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彼富我仁，彼爵我义，君子固不为君相所牢笼；人定胜天，志一动气，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铸。
“译文”
别人富有我坚守仁德，别人有爵禄我坚守正义，所以一个有守有为的君子决不会为统治者的高官厚禄所收买。人的智慧一定能胜大自然，意念可转变受到蒙蔽的气质，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决不会向命运低头。
“解说”
一个人心志专一地进入养生的实践中去，将自己的身心都沉入到当前的情景中去，他将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心志专一干事情，他的心智就自觉地调动起人体各机能去参与，这时，人的大脑中枢传达给人体各机能的指令是要求它们协调工作。因此，人体的各机能也都自觉地各就其职，迅速地传递、贮存并分析信息，这就像一个工厂车间的流水生产线一样。它们将使事情的质量提高。例如，养生者若以气功来养生，当他在练气功时，他立即进入静止的状态。我所说的静止状态，指的是从外部来看，也就是形体的静。而人体的内部却正在进行有条不紊的工作，意念被潜意识迅速地编译为生理密码，并迅速地调整着生理各机能的不合作动作，使之协调地服从系统的整合功能。这样长期坚持，就锻炼了人体各机能的协调工作的能力，同时，也使人体各机能懂得怎样去遵守工作秩序。
从生理的角度看，只有人体各机能的协调工作，才能产生人体的精气，精气又反过来合理地供应给人体的各机能。所以，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去干某件事情，能使人体的整个身心都得到锻炼，例如，动脑筋是延续脑细胞活力的有效方法。一个人在脑力劳动时，他的生理提供出足够的营养物质，心理也自觉地去排出干扰的信息，如此一来，人体的各机能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当然，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干事情，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使身体得到锻炼，它离身体健康的目的尚有差距，我们必须还要在其它方面也做得同样好。
“例解”
孟子论专心学习
战国时期，孟子为了讲明用心学习的重要性，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个名叫秋的人，他是全国有名的棋手。有两个人同时拜他为老师，向他学下棋。其中一个人总是集中精力，专心听讲，刻苦钻研，全部身心都投入学棋。另一个呢？表面上好像在听讲，手也摆着棋子，可是心里却想着天上飞鹅将要飞来了，考虑如何拿了箭把它射下来。这两人同一位老师，同样的时间，智力也差不多，可效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案是：下棋虽然是小小的技艺，但是如果不“专心致志”地学习，同样也是学不好的。
心志专一，人体的精与神也都协调着一起工作，迅速地将所获的信息贮存在大脑里。心志专一，他的心也就自然地静下来，从而使人体各机能有条不紊的工作，因此，一个人心志专一地投入某件事情中去，他总会获得最佳效果。而三心二意的人，他无法使人体各机能有秩序的协调工作，便使信息不能迅速地得到加工，于是就不能获得成效了。
勤劳思政帝 忧勤亲躬王
隋文帝杨坚（541—604）于开皇元年（581）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开皇九年（589），南下灭陈，结束了将近4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后人对隋文帝的评价虽然有异，但都承认其“勤劳思政”，是“励精之主”。
文帝登基之初，“群情不附”，对于北周旧臣，“推以赤心，各展其用”；同时“躬节俭，平徭赋”，使“仓廪实，法令行”。于是，“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二十年间，天下无事”。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与文帝“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的“勤劳思政”分不开的。
开皇初，房恭懿为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县令，政绩为最。文帝多次嘉奖，房恭懿都将所得分给穷乏，或作赈济之用。当时，雍州诸县（包括新丰县）县令，每月初朝见皇帝一次。每逢这一天，文帝总是亲自召见房恭懿，“呼至榻前，访以理人之术。”不久，即破格授其泽州司马，有异绩，迁德州司马，政绩仍为天下之最。文帝亲自向各州朝集使说；“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于是，下诏房恭懿“可使持节、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文帝亲自为各州树立了一个刺史的榜样，“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
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发生饥荒。文帝派遣左右亲近查看百姓所食，带回来的都是些“豆屑杂糠”。文帝流着泪将这些东西让群臣看，“深自咎责”。同时，“不御酒肉，殆将一期”。然后，“帅民就食于洛阳”，并命侍卫将士，“不得辄有驱逼”，男女老幼，“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在这前后，齐州刺史卢贲自恃有“佐命之功”，“民饥，谷米踊贵，闭人粜而自粜之”，以谋取暴利，文帝将其“除名为民”。
文帝“勤劳思政”，在历代帝王中是著称的。据史籍记载：“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从当时大臣的奏疏中，亦可见其“忧劳亲躬”。早在开皇三年（583），柳 即因文帝“勤于受听，百僚奏请，多有烦碎”而上书劝谏。上疏中提到，文帝“留心治道，无惮疲劳”，“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勤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开皇六年（586），杨尚希亦因文帝“每旦临朝，日昃不倦”而进谏，“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
将军不贪名 三让司令员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军事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华中地区军事斗争的统一领导，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当粟裕得到任职的电报后，他一方面让业务部门暂缓下发，一方面两次电请中央，极力推荐张鼎丞任司令员，他任副司令员。他在电报中说：“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员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员，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三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这份报告，凝聚了粟裕对党内、军内老同志敬重的深厚感情，对革命事业和党的事业的深谋远虑。他的电报电达中央后，中央于第二天（即1945年10月29日）答复华中局并新四军军部：“同意粟裕的建议，任命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在华中军区的工作中，粟裕实践了“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的诺言，他非常尊重张鼎丞，同心协力，紧密配合，开创华中解放战争的新局面，取得了苏中地区“七战七捷”的巨大胜利。
粟裕胸怀韬略，智勇双全，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非常器重他。1948年解放战争势如破竹，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为了加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工作，毛泽东在西柏坡向粟裕当面传达中央的决定：“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局担负中原军区的工作，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一职，就由你来接任。”
对中央的决定，粟裕感到意外。他向毛主席请求：陈毅同志德高望重，工作能力强，指挥有方，华东野战军离不开他。大战在即，主帅易位，对作战不利。毛泽东和党中央采纳了粟裕的建议，陈毅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但必须立即到中原军区工作。他这个副司令便挑起了华东野战军全面工作的重担，决心以战场上的胜利回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殷切希望。
重金不动心 洁身保清廉
杨震是东汉时期有名的清官，他曾就任于荆州。有一年，他在调任途中路过昌邑县，昌邑县令王密亲自到郊外迎接他，并精心为他安排食宿，照应得无微不至。晚上王密又前往杨震下榻的官邸看望他。待室内只有他二人时，王密迅即捧出黄金十斤，放在杨震的桌上，请杨震收下，并说：“你难得光临，特备薄礼相赠，以报栽培之恩。”
原来，几年前王密只不过是一布衣平民，杨震看他才华出众，认为他是个人才，就向朝廷举荐他为昌邑县令。事过之后，杨震并未放在心上。现在，他见王密以黄金相赠，连连摆手拒绝，并生气地对王密说：“我推荐你担此重任，是因为你有真才实学，并不希望你日后报答，你这样做，是太不了解我的为人了。”
无论如何，王密仍不甘心，他轻声地说：“现在夜深人静，就你我二人，没有外人知道。”杨震听后，更加生气了，他严厉地说，你给我送金子，外人怎么会不知道！即使没有外人知道，也还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为无人知道就宽容自己，这是要不得的。
最后，说得王密羞愧难言，只好收起金子，谢罪而去了。从此，杨震因为有洁身自好、重金面前而不动心的清廉品格，被世人称道为“四知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