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大道与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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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鲁迅的不看章太炎与胡适的不看雷震(1)

在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中,却有一件小小的“公案”。1914年6月初至15日,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南下洼龙泉寺期间,曾绝食抗争。此事当时动静很大。这期间,鲁迅未曾到龙泉寺看望过章太炎。

一个人,如果在日记中提到某人时都恭敬有加,那一定是对后者发自内心地尊敬。鲁迅在日记中都对之恭恭敬敬者不多,就那么两三人。依鲁迅与之相识早晚为序,第一人是俞明震。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时,俞明震是学堂总办,也就是校长。鲁迅在散文《琐记》中有这样的叙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①这“新党总办”,就是俞明震。俞明震字恪士。鲁迅在日记中写到他时,有时称“俞师”,有时称“俞恪士师”。俞明震晚年寓居北京,鲁迅多次登门看望。例如,鲁迅1915年2月17日日记:“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这“俞师”就是俞明震。鲁迅1915年4月10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午后访俞恪士师,未遇。”去看望俞明震,俞明震却不在家,于是鲁迅第二天的日记便有这样的记载:“午后访俞恪士师,略坐出。”头一天没有见到“俞师”,第二天又去了。去了,也就是坐一会就告辞。登门拜访,本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想看看过去的老师,想与老师说几句闲话而已。鲁迅在日记中对之恭恭敬敬的第二人是章太炎,第三人是蔡元培。先说蔡元培。俞、章、蔡三人中,鲁迅与蔡元培相识最晚。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许寿裳是教育部职员。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于是鲁迅也来教育部就职,这才与蔡元培相识。1936年10月,鲁迅先于蔡元培辞世,在此之前,鲁迅一直与蔡元培保持来往,所以,俞、章、蔡三人中,蔡元培在鲁迅日记中出现次数最多。在日记中,鲁迅有时称蔡元培为“蔡先生”,有时称“孑民先生”。从1912年与蔡元培相识,到1936年辞世,二十几年间,鲁迅与蔡元培一直有交往,对蔡元培的某些言行,鲁迅内心未必完全认同,虽然问题并不严重,但也可能多少影响到鲁迅对蔡元培的态度,所以,在日记中,径称“蔡孑民”的情况,也是有的。总体上,鲁迅对蔡元培是很尊敬的。

①见《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鲁迅与章太炎相识于东京。1903年春,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上海,并与邹容相识。邹容写了《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发行。6月9日,《苏报》发表《读革命军》一文“以阐扬之”;次日,又发表章氏序文。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这“是章邹与苏报牵合之点”①。1903年6月,章太炎又发表了洋洋洒洒近万言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6月29日,《苏报》转载此文,且将题目改为《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邹容的《革命军》,章氏为《革命军》所作序言和驳斥康有为的文章,令清廷亦恐亦怒。在清廷的压力下,上海工部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是为“苏报案”。章、邹最终被判处监禁三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邹容未等到监禁期满便瘐死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当晚便乘船东渡。到东京后,章太炎主持《民报》笔政。与保皇派笔战之余,章太炎还应部分留日学生请求,举办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鲁迅嫌大班“太杂沓”,便与许寿裳等人商量,请章太炎另开一小班。章太炎欣然应许。于是,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每个星期日的上午上课,先讲《说文解字》,后又讲《庄子》,听讲者只有许寿裳、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个人。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民报社听讲二》中,对此有这样的回忆:“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于学生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鲁迅听章太炎讲学,有的说几个月,有的说半年多,有的说一年多。总之,虽然时间不长,但学术旨趣、文化观念,甚至政治思想上,都深受章氏影响。完全可以说,鲁迅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

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91页

对章太炎,鲁迅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爱,也有着由衷的感激。在日记中,鲁迅有时称“章先生”,例如,1912年12月22日日记:“同季巿赴贤良寺见章先生,坐少顷。”1915年1月31日日记:“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归。”但更多的时候,是称“章师”,例如,1914年8月22日日记:“午后许季巿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1915年2月14日日记:“午前往章师寓……夜归。”1915年5月29日日记:“下午同许季巿往章师寓。”1915年6月17日日记:“下午许季巿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

然而,在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中,却有一件小小的“公案”。1914年6月初至15日,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南下洼龙泉寺期间,曾绝食抗争。此事当时动静很大。这期间,鲁迅未曾到龙泉寺看望过章太炎。章太炎绝食,鲁迅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敬爱的老师面临生命危险,同居京城,鲁迅是否应该去看望、去劝说呢?依常情常理,是很应该的。但鲁迅终于没去,也自有其苦衷。

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看望、去劝说,这让我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台湾,当雷震被国民党投进监狱后,同居一岛的胡适,一次都没有去探过监。雷震批评蒋氏父子、批判国民党、办《自由中国》、争民主、争自由,是得到胡适大力支持的。如今,雷震锒铛入狱,依常情常理,胡适应该到监狱去看望、安慰雷震,哪怕只去一次。但直至猝然辞世,胡适都没有踏入过监狱的大门。胡适如此“绝情”,当然也有他的无奈。

章太炎在龙泉寺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看望、劝说,本来没有被研究者注意。使得此事成为问题的,是许广平。

