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译文”
关于欲念上的事，绝不要贪图方便，而苟且占为己有，一旦贪图非分的享乐就会坠入万丈的深渊；关于义理方面的事，绝不要由于畏惧困难，而产生退缩的念头，一旦退缩就要与真理正义相隔千山万水。
“解说”
欲望很容易得到，因为欲望在一个人的生命生长过程中有它合理的部分。善于运用欲望在于根据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作合理而适度的安排，如此，做到节制与宣泄都能为自身而服务。但是，事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了谬误。有的人将这种理由作某种程度的夸大，企图以享乐欲望的方式来转移他在心理上某种不平的情绪，这无疑是害生的行为，它就像抱薪救火一样，反而助长了火势的蔓延。养生者必须以养心来消除身心的欲望，唯有心存正气，心存事理，才能遏制欲望。
然而，事理却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相对于欲望来说，事理隐埋在事物的变化之中，一个人想探索事理，他将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深入到事物的矛盾冲突中去，将自己的心神去捕获信息，毫不妥协地坚持下去，终会获得事理的，并凭着探索的经验而用之于养生实践，那么，就一定能获得健康。因为探索事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养生的过程。
“例解”
淳于髡七谏齐宣王
齐宣王坐在殿堂上，淳于髡在一面陪坐，齐宣王开腔对淳子髡说：“你揣摩本大王有什么爱好。”
淳于髡说：“古代的君主有四种爱好，大王占有其中之三。”
齐宣王说；“古人爱好与本王爱好有不相同吗？
淳于髡说：“古代君主喜欢良马，大王也喜欢良马；古代君主喜欢山珍海味，大王也喜欢山珍海味；古代君主喜欢女色；大王也喜欢女色，古代君主喜欢贤士，而大王不喜欢贤士。”
齐宣王说：“我不是不喜欢贤士，只是国内没有贤士，有贤士我也会喜欢他们的。”
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马，现在这些良马不多得，大王喜欢马，便从众多的马中物色寻取；古代有用豹子、大象胚胎烹调的美味，现在几乎没有了，大王因喜欢美味，而从众多的同类食品中选取；古代有毛嫱、西施美女，现已不复人间，大王因喜欢美色，便从众多的女子中挑选。古代尧舜、禹汤的贤士已经作古，大王以为非其时贤士不贤的话，那么尧舜、禹汤之士也不喜欢君主了。”齐宣王看着淳于髡，默不作声，也无言可对。
借口总是很容易找的，一个人的心智也是很容易迷失的，那是因为享受总是很容易得到的缘故。为了享受，他就认为事理很不易找到，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行为，目的是为自己的享受主义作掩盖。但是，从养生学的角度讲，这种以借口掩盖享乐的行为，是一种害生的行为，特别是对心理的严重影响。
糊涂外交官 丧权又辱国
伊犁地区由伊犁河上游及其三大支流特克斯河、巩乃斯河、喀什河流域构成，坐落有惠远、绥定、广仁、惠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勒奇九城，其中惠远城最大，是伊犁将军的驻扎地、新疆的军政中心。伊犁地区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国西部边境的一块宝地。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吞并我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后，企图进一步侵吞我国新疆。六十年代中期，新疆爆发了各少数民族的反清起义，沙俄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开始了新的扩张活动，除了图谋控制南疆外，还计划对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
1871年5月，俄军兵分两路，开始向伊犁进犯。伊犁居民奋起抵抗，击退了入侵的俄军。7月，俄军先后攻占绥定、惠宁、宁远，不久，俄军控制了北起塔城、额敏河，南至晶河、库尔喀喇乌苏的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
沙俄派兵侵占伊梨后，竟声明：“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沙俄还在伊犁广大地区设置管理机构，企图长期占领。清政府全力以赴地平定少数民族的反抗，对沙俄的侵吞“未暇问及”。
光绪四年，少数民族的反抗被左宗棠平定，五年四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以出使俄国大臣。政府决定向俄国人收回伊犁。于是派崇厚为全权大臣，并将崇厚晋升为左都御史。
崇厚虽然多次担任外交官，但懵于外事，他甚至连伊犁地区的形势也全不了解。一切听凭俄国人要怎样就怎样。利用这个糊涂的外交官，俄国人使他在光绪五年八月签订了一个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伊犁地区的九城虽然还给了中国，但是这些地区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地区仍属于俄国，交还中国的伊犁地区处于西、北、南三方面被俄国占领地区包围的孤立地位。而且，中国方面要给俄国五百万卢布的“赏金”。条约又把同治三年的议定书中规定的塔城附近和喀什噶尔附近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还给了俄国以在蒙古和新疆全境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作了使俄国能够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和长江流域进行贸易的各项规定。而且新条约还包含了俄国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的松花江上的某些特权的规定。
王播善吏术 岁贡愈百万
唐代把从全国各州县或由某个专使向中央朝廷进献财物称为“进奉”。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危困，皇室用度不足，便把本无定量也无定时的进奉，改为固定的、正常的收入。唐代宗首创了“四节进奉”制度。唐宪宗还曾公然向户部侍郎李绛索要进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官员都以进奉为投机捷径，横征暴敛，搜刮民财，然后用各种名目向皇帝进献，以示恩邀宠。王播便是干得最为卖力的一个。
史称王播“长于吏术，虽案牍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诋欺，无不彰败”。但若论其品德，却是个“随势沉浮，不存士行，奸邪进取”的无耻小人。向皇帝大肆进奉，就是他取宠的主要手段。
王播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曾多次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掌握财赋大权。宪宗元和年间，他就“以希恩取媚，特每岁进钱，号为羡余”，把搜刮来的钱财以赋税盈余的名义进贡皇室。敬宗时，他又于“铜、盐之内，巧为赋敛，以事月进，名为羡余，其实正额”。宝历元年（825）七月，王播一次就进奉羡余一百万匹，但他还觉得自己不够突出，仍请“进二万，计五十日方毕”。次年七月，又进奉羡余绢五十万匹。文宗太和元年（827），进奉绫、绢各二十三万匹，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直到临死前，他还最后一次进奉羡余绫、绢二十万匹，真是死而后已。
德宗贞元年间，国家全部羡余每年不过十二万，而王播当政时，他一人的岁贡就高达百万。由于历次进奉既勤又多，王播被任命为宰相。只是他这个宰相不像国家大臣，倒更像是皇帝的私人家相，唯其如此，他才倍受皇帝宠信。那么他究竟靠什么搜刮到如此之多的财物呢？无非是手辣心黑盘剥百姓而已。穆宗长庆二年（822），王播以淮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之职来到淮南，当时正值淮南连续几年大旱，灾情严重到了“人相啖食”的地步。但王播上任后，却根本不顾百姓死活，采取种种残酷手段“设法掊敛”，“重赋取”，使淮南百姓更加陷于水益深、火益热的悲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