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横者先驭此气，气平则外横不侵。
“译文”
要想制服邪恶必须先制服自己内心的邪恶，自己内心之恶制服之后，一切其他邪恶自然都不起作用。要想控制不合理的横逆事件，必须先控制自己容易躁动的情绪，心平气和则有外来的横逆事物自然不会侵入。
“解说”
古人说：“圣人以身为国，以心为君，心正则万法皆从，心乱则万法皆废。”健身的要务在于养心。养心的要务又在于祛除心中的杂念，使心神专一内守。然而，要消除内心的杂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要采取一定的合理的方法以外，最关键的还在于运用理性。一个人善于运用理性，他就能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调整自己的意识结构，从而战胜自己的杂念欲想。一个人战胜自己，就是控制住自己心头的欲念。换句话说，人必须消解掉内心的幻觉，消解掉对欲望经验的留念心理。这是充满斗争的过程，即是自己的理性与欲念的斗争过程。
战胜自己，就在于善于运用理性。
“例解”
次非刺蛟
荆楚有个叫次非的武士，在吴越的于隧得到一柄心爱的宝剑，满怀喜悦。他乘船回家，船至江心，忽然两条蛟龙绕船只。次非冷静地问船工：“您老行走江湖多年了，以前见到过两条蛟龙绕船只，船和人都幸免于难的吗？”
艄公讲：“从来还没有见过。”
次非伸臂脱衣，搭起衣袖，拔出心爱的宝剑看看说：“我下水除蛟最坏后果就是死，成为江中的腐肉朽骨，假如与蛟龙格斗失掉宝剑，保全自己和众人的性命，我何必吝惜这柄宝剑呢？”
次非想到这里，毅然跃入江中格杀蛟龙。顷刻，蛟龙尸体浮上江面，次非回到船上，全舟的人免于罹难而得以保全。
次非制蛟成为佳话被传到官延里，荆王很赞赏次非，封他爵位，拜为大夫。后来孔子也赞扬道；“真好啊，不愿为江中的腐肉朽骨丢失宝剑的，也唯有次非办得到。”
人和物都是阴阳二气化育而成。阴阳出自于自然。自然，原本有衰微、亏缺、毁坏，陷伏，也有兴盛、聚集、生息。那末，受自然的人和物也有困穷、匾乏以及充实盈余。这是万物的规律，是自然使之然的法则。古代的圣贤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因自私的念头伤神或烦恼，而泰然地处世。
达士，通达之士。通达生死有定分、有区别之士。一个人到了通达的境界，万物万事就显得淡泊、无所谓，任何外物不使他迷惑。
忍男子奇耻 写光辉《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冯翊，今陕西韩城人。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因韩城离黄河不远，南面的龙门山，耸峙黄河，河水奔腾而下，浊流跌宕，声如雷鸣，此处世称龙门。司马迁就降生在距龙门约七十里的韩城县芝川镇。
司马迁出身于“显功名于虞夏”，“世典周史”的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博学多才、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和专门学问的人。他曾向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学，还向黄子请教过“道论”。司马谈是融汇天文星历、阴阳吉凶和黄老学说于一身的饱学之士，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论六家要旨》，对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对这六家逐一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评论。这是一篇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不朽的学术论著，表达了司马谈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
司马谈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教育。童年的司马迁在家乡时，于勤奋学习之余，还曾放牧牛羊，参加农业劳动。这对他后来能体察劳动人民的疾苦很有关系。
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年），司马谈在京城长安任太史令。司马迁伴随在父亲的身边，学习条件有所改善。司马谈让儿子拜在两位儒学大师的门下，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司马迁向他学习古文《尚书》；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司马迁讲授《春秋》公羊学。这对司马迁学术思想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文章辞采风格的影响很大。由于有名师指教和渊源家学熏陶，使得本来就天资过人、早慧敏悟的司马迁，学业上的进步更加神速。
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背诵像《左传》、《国语》和《世本》等古代的典籍；能认识九千个字，并学会了大篆、小篆、虫书和隶书等“八体”的书写，为将来“记诵文理”，步入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在父亲的支持和安排下，离开长安，到我国东南和中原一带，作万里壮游。饱览祖国的山川名胜，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考察古代和近代的历史，“网罗天下佚失旧闻”，在二千多年前，司马迁的这种实践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关于这次壮游的历程，他在《自序》中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pí，音皮）、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的这次壮游，足迹所至，东连吴越，西通潇湘，横跨吴、越、楚三境；北历江、淮、齐、鲁和中州地域。他所到之处，对于历史事件、人物遗闻、民间俚语、地方歌谣、名山大川和古今战场等等，无不作了广泛深入的考察和重点翔实的记录。
