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禧开战之后，盛宣怀曾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分三步。第一步，各省响应慈禧战争动员的号召，但以“矫诏”为出发点，组建“勤王之师”。刘坤一和张之洞等人坐镇东南，稳定后方，由山东巡抚袁世凯统率“勤王之师”进京“清君侧”（清除端王集团）、“护两宫”（其实就是把皇权抓到手里）；第二步，由李鸿章迅速北上，以朝廷的名义直接与各国政府和谈，实现停战和稳定。
这第三步，才是盛宣怀策划的关键核心，那就是到了那时，李鸿章就不再是什么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了，而是取慈禧而代之，参照洋人的国体、政体，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
大手笔，绝对的大手笔，不愧为一个经天纬地、投入产出比无比丰厚的“商业计划书”，只可惜真正愿意当“风险投资人”的只有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都认为这个方案太冒险，北洋舰队和淮军覆灭前，李鸿章或许还有希望，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接受一个签了《马关条约》的“总统”？刘张袁只是暗中约定：如果将来洋人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遭遇不测，他们再行动，并推选李鸿章当“总统”。于是盛宣怀的“互保”也就只有东南区的“互保”，没有全大清的“互保”了，而其他各种势力促使李鸿章当“总统”的故事，我们还将在以后专门讲述。
这就是“东南互保”的主要过程。在我看来，如果站在“大清国”的立场，它既谈不上“爱国”，也谈不上“叛国”。“大清国”在这里是缺场的，汉党集团在另起炉灶，而端王集团通过义和拳之口高喊出来的“爱国”，只不过是政治野心和权谋。从本质上说，“东南互保”是汉党集团对疯狂的满党集团的一次强有力的反击，但这种反击不是为了要帮助朝廷渡过难关，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区别只是满党挟义和拳以自重，而汉党是挟洋人和洋务运动以来的经济实力以自重。满汉两党内部都已经结成了更加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要撼动他们的利益，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东南互保”正是朝廷世袭权贵和经济新贵党争达到顶峰的产物，也将是朝廷权威走下坡路的分水岭！
在两大利益集团因面临战争而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慈禧终于再也无法以“大清”来维系他们了，虽然满党一门心思“向后转”，但其实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而汉党虽然会竭力阻止“向后转”，但他们也不是真正“往前看”（1898年扼杀戊戌变法就是明证），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到庚子事变，大清国走向的是另外一条歧路：它既不是新的体制，也不是旧的体制，而是一种非新非旧的体制。国家名器已失，法度已废，权杖不再——这是“不旧”的表现，而它的体制又与近代文明严重不适应，在这不新不旧之间，大清该何去何从？
皇宫里的慈禧比较郁闷了，她硬着头皮开战，东南却已经“互保”了。总督们自然不会派军前来京津接济，援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刘张二人毕竟和李鸿章不同，他们没有李鸿章那么牛，又是在“互保”协议的白纸黑字上签了字的，如果将来慈禧追究，恐怕也逃不了干系。他们不能将慈禧的战争动员令违抗到底，他们自己不派兵，却“借”了一些兵（500名士兵）给朝中的另外一个大臣，鼓动他积极带兵北上，这就是因义和拳问题而被撤职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
