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大道与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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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西安上空,《大公报》如雪飘飞(2)

从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可知,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的无线电广播和报纸,对张学良一味“谩骂”,这只能使“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大有碍于“和平解决”,因而也是宋美龄所极不乐见的。但有大影响的《大公报》,其言论则极合宋氏心意。其时也供职于《大公报》的徐铸成,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说,事变次日晚,张季鸾早早地就到了报社,让徐铸成很不解。“他如此早到编辑部,这是从来没有的,即创刊之初也没有那么紧张,而且时而抓抓头皮,时而站起来不断来回走动,像有满腹的心事。”抓抓头皮、来回走动后,张季鸾毅然地说:“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入侵,各个击破。”于是,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踱进小屋写“社评”,“还不时出来,看有没有外国通讯社续到的新闻。这一天,他到深晚才叫工友到外面买一碗面充饥”。①次日,12月14日,《大公报》刊出了这篇“社评”。用徐铸成的话说,标题有些“兀然”:《西安事变之善后》。事变刚刚发生,《大公报》第一次发言,提出的就是“善后”问题。这表明,张季鸾无意于一味攻击张学良。他从一开始,就想的是怎样把事变的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求得事变的“和平解决”,怎样让蒋介石平安出险,怎样不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①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②见《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12页。

不能不说,这的确是站得高,看得远,体现了异于流俗的目光。

①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修订版,第112页。

在《西安事变之善后》中,张季鸾首先强调:“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陕事主动者尚拒绝此意,使政府领袖不能行使职权,甚或加以不测之危害,是则须负甘心祸国之完全责任,不论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国良知纯洁之国民应一致反对之。”又说:“夫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而中国今日统一之底定及领袖之形成岂易事哉!十年来国家以无量牺牲,无量代价,仅换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将至自亡。艰难困苦之中国,今才见彼岸,而又遭逆风之打击,主其事者,抚躬深省,果为何来乎?”这当然也是在责备张、杨。但这种责备,让人感到的是“苦口”与“婆心”,而不像其他人的戟指怒目,让张、杨感到的是必欲“食肉”与“寝皮”的痛恨。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季鸾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善后方式:“故吾人以为公私各方面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倘其有济,则劝政府必须宽大处理,一概不咎,国家问题,从长计议。”张季鸾一开始就亮明了“反战”的态度:“非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战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在一片怒骂和主战声中,这“宽大处理,一概不咎”之议,这“勿用战乱手段”之见,实在显得很独异。《大公报》的声音是低调的。唯其低调,才格外引人注目。不能不说,这才真正是为国家着想。

这当然也是最有利于蒋介石本人的。但《大公报》并非从来就对蒋介石如此“友好”的。也是张季鸾执笔的“社评”,曾经对蒋介石极尽嘲讽、责骂之能事。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蒋介石公开发表一篇声明,说“美满姻缘”于人生如何重要,而自己得与宋氏成婚又如何“幸福”,并如何有利于自己此后之“革命工作”……这算是自己“人生观”的一种表达。12月2日的《大公报》,便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这样开头:“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然蒋犹不谨,前日特发表一文。一则谓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再则谓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反翘其浅陋无识之言以眩社会。吾人至此,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蒋氏的结婚声明,确乎有几分轻佻、肉麻。而张季鸾接下来的驳斥,则真可谓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全不顾其时蒋氏已声名显赫、势焰熏天。针对蒋氏“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的表白,张季鸾驳斥道:“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记,成中国第一良史。美国爱迪生,一生不娶,发明电学,裨益人类,古今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之不得恋爱者多矣,宁能谓其人生无意义乎?”针对蒋氏所谓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大有“进步”的宣言,张季鸾的驳斥就更不留情了:“然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引按:指北伐)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皆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呜呼!革命者,悲剧也。革命者之人生意义,即在悲剧中求之。乃蒋介石者,以曾为南军领袖之人,乃大发其欢乐神圣之教。夫以俗浅的眼光论,人生本为行乐,蒋氏为之,亦所不禁。然则埋头行乐已耳,又何必哓哓于革命。夫云裳其衣,摩托其车,钻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则洋场华屋,行则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为世俗所恒有。然奈何更发此种堕落文明之陋论,并国民正当之人生观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评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宁府军队,尚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亦当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而十数省战区人民,因兵匪战乱,并黄面婆而不能保者,蒋氏又何以使其得知有意义之人生?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这文章实在写得漂亮,读之朗朗上口,思之莞尔而笑。蒋介石出言不慎,代价堪称惨重。

1927年的《大公报》和张季鸾,如此尖锐严厉地批评蒋介石,是出以公心。1936年的《大公报》和张季鸾如此坚定明确地维护蒋介石,也是出以公心。继14日的《西安事变之善后》后,15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执笔的《再论西安事变》,16日,发表了张季鸾执笔的《望张杨觉悟》。时任《大公报》编辑主任的王芸生后来回忆说:“从十二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之前,大公报连续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望张杨觉悟》《讨伐令下之后》《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国家进步之表现》《中国不做西班牙》《共同维系向心力》等社评,中间还夹带胡适一篇《张学良的叛国》的星期论文。这当中特别是十二月十八日的社评,张季鸾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一篇代表作。”①