通过这次游历考察，丰富了司马迁的社会实践经历，增长了对天下大势的见识，对他的思想和著述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撰写《史记》时，其取材大半参用耳闻目见的第一手材料。
司马迁远游归来，入仕做了郎中。郎中，在郎官序列中是最低的一级。郎中的主要任务是“掌管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看守宫门，保卫御驾，有时也奉命出使，或者侍从巡游。
由于郎中是近卫官，平时活动在皇帝的周围，因此司马迁对所任职务感到光荣，别人对此也很钦羡。而且郎官若能从内廷外调，很可能为出守地方的“长吏”，所以司马迁对未来的憧憬是非常美好的。由于司马迁的性格率直，办事干练，又有疏荡奇气的文墨修养，因此，汉武帝对他甚是赏识。
司马迁任郎中后，即随侍武帝。在元鼎四年（前 113年）冬十月，武帝开始巡幸郡县，观省民情。司马迁首次扈从武帝来到雍地（今陕西凤翔），武帝在这里祭五田寺。五田寺，即古时祭祀青、黄、赤、白、黑五帝的固定之地。之后，武帝转向东北，由夏阳（今属山西）至河东。同年十一月初，武帝到了汾阴，立了后土祠，并举行祭礼。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在此期间，司马迁是一直随侍在武帝左右的。
翌年，即元鼎五年，仍是冬十月，司马迁再次跟随武帝向西巡行，越过了陇坂山，大概到了现在的甘肃会宁一带，至祖厉河岸，才返驾归来。
在这次巡行中，司马迁曾随武帝到了甘肃平源以西，登山空峒山，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在这里，武帝带领数万骑围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在观赏这万马驰骋，强弩竞发的雄伟壮观的场面时，司马迁被激发得豪情奔放，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创作《史记》，擅长对激烈场面的描写，是与其多年随侍武帝的豪放巡游分不开的。
韶光弹指，倏尔已是元鼎六年春，武帝东巡，此次司马迁仍在扈从之列。当武帝巡行到新汲中乡，发布了征略西南夷的诏书。当时朝廷正致力于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在现今的四川、云南和贵州一带，设置了武都、沈黎、汶山等新郡。武帝对这批新郡很不放心，亟待派人前往考察和安抚，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奉使西南地区的。
司马迁这次出使，不仅到了巴蜀以南，邛笮（今四川西昌、汉源地区）等地，而且到了云南昆明。他从长安出发，经由汉中，先到巴郡、蜀郡，然后再到新设置的沈黎等五郡进行视察和宣慰。这次奉使，使司马迁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那里的经济、政治，地理形胜，物产情况以及民俗习尚，都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司马迁不辱使命，虽然是首次独立出使，但对重大的政治任务完成得却十分圆满。此行除了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外，在史料和语言方面也都有不小的收获。为他在《史记》中首创《西南夷列传》，并完成《货殖列传》等篇章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这时司马迁已经三十五岁，人到中年了。至此，他的游踪东至冀、鲁、江、浙；南至湘、赣、黔、滇；西至甘肃、西康；北至河北、朔方诸地，除未到两粤之外，整个中国几乎游历殆遍。经过十数年的宫廷供职和广泛的游历，司马迁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
元封元年（前 110 年），正值武帝东巡，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原随侍武帝东巡的司马谈，因中途重病留滞洛阳。这时司马迁刚从西南归来，在洛阳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虽在父丧守制期间，但不得不立即奔赴山东，向武帝述职，并随侍巡行。就在此时，传来了黄河在濮阳瓠子决口的急讯，武帝亲临决口现场，先行祭祀河神，“沉白马玉璧于河”中，当他看到民工抢险十分紧张，人手缺乏，随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司马迁也参加了这次负薪塞河劳动。
由于数万人的抢修，瓠子缺口终于被堵住，河的南边十六个郡的百姓免遭水患。为了纪念塞河工程的竣事，武帝在瓠子新堤上建造了宣房宫，并作了《瓠子之歌》。武帝的作为，深深地感动了司马迁，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河渠书》就是在这一伟大工程的影响下撰写的。
