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
“译文”
我们虽帮助过人，也不要常常挂在嘴上记在心头，但若作了对不起别人的事却不可不经常反省；反之如果别人曾经对我有过恩惠却不可轻易忘怀，别人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就应立刻忘掉。
“解说”
施恩于人，不求回报，过后就把它忘了，才显得出是真善。受恩于人，不忘恩情，得之滴水，报之涌泉，才是一个真的有良心的。而待人以宽，责己以严，恕人克己，是修身处世的基本准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实际生活中循此标准行事，人际关系就会更为和谐，更为有利于事业的成功。如吕后那般，因史嫂平日冷言相向，而在危急关头将他们推诸车下，忍心让他们被项羽捕杀，虽经千年，仍为世人诟病。
“例解”
折箭释前嫌 闯王得良将
李自成（1606—1645）是明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当时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义军中，李自成之所以脱颖而出，与其胆略过人，胸怀宽阔，广收英雄人才是分不开的。
李自成除以广阔胸怀容纳任用兄弟义军首领外，对于明朝将领中曾与他为敌的对手也能够收用，他收降明朝总兵陈永福便是其中突出一例。
崇祯十六年（1643）冬天，李自成于潼关大败明军，明督师孙传庭战死，义军攻克西安，明将白广恩、左光先等人先后降附，只有明将陈永福，据险自守，不肯降附。其实陈永福也知道大势已去，并非不愿降，只是他的情况与诸将不同。
那还是崇祯十四年（1641）岁末，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的时候。明朝巡按高名蘅、推官黄澍、总兵陈永福、游击左明国等率众固守。封藩开封的周王也以重金悬赏，招募死士。“自成攻围数日，亲帅诸将于承明门下耀武。时永福号称神箭，从城上射自成，中其左目，几死，遂收兵不出。”
陈永福后隶孙传庭麾下，又多次与李自成作战，直至柿园、潼关孙传庭败死。诸将降附自成后，陈永福恐李自成记那一箭之仇，独自率众固守“保山巅不敢下”。
此时白广恩已降，李自成亲自上前拉住他的手，与他共同进餐，十分友好。左光先听此情形也放心降附。李自成又让白广恩前去招降陈永福。陈永福怕白广恩出卖自己，叹道：“汴城之战，永福亲集其矢于王之目，今穷而归命，惧无以全腰领。”李自成得知此情后，说道：“此各尽其事，何害！”命人取箭，“折箭为誓，招之”，陈永福这才放心归降。以后史实证明，陈永福降附后，忠心于自成，义军山海关败后，西退出陕，陈永福被升任权将军。清军进攻太原时，陈永福力守，清军用“红衣大炮”攻破城垣，永福殉职战死。
桓公胸襟宽 释怨用管仲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襄公当政时，因醉杀鲁桓公，他的弟弟公子纠和小白因怕受到牵连，所以分别同其师傅管仲、鲍叔牙到鲁国和莒国避难。
齐国国君无知被雍林人刺杀后，齐国诸位大夫商议立君之事。这时高奚等人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回小白，商议让其继位。鲁国人听到无知死讯后，也发兵送公子纠回齐国继位，并命管仲率领军队阻拦小白回国。在进军的路上，与小白的人马相遇，管仲向小白射了一箭，恰中小白的带钩，小白装死而骗过管仲，躺在车中立即奔回齐国，继承了君位，是为齐桓公。小白即位后，发兵攻打鲁国，在乾地将鲁兵打败，并送信给鲁国国君道：“子纠是我的哥哥，不忍亲手杀他，请鲁国把他杀了。召忽、管仲是我的仇人，请你们交给我把他们剁成肉酱，否则，我就围攻鲁国。”鲁国害怕，便在笙渎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自请囚禁。
齐桓公发兵攻打鲁国，原想杀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对此，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我跟您已经很多年了，今天您被立为国君，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国君的地位虽然很崇高，但是我没有本领再帮助您提高地位和荣誉了。如果仅仅治理齐国，有高奚和我两个人的辅佐就足够了。如果您要称霸诸侯，那非有管仲不可。论本领，他比我大很多，所以管仲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地位就会提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齐桓公非常奇怪地反问道：“管仲亲自用箭射过我，差点使我丧命，我们怎么还可以用他呢？”鲍叔牙听后哈哈大笑，并对桓公说：“这就是他忠于自己主人的最好表现。如果您能宽恕他，重用他，他也一定会象侍俸公子纠一样地侍俸您。”于是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告，便使用“佯召管仲欲报仇”的计谋，将管仲要回齐国。
当装载管仲的囚车一到鲁国的北面边境，齐桓公早就派鲍叔牙在那里迎候他了。管仲回到齐国以后，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国，而鲍叔牙则为副手。管仲执政后，与鲍叔牙、隰朋、高奚同心协力治理国家，改革内政，整顿军制，发展经济，救济贫穷，选拔贤才，使齐国很快强大起来。到公元前656年，齐国威望大大提高了，齐桓公终于取得了霸主地位。
为国抛成见 弃嫌敌化友
1940年5月11日，英国战时内阁成立。五名内阁成员有两名是工党领导人。而长期以来，工党就一直是保守党的政治对手。丘吉尔自己作为保守党的一名议员时，就非常敌视工党的政策纲领，经常在下院辩论中对工党发动攻击和责难，与工党结下了不解之仇，但大敌当前，丘吉尔认识到，只有国内政坛各党团结一体，才能有效抗击外敌；如果各党各派内部纷争，势必把国家和民族推向绝境。他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不计前嫌，联合政治上的对手，一致对外。
丘吉尔让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担任战时内阁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掌玺大臣一职，任命著名工党领导人、工会活动家阿瑟·格林伍德但任战时内阁的主管部大臣。在内阁级大臣中，工党人士亚历山大担任了海军大臣，工党的莫里森、贝文、多尔顿、乔伊特等人分别被任命为军需大臣、劳工和兵役大臣、经济作战大臣和副检察总长。
保守党的另一个政治对手自由党也有一批人士入了内阁。
丘吉尔抛弃前嫌，不仅与保守党的政治对手团结抗敌，就是对保守党前政府（张伯伦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不以个人恩怨擅作处置。张伯伦下台后，政界及公众要求惩处那些制定并推行“绥靖政策”的人的呼声高涨，这些人同样也是丘吉尔的政治对手。丘吉尔为了说服议会加强对德国法西斯的警惕，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德国、意大利的侵略扩张，曾与这些人进行过无数次顽强的辩论和斗争。但此时大权在握的丘吉尔，却把国内的团结一致看得高于一切，他及时制止了许多对那些人进行追究的作法，有效地稳定了国内的政治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