，举止沉着镇定，风度优雅流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乘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个有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宰相之位举足轻重，凡是能够成为宰相的人，除了出众的才学之外，还要有冷静处世、周旋于众人的本事。在乱世更是如此。东晋中期，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淝水之战前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夺权斗争，集中表现在司马氏皇权与世族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桓温身兼大司马、都督和扬州牧等官职，成为总理内外的权臣，虽然他的北伐在客观上有重大意义，但目的在于“欲先立功河朔，还加九锡”，桓温又废司马奕，立简文帝，形成了“臣猾陆梁，权臣横恣”的形势。这种时局多虞的形势，既危及东晋的统治，也威胁着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这时，东晋还存在着严重的外患，苻坚统治的前秦在逐步消灭北方各割据势力的同时，不断把矛头指向东晋。东晋的边境已形成“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的紧迫形势。
东晋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具备处理复杂矛盾条件的人物，在这时，谢安正好应时而出，然而谢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名望去猎取高官厚禄。东晋朝廷先是征召他入司徒府，接着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都被谢安以有病为藉口推辞了。后来，拒绝应召的谢安干脆隐居到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出则游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优游乐山林，就是不愿当官。后来，朝廷又曾多次征召，谢安仍然予以回绝。以此激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接连上疏指责谢安，朝廷因此作出了对谢安禁锢终身的决定。
然而谢安却不屑一顾，泰然处之，并不因为朝廷的胁迫而恐慌，照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游乐山林之间。终于，在他40岁时，他作出重大决定，应桓温召为司马，于是从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到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在15年中，迅速登上了辅政的地位，成为东晋一名非常有作为的宰相。
公元373年（东晋宁康元年），简文帝司马昱死，考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效，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堡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京城内人心惶惶，而朝廷的重望所在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戮王、谢。王坦之当然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谢安则不同，听了这些议论，他神情坦然地对王坦之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颠倒了。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这时，王坦之等人则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谢安在闲谈中还观察到壁后埋伏着武士，这时谢安也没有慌乱至极，而是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桓温只得尴尬地下令撤除了埋伏。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孰。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
在返回姑孰之后，桓遇患上重病，且病情日益加重。但他还在幻想着能得到加九锡的殊荣，不断派人催促。谢安故意拖延，对已经起草好的诏书一再加以修改，迟迟不予颁发。桓温终于没有如愿，抱憾而死。
桓温死后，谢安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与尚书令王彪之一起执掌朝政。数月后，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州刺史，谢安又兼总中书省，实际上总揽了东晋的朝政。为了缓和矛盾、稳定政局，谢安实行了着眼于长远，以和谐安定为重的执政方针。他没有趁桓温病死的机会翦除桓氏集团，仍然信任和重用桓温的弟弟桓冲，让他担任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和徐州刺史，负责镇守京口，后来又转为都督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桓冲也深明大义，认为自己的德望不及谢安，心甘情愿地以镇守四方为己任。将相关系的协调，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当时人赞扬谢安，将他比作王导，而文雅则更胜一筹。谢安不动声色避免了一场与桓温的大内战，防止了东晋王朝的没亡，使社会转危为安；又在一段时间内既改变了世族军阀篡权的局面，又使将相关系协调起来。这种稳定的局面，是东晋王朝继续发展的社会条件，为淝水之战东晋获胜奠定了政治基础。
内部安定之后，谢安又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当时，前秦在苻坚的治理下日益强盛，东晋军队在与前秦的交战中屡遭败绩。谢安派自己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率军征讨，接连取得胜利。又命谢玄训练出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为抗击前秦作好了准备，同时也作为维护集权的依靠。
著名的淝水之战更是显示出谢安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一面。
太元八年（公元383）8月，前秦皇帝苻坚亲自带领百万大军攻打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向南的大路上，烟尘滚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拉了千把里长。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在今河南沈丘南），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从东到西一万多里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路进军，向江南逼近。一时间，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上下震惊。晋朝军民都不愿让江南陷落在前秦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拿主意。