由于司马迁的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修养和才华，早为武帝所常识，因此，在司马迁守孝三年后的元封三年，武帝即任命他为太史令。子承父业，正好应验了父亲曾经嘱咐他的“余死，汝必为太史”的遗言，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
太史令官阶六百石，与州刺史、县令同级。他已由一个闲散的属官———郎中，成了“长史”了。在整个官僚机构中，太史令的官俸虽然比较低，但它毕竟是一个亲近的位置，属于卿大夫一流。太史令经常“陪外廷末议”，凡重大制度的兴革和礼仪的规定，太史令都要参与讨论，其实等于是皇帝的历史顾问。司马迁得任这一职位，感到荣幸，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尽心营职，以求亲媚主上。”他希冀以自己的最大努力，获取武帝的信任。
司马迁开始任太史令时，颇有一种宿愿得偿，踌躇满志的心情，当时国家统一，百业繁茂，文教事业，亦有所发展。他在侍从武帝之余，即着手整理皇家收藏的大量图书，把残编断简条分缕析，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记考行之事”。从此，他的精神生活比往昔更为充实和有意义了。
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第五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由当时历法专家邓平、唐都和上大夫壶遂等人参加，完成了汉历的改革工作。武帝颁布了这部新历法，定名“太初历”，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前 104 年）。改革历法是武帝封禅活动的继续，封禅是象征帝王受命于天地，新的历法的诞生，表明受命已经完成。新历的颁行，不仅仅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广大人民有好处，这是值得称道的。
实行新历，促进了改革，当时汉王朝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并引以为荣。司马迁认为这一年，无异是新纪元的开始，自己理应多做出一点成绩，因此，他想到了父亲的遗愿。所以司马迁说：“先人有言，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撰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日以继夜，勤奋笔耕，《史记》尚在“草创未就”之际，不料一场大祸突然袭来，这就是遭李陵案的株连，使他身陷囹圄。
关于李陵案的原委，一言难尽，李陵，字少卿，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比司马迁小一岁，年轻的时候，他俩“同为侍中官”。李陵精于骑射，为人谦和而仁义，因此人缘极好，很有名声。武帝觉得李陵颇有其祖父李广之风，所以对他很欣赏，任命他为骑都尉，率领骑兵深入匈奴探测地形，后来又派他在酒泉、张掖一带操练五千兵马，防备匈奴入侵。
这年五月，武帝对匈奴再次用兵。这次派其宠姬李夫人的长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兵马从酒泉出发，赶赴天山一带截击匈奴右贤王。当时武帝把李陵召去，让他跟李广利出师，为之管理辎重。李陵资历虽浅，但比较自负，急于想单独立功，不愿隶属李广利。他在武台殿受召见时，遂向武帝叩头自请道：“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拒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前，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
武帝听了李陵的豪言壮语，知道他不愿受别人的管属，于是说：“这次派出的兵很多，没有骑兵给你了。”李陵当即向武帝表示：“无需骑兵，我将以少击众，用步兵就可直捣单于的王庭。”武帝觉得他很勇敢，便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万全起见，同时又命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带领人马，在中途接应李陵。可是路博德以前曾是伏波将军，有过征服南越（今两广地区）的大功，认为作李陵的后援是一种耻辱，于是上奏道：“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匈奴的马匹养得膘肥体壮，未可与战。不如等到来春，与李陵各率五千人马到浚稽山（今蒙古共和国喀尔喀一带）夹击匈奴，定能生擒单于。”
武帝看了奏疏，疑为李陵自食其言，悔不欲出，而教路博德上书，提出缓兵要求，因此大发雷霆，遂严令李陵与路德立即分头出兵。李陵率五千步卒，向北进军，长驱直入，径抵浚稽山安下营盘，当即派部下陈步乐回朝向武帝报告，说李陵深得将士死力，武帝非常高兴，遂拜陈步乐为郎官，朝中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表示祝贺。
由于李陵驻军浚稽山，分散了匈奴军的注意力，这对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起了保证作用。但李广利本无将才，武帝原想借机让他出师以便给予增封，结果李广利并未遇到匈奴主力，就被打得大败而返。
时隔不久，李陵军陷入单于亲自率领的八万骑兵的重围之中。李陵且战且退，在一日数次的激烈战斗中，歼敌一万多，但终因转战千里，兵卒死伤无数，寡不敌众。在离边塞百余里的地方，随征校尉韩延年战死，老将路博德未能及时驰援，李陵矢尽道穷，陷入绝境，终于被俘，自感“无面目报陛下”，遂叛降匈奴了。