许广平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用较多的篇幅写了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其中一段是:

鲁迅先生对于太炎先生是很尊崇的,每逢提起,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当章先生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时,曾经被逮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先生亲自到监狱婉转陈词才进食的。①

这里“还是推先生”中的“先生”,指鲁迅。按许广平的说法,章太炎“被逮绝食”后,鲁迅“亲自”到章太炎跟前劝说,而鲁迅也终于说服了章太炎,于是章太炎恢复进食;而且,鲁迅前去劝说,是“大家”公推的。这“大家”,应该指章太炎在京的诸弟子。诸弟子之所以公推鲁迅前去,是因为其他人“没法子敢去”。这也就意味着,章太炎绝食期间,鲁迅是唯一前去“婉转陈词”者。

1979年10月,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其中的《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一文,正的就是上引许广平这段话之误。朱正依据多种资料,令人信服地指出:在章太炎于龙泉寺绝食期间,鲁迅没有去探望过,因此也就谈不上对章太炎“婉转陈词”的问题;而且,在此期间,并非“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而是弟子们曾“环吁床前,请进食”,所以,鲁迅非但不是唯一前去“婉转陈词”者,倒可能是少数没有去劝说者之一②。

①见《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44页。

②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湖南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章太炎因绝食而生命垂危,弟子中多人前去看望、劝说,鲁迅却没有出现在床前,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该如何解释鲁迅在龙泉寺的缺席呢?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挤掉孙中山,坐上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这时,章太炎是寄希望于袁世凯的,因而也支持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南下,坚持以北京为首都,章太炎公开表示赞同。1912年4月,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于是章太炎也北上到北京定居。章太炎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是以为袁世凯真心拥护共和。袁世凯当然会让章太炎失望。二人间的矛盾便日见其甚。袁世凯嫌章太炎在北京碍事,便于1912年冬任命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这只不过是一个虚衔。1913年3月,宋教仁遭刺杀,这令章太炎对袁世凯从失望走到绝望。7月,章太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的职务,南下上海,会见孙中山,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章太炎被袁世凯诱骗到北京。章太炎到北京后,袁世凯立即派人将其监视起来。袁世凯要称帝,就要扫除障碍。一般的人,如袁认为是绊脚石,就直接肉体消灭。章太炎是袁世凯通往帝位的绊脚巨石,袁世凯当然也想把章太炎直接干掉。无奈章太炎影响太大、声望太卓著,欲杀而又实在不敢。将章太炎监视起来,限制其自由,特别是剥夺其发表言论的自由,是袁世凯对付章太炎的唯一办法。

袁世凯称帝前的几年,大搞恐怖主义。1933年4月,鲁迅写了《〈杀错了人〉异议》一文,对这几年的情形有所回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党,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①

①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00页。

②亦称《京畿军政执法处冤狱录》。

世间有“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两说。袁某的狂捕滥杀,称“红”称“白”皆不合适。袁某大搞恐怖主义的目的,是为自己穿上龙袍、坐进龙椅扫清道路,龙袍龙椅都是黄色的,所以,袁某的狂捕滥杀,勉强可称之为“黄色恐怖”。北京城中,“黄色恐怖”自然更甚。袁世凯直接掌控的京畿军政执法处,有任意监控和捕杀官民之权,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这个执法处,抓捕、审讯、判决、行刑,都是秘密的。其时国人,尤其京城人士,谈之而色变。执法处的总办,先是陆建章,后是雷震春,二人皆被国人目为魔鬼,称作“屠户”。关于这军政执法处,论及者众多。但如果不读王建中所著的《洪宪惨史》②,就不知道这军政执法处是如何“执法”的。这军政执法处,是“错拿了不能错放”的地方,进去了而能活着出来者极少。为避免内情外泄,即便发现抓错了人,也往往处死。所以,军政执法处的详情,鲜有人知。而王建中则是极少数活着出来者之一,更是出来后唯一著书揭露执法处内幕者。王建中于1913年被选为全国省议会联合会会长,又被江苏省督军冯国璋聘为督署咨议。1915年9月,王建中因被袁世凯视作称帝阻碍而在沪被捕,被捕后不久,被押送京畿军政执法处。军政执法处两次判处王建中死刑,都因冯国璋竭力营救而未能执行。冯国璋的实力,让袁世凯不能不给个面子。死刑虽暂缓,但拘押却难免。直至袁世凯“龙驭上宾”,王建中才走出鬼门关。在《洪宪惨史》的“自序”中,王建中说:“余民国四年避难沪滨,因反对洪宪帝制嫌疑,被捕于英界爱而近路。罗织引渡后,遂羁押上海镇守使署……是年十月杪,递解京师,交由京畿军政执法处非法讯办。甫经到处,遂加以全身桎梏,押入乙号牢笼。虽戏剧中常演之鄷都城、鬼门关、阎罗殿,其森严恐怖,尚不足以形容该处于万一也。”至于为何要写这本书,王建中的解释是:“余虽不文,勉为编述,彰善瘅恶,警告同胞,庶使非法杀人机关如京畿军政执法处者,再不至于发现于共和时代,斯乃余之志愿,而世界主张人道者,亦固无不乐为赞同也。”①

①王建中:《洪宪惨史·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