这一回，苻坚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晋，谢安决定自己坐镇建康，派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谢玄担任前锋都督，带领八万军队前往江北抗击秦兵，又派将军胡彬带领水军五千到寿阳（今安徽寿县）去配合作战。
双方的力量相比是十分悬殊的，将领们都心神不安。谢玄去向谢安请示作战方略，谢安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自有安排”。谢玄心里想，谢安也许还会嘱咐些什么话。等了老半天，谢安还是不开腔。
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探问一下。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他山里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还有许多名士先到了。张玄要想问，也没有机会。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他总是赢的。但是，这一天，张玄根本没心思下棋，勉强应付，当然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玩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天黑才回家。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
东晋大将桓冲在荆州听说京城危急，写信给谢安，表示要派三千精兵援助京师。谢安对派来的将士说：“我这儿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还是回去加强西面的防守吧！”
将士回到荆州告诉桓冲，桓冲很担心。他对将士说：“谢公的气度确实叫人钦佩，但是不懂得打仗。眼看敌人就要到了，他还那样悠闲自在，兵力那么少，又派一些没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我看我们准要遭难了。”可是结果并不像桓冲担心的那样，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府上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问他什么事？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大敌当前，谢安仍然能和朋友从容不迫地下棋对弈。这种镇定的功夫，不是我们轻易就能学得到的。如同三国鼎立时的诸葛孔明，“胸中自有百万兵”，空城操琴，疑走魏军潮汐之众；也像粗中藏细的张翼德，当阳立马横戈，三声猛喝，惊退曹兵百万。如此气概与胆略，确非朝夕之功即可得，而是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所使然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冷静理智是一种胆识，更是一种心理谋略。
古往今来，许多事实莫不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理智型性格的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原因是内在心理机制与相关素质的外在体现，于镇静中思索谋事，能够剔除因惊慌失控的心理影响而导致的对策失误；反之，则抑制思维机变的能力，使决策结果带有偏颇和不彻底性。同时，冷静理智可以稳定自己，威慑对手，使对方对你产生敬畏、疑虑，甚至恐惧的心理，达到在心理上压倒对手，从而使之未战先衰或不战而屈的目的。所以，遇事才会镇定自持，临事不乱，遇到各种事情都能冷静、正确地泰然处之。
2.曾国藩：方圆大师，成功励志祖师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成就很益于其方圆运筹，使他处江湖之远深得民心，处庙堂之高深得君意。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他一生是福禄寿禧都占全，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当帝王师，做圣人相”这种方圆性格的人。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是名利双收！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曾国藩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按正统的封建理论来说，应该是出将入相，可是由于他镇压的是农民起义故而称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足可见其个性方圆的一面。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应时而出。与清朝的八旗绿营兵相比，这支由寺方团练组成了武装队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在与太平天国的交战中，湘军最初也是连战连败。曾两次，羞愤多加的曾国藩都企图投水自尽。后袚部下救起。其实曾国藩两次投水，都不过是做做样子，并未真想死，只是为了收扰人心。其方圆性格可见一斑。
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有了更大的指挥权，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清政府连连告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自此以后，太平士气大落，而湘军则是越战越勇，最终完成了剿杀太平军的使命。
在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这也是曾国藩的“方圆”。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两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光宗耀祖。
在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曾国藩没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性格办事，会落个年羹尧一样的下场。因此说，曾国藩的确因方圆性格而成功成为今人推崇的对象。
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
曾国藩的方圆性格还体现在对待朋友上，他和左宗棠的交往，不能不让人叹服。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有一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二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里曾国藩言语比较温和，既抓住了左宗棠的个性特点，又指出了彼此的矛盾，但对此不发表任何议论。而左宗棠的言语，明显过于尖刻，且盛气凌人，大有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不可一世之态。由于性格差异，左、曾二人的关系曾一较紧张。如果不是曾国藩采取以德报怨的态度，用柔和的心态包容刚硬耿直的左宗棠，大清历史上的两位儒将，势必会交恶相争，影响大清江山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