武帝得知李陵投降匈奴，龙颜震怒，先是责问日前传捷音的陈步乐，陈吓得自杀了；又问诸大臣，他们异口同声说李陵有罪，当问到太史令司马迁时，他说，李陵曾屡建战功，今虽身陷匈奴，但他将来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的。谁知，武帝未等司马迁把话说完，便怒不可遏，认为他是虚构事实，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开脱、辩护，就给他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投进了监狱。
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犯了死罪的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交五十万钱赎死；二是接受侮辱人格的腐刑（即宫刑，阉割男性生殖器的一种刑法）。然而，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自赎”，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是与皇帝抗辩而获罪。因此，亲朋好友慑于封建专制的淫威，谁也不敢资助钱财为司马迁赎罪，平时与他有交往的达官显贵们，也没有一个为之说情营救。
从此，渴望得到人间温暖的司马迁，只有终日面对冷酷的狱吏，身处阴湿的牢房，受尽了捆绑、鞭打等种种酷刑。就在司马迁只等一死之际，武帝对如何处置司马迁的问题，却感到踌躇。他心想司马迁乃闻名天下的博学鸿儒，又是在朝议召对时获罪，若是杀了他，岂不有损明君圣主的形象和好文学、喜才士的仁者之风。武帝再三考虑，改判司马迁的死刑为腐刑。在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时受了腐刑。
司马迁受了腐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蒙受了不白之冤和奇耻大辱。此时的司马迁“身残处秽”，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甚至想一死来解脱自己。后来，他在《报任安书》中，对当时的心境作了回忆，说他的先人原本出身卑微，如今自己若自杀，不过是“九牛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人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自杀等于白死，是得不到世人的谅解和赞许的，他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只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殁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还没有完稿，责任未尽，岂能一死了之！
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总是要死的，但应该死得有意义。他想到历史上那些圣贤豪杰，有的虽历经磨难，受尽冤屈，但并不弃世自裁，而是发愤著书。司马迁以这些事例，激励自己。
太始元年（前96年），司马迁遇赦出狱。“白发催年老”，已经是年届半百，华发满头的老者了。由于他有文才，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比太史令的职位略高，因为接近皇帝的机会多，被官僚们视为“尊宠任职”。其实此职是由宦宫充任，因为司马迁受了腐刑，才得任此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在《报任安书》中痛切地倾诉道：“是心肠一日而九回，居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完成千秋事业，献身《史记》，他还是从冤屈和愤懑中解脱出来了。
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已经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长编巨帙的《史记》。《史记》记事，上起黄帝，终止于武帝，包含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五部分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自隋代起，始称《史记》。
《史记》寓议论于叙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据事实录，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古代，文、史之间，并无明显分界，司马迁把言之确凿的史实，运用凝练典雅的散文体裁，撰述史书，其写作水平也达到了高峰。所以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非常崇高、十分中肯的评价。
司马迁刚正不阿的伟大人格和发愤著书的顽强精神，对后人起着启迪和榜样的作用；他的《史记》是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司马迁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尊称。
关于司马迁卒于何年的问题，众说不一，长期存疑。有人认为他于后元二年（前87年）前后，大概以“花甲初度”时辞世的。
