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认为慈禧调董福祥军是用来镇压变法的，但实际上，对付变法，慈禧不需要那么多“帮手”。前面我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是终止一个变法而不是开始“临朝训政”，慈禧是能够比较轻松地搞定的，慈禧的困难不是终止变法而是如何顺利地主导朝政，而她调董军进京也并不是“镇压变法”（请注意调军时变法已经终止了），而是和立召荣禄进京的目的是相同的：为了牵制和监视自己的政治盟友——端王集团！
也就是说，董福祥本来就是慈禧信任的人，现在由荣禄进行整编，只不过是给他的甘军换个番号而已，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神秘的荣禄大人竟然和这位前驴贩子也有关系！
在担任西安将军期间，荣禄就注意到了董福祥，有心和董福祥结交。有的史料上说他和董福祥结拜成了兄弟，有的说没有结拜，反正关系还不错。而荣禄对董福祥一直很客气，即使荣禄后来出任直隶总督，恰巧又成为董福祥的领导，荣禄的态度也是一如之前，并没有摆领导的架子，看来荣禄大人笼络驴贩子是有一手的。
袁世凯一直算是荣禄的“心腹”。1895年12月，从朝鲜回国后的袁世凯能够进入军界，去小站编练新军，其实就是荣禄大人推荐的功劳。虽然荣禄也很清楚小袁这个人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表面上很谦恭，实际上却很难驾驭，处处表忠心，实际上却一直在骑墙，但荣禄对袁世凯其实一直是有特殊感情的。
荣禄力荐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也刚刚成为兵部尚书，属于在军中培育个人势力的阶段，当发现小袁这个人很不简单时，荣禄就把袁世凯当作嫡系来培养和看待了。事实上小袁在小站练兵时，大搞军队“私人化”，又花银子无数，朝廷中很有非议，每次都是荣禄的力保才让袁世凯平安无事。
因为荣禄的关系，1895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慈禧对一直在小站练兵的那个“小袁”，印象还不错。
可是当慈禧得知谭嗣同其实很早就找过袁世凯，而袁世凯一直到迫不得已时才告发时，慈禧震怒了。袁世凯所犯的是欺“君”之罪（欺的是慈禧这个“君”），她要将这个“存心叵测”的人“置之重典”（很可能是砍头），荣禄就不惜以身家性命将袁世凯保下来，其他大臣指控袁世凯“鼠首两端”，要求继续调查治罪，荣禄不知是被逼急了，还是保袁心切，竟然一反常态地强硬回绝：“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鼠首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
太后啊，袁世凯是我的人，也就是你的人，并且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荣禄的考虑是“政治正确”，此时正是慈禧用人之际，必须在端王集团之外抓住一切可用之人。于是乎，本来已经犯了死罪、大祸临头的袁世凯又幸运地逃过一劫，而袁世凯很有力地证明了荣禄对他的重视是非常值得的。
虽然袁世凯是宋庆、聂士成和董福祥这几个人中唯一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朝鲜王宫平乱不算），也没有为朝廷立下过战功的人，但这个人最厉害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心机和头脑。在荣禄即将开始整编之际，唯独这个唯一没有上过战场指挥的人，为荣禄提出了一个十分专业、又不只是专业的建议：
大人，您只有这四支军队的计划是不够的，还需要组建一支您自己的亲兵队伍，让一些八旗子弟加入进去，然后再将所有五支军队整编成军（相当于集团军），由您担任总统（相当于总司令）！
聪明人不用多说，一点就破。袁世凯的考虑不得不说是毒辣，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这四支军队都是汉军，如果只孤零零地将这四支汉军整编，把八旗子弟全部撇在一边，动静太大，树大招风，一定会引起端王集团和八旗军的警觉，最终很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强烈反对而使整编工作泡汤，所以不如先向他们做点妥协，让他们没有话说。