李秉衡带兵北上的故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现在，慈禧不能指望东南的总督们派援军，还有一个人是可以指望的，说起来他也是汉党阵营里的人，但他也是武卫军右军的统领——袁世凯。
袁世凯的算计
其实在东南区的总督们运作“互保”的时候，袁世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急。
因为他在山东的局势要比东南难处理一百倍。
山东才是义和拳的热点难点问题，东南区基本上没有拳民，而山东正是义和拳的起源地。如果拳民不打压下去，即使与洋人签再多的“互保”也是没有用的，最终还是要引发骚乱和战争。而随着朝廷的开战，义和拳又“合法”了，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前打击义和拳的那些政策统统失效了，原本清静下来的山东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怎么办？
而作为袁世凯本人，他是武卫军右军统领，在武卫军的前、后、中、左军都已经派上用场，唯独只剩下他的右军的情况下，慈禧明令他带兵驰援，他又有什么理由不北上？
老袁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跟东南区的总督们事到临头才被动反应不同，老袁很早就在考虑自己的出路。自从1900年2月宣布山东局势稳定，不再实行“日报制”以后，他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警惕，一直在盯着朝廷，因为他知道山东是义和拳的发源地，一旦时机合适，是会有反扑的，而自己仕途上的危险期并没有过去。史料记载，这一时期，袁世凯经常与他的领导荣禄保持密信联络。
到了5月份，袁世凯敏锐地注意到直隶的义和拳越来越失控，为了避免将来波及山东，袁世凯立即给荣禄写信：领导，我从小站带了近1万名新军过来，山东本省还有原来的驻军1万多名，我请求把他们都编入我的新军队中，作为右军的“先锋队”，扩大咱武卫军的队伍，如何？
老袁提出的要求总是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荣禄又同意了。就这样，袁世凯吞并了山东原有驻军，手下的军队已经达到2万人——请注意是“手下”，山东原有驻军自然也是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手下，但此手下已非彼手下矣。
6月，义和拳进北京，正在北京打砸抢烧，袁世凯又“敏锐地”意识到慈禧很可能要命自己带兵进京，军队是自己“手下”的，无论是“剿匪”还是“灭洋”，老袁都不愿去折损兵力。于是，老袁又提前向荣禄大人打招呼：据我得到的情报，英、德两国对山东虎视眈眈，他们的军舰也可能开到胶州湾，进攻山东，如果太后命我带兵进京，您一定要在太后面前帮我说明这个情况啊。
这就是6月15日，慈禧命令“袁世凯迅速来京”时，还要加上一句“如胶澳地方紧要，该抚不克分身，着拣派得力将领统带来京”的缘由。三天后（6月18日），慈禧的上谕改了，不仅袁世凯不用来，他手下也不用带兵来（“惟山东海防紧要，胶澳事件亦恐不克分身，该抚着毋庸北上，并毋庸派令将弁带队来京！”）。慈禧这道上谕的发出，相信荣禄大人私底下起了关键作用。
接到这份新的上谕，袁世凯简直长出一口气，终于逃过一“劫”，不容易啊。不过，多年的官场“敏锐意识”也使他清楚“危险”并没有过去，还必须想个根本之法！
此时，盛宣怀大人正在积极运作“互保”，山东虽然不在东南区，但老袁手中有精锐重兵，老盛自然不能忘记老袁这个官场实力派。于是盛宣怀把消息也透露给了他，袁世凯大喜过望，立即与盛宣怀保持密电联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公请随时教我！”
6月25日，裕禄、聂士成在天津苦战，慈禧再次发布上谕，令袁世凯“派军星夜赴津”，增援裕禄和聂士成。
这道明确的军令，要是在平时，借袁世凯一百个胆他也是不敢违抗的，但此时袁世凯已经明确知道东南区的“互保”即将签约。李鸿章还发电报说慈禧的战争动员令是“矫诏”，有了这些定心丸，袁世凯也有底气了，他当机立断：决定山东也要“互保”，“不派一兵一卒北上”（怕影响“互保”），虽然就官场级别来说，袁世凯不像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他们是多年的总督，官场的参天大树，而袁世凯刚刚当上山东巡抚，军事实力突出而政治根基未稳，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慈禧的命令也不敢不从，但有了这三位大佬集体撑腰，还怕啥？