如今在陕西韩县芝川镇南原上，司马迁的祠墓巍峨，云树苍茫。祠中存有历代纪念碑刻数十块，其中一块镌刻着当代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郭沫若的五言律诗一首：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铖，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对司马迁渊博的学识，横溢的才气，不朽的巨著和崇高的精神，都作了深情的讴歌和热烈的赞颂。司马迁对祖国史学和文学的杰出贡献，其意义深远，堪称源远流长，值得千秋传颂。
身怀凌云志 何计胯下辱
韩信是西汉初年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人，杰出的军事家。为辅佐刘邦建立汉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
他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十几岁时，母亲又暴亡。从此，他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韩信家境虽然不佳，但在乡风的影响下，从小不但喜读诗书，更兼通兵法。但在暴秦的统治下，他才能难以发挥，只能用垂钓淮水、游荡街头打发日子。
一天，韩信佩剑在集市上游荡，被淮阴城里五个有名的地痞围住，为首的是“屠中少年”，韩信平素最了解他们的为人，根本无意与他们纠缠，便用平缓的口气问道：“你们围着我，到底想干什么？”屠中少年轻蔑地说道：“别看你外表长得高高大大，又喜欢舞刀弄剑的，其实你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你要是不怕死，就用剑来刺我，若是个怕死的胆小鬼，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说完，他双手叉腰，叉开双腿，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此时，韩信怒火中烧，他手按着佩剑，真想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可是，他还是冷静了下来，心想：自己壮志未酬身先亡，何以使百姓摆脱秦王之苦？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能伸能屈，荣辱岂在一时？想到这，韩信按捺住胸中怒火，慢慢地俯下身，屈从地从屠中少年的胯下爬了过去。
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淮阴城。从此，人们都羞辱地叫他“胯夫”。韩信每每听到这个称呼，心里充满了悲愤，他对苍天发誓，定要实现灭秦的抱负，洗刷这奇耻大辱。
公元前208年，秦末农民起义爆发，韩信先后追随项梁、项羽南征北战，最后又归到了刘邦的麾下，被任命为大将军。帮助刘邦击败项羽。刘邦建汉以后，韩信被封为楚王，定王城于邳（今江苏邳县东）。
韩信到封地后，召见了曾使他受胯下之辱的屠中少年，那少年见到韩信，惊恐万状，忙跪在地下连连叩头，请求饶命。韩信却笑着扶他起来，说：“我喜欢你这个人，是因为你促成了我的事业。多年以来，我一直把胯下之辱铭刻在心，并以此告诫自己，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洗刷这奇耻大辱。为了感谢你的帮助，我现在任命你为楚国的中尉（负责捕捉盗贼，维持治安）。”屠中少年此时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今日落到韩信手中，不但没有丧命，却被委以重任，他情不自禁地趴在地上连连叩头谢恩。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每个人的一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会有磨难和坎坷。而每一个人面对这些磨难和坎坷时都会有不同的态度，有人百折不挠，一往直前，有人犹疑不前甚至退避三舍。这不同的人生态度则会导致不同的人生道路，会塑造完全不同的个人命运。
1974年，意气风发的李一奎完成大学学业，自愿回到了通化山城。他说，我是大山的儿子，我要为大山里的人民做点事情。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零的起点和满地的荆棘。
他被分配到通化白山制药总厂任技术员，一干就是5年。平凡岗位，默默耕耘，都被他看作是对自身素质的锤炼和积累。
也许是命运安排，他受命担任VC工程的负责人。VC工程不仅仅是国家打破原材料进口依赖性的重点项目，也是改变吉林省医药产品结构的重要措施。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攻克项目的苦战中。正当希望的署光开始闪耀时，VC项目却被强迫下马。而此时远在成都的李一奎仍在做着份内的事，他向专家学者们递交了有关这个项目的学术报告？？现实是无情的，他回到通化药厂，眼前的情景令这个七尺男儿不禁伏案痛哭：设备拆了，人员散了，车间也被封了，先后投入300多万元，他为之付出10年心血的VC工程竟然毁于一旦！
这个普通而满怀抱负的科研人员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甚至因为后来的吁呼奔走而被停发了工资？？“究竟为什么？”
“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一次人生的挫折，从根本上影响了李一奎的人生选择。
恰在此时，他被二轻主管部门的一位领导选中，希望他到那里的集体企业一显身手。条件差，没基础，老厂即将倒闭———这些困难都没吓倒李一奎，他唯一在意和强调的一点就是：厂子建起来，怎么干必须由我说了算，放手让我们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主管部门不得随意干预！