就这样，整编的目标有了，方案也有了，接下来就是时间问题了。虽然荣禄比以前更加低调，韬光养晦，但端王集团不得不重视他，他们从来没有放松对荣禄的拉拢工作。可荣禄明显就是来拆端王集团台的，他是直通慈禧这根线的人，而不是端王集团的人——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将来被形势所迫，荣禄不得不选择倒向端王集团，那么也必须在现在抓紧培育自己的实力，只有这样，到那时，“倒向端王集团”才更有意义。
但和奕匡一样，荣禄并不想公开得罪这些端王集团的人，一是得罪不起，二是荣禄也是满人，和端王集团对着干，很可能就会在满人和八旗子弟中落个“满奸”的骂名，以后就更加不好混了。
荣禄怎么办呢？
荣禄的做法可以用“三不原则”来概括——不答应，不反对，不说话。
所谓不说话，这并不是我在开玩笑，而是真实的情况。自从重返北京后，荣禄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说话真的是很少的。他比过去更加神秘，也更加深不可测，以至于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史料都不多，荣禄其实是胸有成竹。
这就是官场上的角逐，它和我们熟悉的军事上决战是不同的，军事上决战是痛快地杀个你死我活，然后回家痛快地洗个澡，睡个好觉（如果还活着的话）。
而官场上的角逐恰恰是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奏章、朝会，这就是战场，需要的是坚忍、冷静和谋略，在表面和气下的稳、准、狠。官场上的角逐讲武力是没有用的，反而要尽量避免以武力相威胁，因为那意味着把自己和对手都逼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大家毕竟都是在一个“场”上混的，把这个“场”都震坍了，那还混什么啊。
在荣禄整军的同时，端王载漪也开始将他的武胜新队扩编，荣禄特意向载漪提出建议：王爷，您不妨将它改名为“虎神营”。
“虎”能吃“羊”（洋），“神”能制“鬼”，蕴含着端王集团能把最忌惮的洋人赶尽杀绝、让满人过无忧无虑日子的意思。载漪十分满意，估计差点拍着荣禄的肩膀说：“兄弟啊！”
从帝后权斗到满汉党争
三个月后（1899年6月），“兄弟”荣禄的整军工作也完成了，一支命名为“武卫军”的新型集团军横空出世！它总兵力超过五万，兵力和禁旅八旗相当，军机大臣荣禄担任总统，所属五支军队统领分别如下：
前军：聂士成，兵力1.4万，驻扎天津芦台，兼顾大沽、北塘等海防重地。
后军：董福祥，兵力1.1万，驻扎天津蓟县，兼顾通州防务。
左军：宋庆，兵力1.2万，驻扎山海关，防卫关外。
右军：袁世凯，兵力1.1万，驻扎天津小站，协守天津。
中军：荣禄兼任，兵力1万，驻扎北京南苑，镇守北京南大门。
五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自然是老袁的右军，也就是之前的小站新军。从1895年12月起，老袁已经在小站训练这支军队三年半了，除了还没剪掉辫子，这支军队从各个方面来说都称得上与国际接轨了，而且是与当时的世界最强陆军——德军接轨。
而战斗力最差的就是荣禄大人的亲兵队——中军。这支军队是向八旗妥协的产物，“官N代”的八旗子弟混迹其中，吃空饷的，混吃混喝的，凭着士兵身份到外面胡作非为，强吃强嫖的都有。估计荣禄也知道这支军队就是面子工程，亲兵队差成这样他也不在乎，而袁世凯大人眼疾手快，继向荣禄提出组建中军的建议后，他又向荣禄提出从中军中挑选一些可以受管教的士兵（大约2000多人）跟右军一起训练，由他“代训”，大家知道，袁世凯同志训练出来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袁家军”又扩充了人数。
慈禧最信任的自然就是董福祥的后军，本来慈禧是令后军驻扎北京南苑的。而自从跟洋人闹翻后，董福祥就在南苑待不下去了，公使们一致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将董军调出直隶，而这一次慈禧宁愿得罪明知道得罪不起的洋人也要将董福祥军留在京畿。武卫军中，除了中军，这是驻扎地离北京最近的军队，而且表面上驻扎蓟县，实际上却是历来重要的通州大营。历代的大清皇上一旦有事儿，肯定会想起西面的西山健锐营和东面的通州大营，这两支军队都是用来对付其他军队的（防备造反）。西山健锐营掌控在端王的弟弟载澜手里，老人家就只能把她的后路留给董福祥董大人了，她并没有追究董福祥惹恼洋人的责任，还经常额外赏赐点军饷（一出手就是一万两），甚至还亲自赏过董福祥一个很贴心的小礼物——一把火镰，因为她知道董大人是从来不用“洋火”（火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