这封公开信,与《大公报》此前的一些谈论西安事变的文章一样,态度是严正的,但是,语气却较此前明显严厉了。公开信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以全体人民的口吻,义正词严地谴责“西安军界”。公开信希望“西安军界”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但却没有流露出丝毫“求”的意思:不是恳求,不是哀求,更不是乞求。公开信十分鲜明地向张、杨显示出这样的姿态:我们之所以给你们写这样一封信,是不忍见你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给你们指明一条自救之路。

①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

公开信对“西安军界”说:“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这是大义凛然的怒斥。公开信让“西安军界”知道他们是如何犯了众怒:“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说甚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的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公开信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仅指明了全国各界对“西安军界”的“痛恨”,还强调了全国各界对“西安军界”的“痛惜”。“痛惜”,表明张、杨们的行为不仅是在毁灭国家民族,也是在自毁名节,自毁前程;“痛惜”,还表明全国各界对张、杨们悬崖勒马的期待,也暗示着张、杨们还有迷途知返的可能。

“西安军界”是打着“停止内战”的旗号拘禁蒋介石的。公开信则强调这是在抱薪救火:“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这种质问,特别有力量。“西安军界”面对这样的质问,只能哑口无言。张、杨劫持蒋介石,唯一的理由是蒋介石不愿意停止与中共的“内战”,因而只能用所谓的“兵谏”的方式迫使“内战”停止。然而,公开信指出:中央对西安的讨伐令已下,讨伐大军正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向西安挺进,更大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这在警告张、杨:你们以停止内战为目的的行为,如果引发比国共内战规模大无数倍的内战,你们将何以自处?你们到那时候如何向全国全世界交代?这里还有着这样的暗示:如果蒋介石出事,如果蒋介石死在西安,那中央的讨伐大军就成了“哀兵”,而“哀兵必胜”!也就是说:如果蒋介石死在西安,你们一定会被消灭!你们一定会死有余辜!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公开信刚中有柔。在对张、杨严词谴责、厉声教训后,也强调,张、杨虽然已经走到了绝境的边缘,但还没有陷入绝境,还有自救的可能:“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上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相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这是在告诫张、杨:立即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且求得蒋介石的宽宥,是你们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公开信提醒张、杨:“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因此:“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这是在警告张、杨:必须无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提任何要求都是荒谬和愚蠢的。

刊有《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这一张报纸,加印了数十万份。1936年12月18日当天,宋美龄派出的飞机,载着这数十万张报纸,飞临西安上空,然后向下播撒着这些报纸。这些报纸,飘着,落着,落在大雁塔上,落在小雁塔上,落在钟楼上,落在鼓楼上,落在骊山上,落在城墙上,落在树枝上,落在街道上,落进军营里,落进大杂院,落在平民的屋顶,也落在蒋介石“囚室”的房檐……

徐铸成回忆说,张季鸾平素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似无来往。但从14日开始的连续几篇“社评”,肯定会引起宋氏兄妹的注意。因为在一片切齿之声中,张季鸾只是温言相责;在杀气腾腾的主战声中,张季鸾反复强调“救人”第一。这与宋美龄的心意极其一致。如果是一家影响不大的报纸发此论调,也许还不会让宋美龄太在意。但影响巨大、声誉极好的《大公报》在如是说,宋美龄就完全可能要主动借助它了。徐铸成说,《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显然是事前与宋氏兄妹商定的”。①其实,这一点,公开信中已经挑明了:“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这应该是宋氏兄妹读了最先几篇“社评”后,主动约见张季鸾,共同策划了这封公开信。而将刊有公开信的这一张加印数十万份,派飞机运到西安上空散发,自然也是事先计划好的。

《大公报》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这封以非常方式传到西安的公开信,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发挥了良好作用的。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全国各地都响起了庆贺的鞭炮声。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鞭炮声惊醒了正在老虎桥监狱里酣睡的陈独秀。不年不节,为什么鞭炮齐鸣?——陈独秀很纳闷。当陈独秀弄清楚原因时,自言自语道: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蒋梦麟是在北京听到喜讯的。他说:“号外最先送到东安市场的吉祥戏园,观众之间马上掀起一片欢呼声,弄得戏台上唱戏的人莫名其妙。大约半小时之后,北平严冬夜晚的静寂忽然被震耳的鞭炮声冲破了,漆黑的夜空中到处飞舞着爆竹焰火的火星。”他还说到,当时有一位朋友正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车到苏州,苏州城内震天的鞭炮声令全车人十分不解,待到打听清楚后,乘客们也想放一阵鞭炮“以发泄抑郁已久的情绪”,但车站上买不到鞭炮,“于是车上的女学生就放开喉咙高唱起来”①。我想,女学生的高歌,一定引来众人的齐唱。

①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修订版,第114页。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说,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住进中央医院休息。到医院慰问者自然很多。张季鸾也到医院慰问,“蒋对他自然更加尊重”。蒋介石遭囚禁期间,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曾连篇累牍地发表满纸詈骂的声讨文章,力主对西安“严加讨伐”,赞成派飞机轰炸西安。蒋回南京后,《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也到医院看望。程照例说了些安慰的话,而蒋则冷冷地答道:“我活着回来了,没有死!”

2010年11月19日初稿

2012年4月30日改定

①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