这决不是弄权。而是事实给他的教训，要干事业绝不能没有自主权！懂得为企业的生存、发展争取广阔的空间，这是他走向成熟的开始，也是他事业的第一块基石。
长白山是天然药物资源的宝库，又有着富含营养元素的优质矿泉水。而李一奎是学生物的，搞药他是内行。几番思索，几度推敲，李一奎找到了事业的基础：他决心利用得天独厚的药物资源，办个药厂，生产具有长白山特色的滋补治疗药品，走出一条振兴发展之路。
2万元借款，40名工人，每人 1500元的集资，凭着这单薄的资本，李一奎的小药厂终于上马。
“老乡，您这里有人参吗？”天寒地冻的室外，站着一位敦厚质朴却目光炯炯的东北汉子。“是这样，我是新成立的通化白山制药五厂的厂长，厂子刚起步，资金短缺。我想先收些参，自己加工后卖出去，再给您付钱。我出的价比别人高！真的，请相信我？？”
为了解决药厂的原料问题，李一奎这个厂长亲自出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靠着一片诚意从老乡手里一支支地收购人参，就这样一家一家地走，一走就是几十里。
人参总算收购到了，其间的辛酸苦辣，只有背着人往肚里咽。李一奎没有时间坐下来怜惜自己的苦和累，他又着手行动开始跑设备，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的真诚感动了银行行长，200万元贷款为通化白山制药五厂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古成大事者，不仅要有超世之才，坚韧不拔的精神更是不可缺少的。人们不得不佩服李一奎的能力和意志。3个月后，工厂不仅还清贷款，还净赚34万元。万事开头难，通化白山制药厂终于从艰辛的创业中走上了发展之路。
当时，作为滋补珍品的“人参王浆”在全国畅销，经营人参大有赚头。也正因如此，潜在的市场竞争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对这一点，李一奎头脑很清醒。他认为，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另辟蹊径，以高质量的新产品开拓市场。
经过深思熟虑，李一奎提出了“人参王浆”在“鲜”字上大作文章的设想。他要改变生产“人参王浆”传统方法，大胆采用全新工艺，不仅使人参保鲜，而且要提取鲜人参有效成份，精制成富含营养的“鲜人参王浆”。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创举！
鲜人参王浆这一富含高新技术的产品问世后，很快以其独特的药效畅销于国内市场，引起了药业界的轰动。
独领风骚的热潮还未褪去，李一奎又开始了新的思索。在一次生产调度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目标：“要创造一系列属于自己企业的名牌产品。他清醒地指出：“目前国际市场上广为流行滋补药，但是这个势头持续不了许久。我们要在目前滋补药盛行之际，立即转向开发研制治疗药物。”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才使企业又一次走上了生机勃勃的发展之路。
机遇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长春中医学院有一位研究员，他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的用于治疗血管性、神经性头痛的新药“镇脑宁”因为合作者中止合同，经费拮据无法继续进行开发。李一奎听说后立即赶往长春，同长春医院协商，愿提供经费和实验场所，共同开发研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镇脑宁”之梦即将成真。
那是1989年，五药厂建立还不到4年。李一奎顶着巨大的压力，先后投入34万元用于开发研制“镇脑宁”。他反复强调：资金和精力要重点投入，一切重点投入都要放在“镇脑宁”的开发上！
他们的努力成功了，以其特殊疗效，“镇脑宁”被评为国家级药，获得国家星火奖并在印尼雅加达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镇脑宁”立即畅销全国，成为最佳新药，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国内外订单大批涌来。“镇脑宁”单品种年创产值1.5亿元！它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和空前影响，深深激励了全厂职工，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员工向高层次开发迈进的信心和决心。
李一奎对于事业永不满足。他是那种专家与思想家集于一身的现代经营者，他明白专业的创新总是伴着思想的突破，他不断思考和探究的是：怎样才能增强企业的后劲，让企业在不断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李一奎的主持下，五药厂精心研制的妇科良药“产宝”获得成功！这又是一个大有市场的新药品种：因为每一个正常婚后妇女都将面临分娩。也许谁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亿万产妇的康复和保健，而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必定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凭着超人的洞察力，李一奎领先于人抓住了这个机遇。
精明的李一奎有一次透露，通化白山制药五厂建厂8 年，用于新产品开发总投资500万元人民币，累计创造产值超过5个亿。没有那些过硬的拳头产品，就没有五药厂今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