当然，老袁还是老袁，他的特色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虽然明明是抗旨不遵，但他要给慈禧一个面子。袁世凯同志开始不停地写奏折，反正想各种原因拖延啊，什么“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什么军队染病了，无法行军，什么从山东到天津的路上到处是义和拳，军队路过都要受盘查，难保不生事端。最后，居然连“他很热爱山东，舍不得擅离的”这个理由都搬出来了（“臣守山东，如不顾山东安危，贪功驰援外地，臣实在是不敢！”——《袁世凯奏议》）。
老袁，你真行！
而袁世凯也小看慈禧了，在危难面前，她老人家是不讲面子的，东南区的协议已签，与洋人的“互保”成定局，慈禧的救命稻草就只剩袁世凯了。7月1日，慈禧再发上谕，7月3日，慈禧又发上谕，催来催去，居然有要撕破脸面的意思。
袁世凯再不“表示表示”，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其实袁世凯最担心的倒不是派些兵北上损兵折将，而是从此与洋人结怨而把右军整体拖入战争的危险。既然慈禧不顾体面一催再催，他也只有明从暗抗，只说不做了。
袁世凯高调地宣布山东将“组军北上”，当然小站新军的精锐他是不会动的，就从“先锋队”里挑选了6营共3000人。7月7日，这3000人奉袁世凯之命“北上”了，不过不要以为他们是“驰援前线”的，老袁的命令就是要“北上”，但不要与洋人交战。7月19日——在出发12天之后，该部到达沧州，平均每天行军约40里，离到天津还有240里，而此时的天津是一个什么状况，还在不在大清的手里，我们以后就会了解。
不过，虽然在事实上和洋人“互保”了，但袁世凯一直没有在“互保”协议上签字，对于签这个字，袁世凯不得不慎重。
他的官场实力无法跟李、刘、张三人相比，他们都是总督，只有他是新晋巡抚，所以这个字才不能签。万一将来慈禧追究，按照官场上官小倒大霉的原则，他不仅要被开刀，还是那些总督的替罪羊，这一点袁世凯不得不防。
所以在“互保”问题上，老袁的做法既和两江、湖广不同，也和闽浙不同：他先是动用新军将山东本省所有的洋人全部护送到当时的通商口岸——烟台，派兵保护，然后让烟台地方官府出面和各国驻烟台领事签了一个类似“互保”的条约。
看来，老袁同志是在山东设了一个“政治特区”啊，既保护了洋人，其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戒备了洋人——这才是真正更好的“互保”。比起后来日本人在福建、英国人在上海违背“互保”协议的状况，山东的洋人始终比较老实，而袁世凯自己又没有出面，规避了朝廷问责的政治风险，如此高屋建瓴之手段，剑走偏锋之奇招，实在是高啊。
如果说盛宣怀的上海电报局是“东南互保”的中心，那么他老袁的山东巡抚衙门就是“东南互保”的另外一个中心。由于各地与朝廷的往来电报只能通过他的巡抚衙门电报房中转，袁世凯就一直注意地方官中是否有攻击“东南互保”的电文奏折，一经发现，及时截住。比如广西巡抚黄槐森的电奏就被袁世凯及时截住了，袁世凯及时通知李鸿章，李鸿章及时把黄槐森大骂了一通——虽然他不在东南区，但“东南互保”也不能少了他老袁啊。
而袁世凯的工作并没有完，接下来他要对付义和拳和教民。
在慈禧宣布“合法”之后，山东地区原本沉寂下去的义和拳组织自然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们已经准备大闹一场，出一口几个月前被“袁鼋蛋”打压的恶气。而袁世凯比较难办的是，之前他对付义和拳的清剿主要是依靠地方官府的力量，而现在即使他能和慈禧顶着干，地方官府也不会听他的命令去“剿匪”。
袁世凯手中有一支绝对听他命令的队伍——新军。
他先派人在各州县张贴给义和拳的告示：朝廷已经承认你们合法了，让你们杀洋人，那么你们都应该奉命“北上助战”，真正的“义和团”都已经去了京津，山东境内已经没有了，留在山东的都是“伪团”、乱匪，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