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敌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我军预先设好的战场。我军集中以四倍于敌的兵力，包围了敌军整编第三师。敌军指挥刘峙急令其他四个师从两个方面实行增援。在我军重击下，敌被围之第三师向南突围，我军全线出击，将其迅速全歼。敌援军一看增援无望，即行撤退，我军迅速转移兵力，又歼援敌一部于撤退途中。
9月8日，定陶战役结束。我军以伤亡三千五百人的代价，歼敌四个旅约一万七千人，俘虏敌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
这一仗，连同我军在苏中的胜利，扭转了整个共产党解放区南方战线的严重局势。
这一仗，打得国民党郑州绥署主任、蒋介石心腹大将刘峙被撤职。
毛泽东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
攻克定陶一仗，打得十分勇猛，但是，由于居功情绪滋长，个别部队纪律有些松弛。邓小平治军，向以严格著称。战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到会的各级干部均满面春风，没想到，邓政委却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不握手！省得打几个胜仗就握手言欢。”
这个“不握手”的会议，邓小平治军的作风，使与会者至今难忘。
连打两仗，都是胜仗，都是大胜仗，但自内战开始两个多月以来，部队连续作战，确实疲劳了。
部队需要休整，需要补充，但敌人不允许。
定陶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以其主力新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向定陶、菏泽发起进攻。为避其主力，我军撤出菏泽，主力转入以北的巨野西南休整。
敌军得寸进尺，决心不让我军得以休整，于10月初进犯巨野地区。为阻止敌军继续前进，刘邓决定于10月3日开始进行巨野战役。
在巨野，我军的对手是全副美械、战斗力很强的国民党军主力军新五军。双方激战四日，毙伤敌人五千人，但我军亦伤亡四千余人，双方打成僵持局面。我军为避免被动，停止了进攻。
此役，是刘邓野战军首次与敌军强手较量，虽获小胜，达到了阻止敌军进攻的目的，但亦有经验教训。
刘伯承是共产党军中的大军事家，被人称为“常胜将军”。其精于宏观战略，智于战役战术，为举世公认。但他从来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善于总结利弊长弱。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的作风是完全一致的。
刘邓对巨野战役认真地作了总结，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利弊得失，总结了经验教训。
总结后，刘邓向中央报告说：“我们正准备大踏步的机动，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打！”
敌人真是不让我军有一丝一毫的喘息。10月中，敌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率部又向我军扑来。
此次，刘邓决定撇开敌主力王敬久，而寻机进攻从郑州来的孙震的部队。
10月29日，我军在山东巨野西北发起鄄城战役。我军撇开强敌，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向敌孙震部实施包围和进攻。
10月31日战役结束。
我军全歼敌军九千余人，生俘敌旅长刘广信，缴获美制榴弹炮八门、山炮七门、迫击炮三十七门、小炮九十五门、轻机枪二百零八挺。这一战，不仅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势头，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大有收获。真好比大大地美餐了一番，顿使部队如虎添翼。
仗，打了三个了，刘邓野战军主动出击，机动灵活地寻歼敌军，共歼敌十个旅五万余人。这个胜利是在敌强我弱的兵力对比下取得的。我区虽有十七座城镇为敌所占，但敌人兵力分散，攻势开始下降。我军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主要在运动战中求得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已初步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与刘邓在河南山东战场的作战相呼应，陈赓部在晋南连续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诸战役的胜利，三个月歼敌五万余人。
在其他战场，晋绥的贺龙、晋察冀的聂荣臻所率部队，亦歼敌三万八千余人。
毛泽东于1946年10月1日发出了《三个月的总结》。
中央指出：三个月来，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二十五个旅，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今后必须继续坚持此种作战方法，在三个月内，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即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刘邓野战军经过四个月的战斗，军队已从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三十一万人，民兵由六十万人增加到七十四万人，武器装备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奉送”而得到改善，进行大规模运动战也更具经验，全军士气高涨。晋冀鲁豫解放区全区三分之二的地区、二百万人口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翻身农民支援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1946年11月，刘邓作出决定，全区要在三四个月的时间内，再消灭敌军六七个旅。
杨国宇当时写道：“刘邓干事，完全是预算好了，才决心干。刘邓他俩向军委报告冀鲁豫战场形势时，提出今后三四个月歼敌六七个旅的计划。没有十分把握他们是不会这样写电报的。”
11月4日，邓小平向全区部队号召：再打几个大胜仗。
在河北、河南、山东的这一片大地上，国民党也正在调兵遣将，刘汝明集团、孙震集团、王敬久集团，加上王仲廉、孙连仲，已分头部署，各有作战计划，要奔邢台、取邯郸、打通平汉线。
刘邓野战军于11月18日在平汉线以东发起滑县战役，用四天五夜，歼敌一万二千人，吸引了王敬久、王仲廉两集团各一部从东、西来援，打乱了敌军北进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而这次战役所使用的战术是极妙的，刘伯承诙谐地说：“我们打法也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我们从他们的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们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
此役后，我华东野战军在宿迁附近获歼敌五万的大胜。
为了继续实现打通平汉路的计划，敌军王敬久、王仲廉、孙震、刘汝明部共九个旅五万余人，从滑县并肩北犯，气势汹汹。
根据中央指示，刘邓大军决心不顾敌军对我腹地之进犯，实行敌进我进，以主力大踏步前进，向敌后方徐州西北地区实施进攻。
1946年12月30日到1947年1月16日，进行了巨（野）金（乡）鱼（台）战役。
此役刘邓发挥了高超的指挥艺术。部队连续行军二十余天，辗转二百余公里，出其不意地攻敌后方，共歼敌军一万六千余，缴获大批武器，收复县城九座，迫使敌军紧急回援，又一次粉碎了敌军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这一仗，刘邓指挥得好，各部将领们打得也好。
刘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上述的战役情况如此演变，各级指挥员一般都能在总的意图上，独立自主抓住战机，向胜利方向扩张战果。尤其在战役最后一段向胜利进展之际，各纵队能从各方面向心集中作战，发挥有余不尽之力，故能获得如是战果。战斗时敌人屡战屡败，其狡如兔，不易捕捉。这要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不单能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而应在注视战机进展中，更以自己积极行动的因素去开展战局，走向歼灭敌人。即如何创造敌人的弱点，如何诱敌前进，如何追求敌人，如何兜击敌人之类。由于机动作战，必须发挥前线指挥员捕捉战机的灵敏性和责任感。而上级指挥员的指挥，预宜以训令（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方式推出，以便下级机断行事。”
我之所以抄下这一大段纯军事上的报告，主要是想以此说明刘邓的指挥艺术。
取得战役胜利要靠指挥员高明。但单靠个别指挥员高明是远远不够的，能够发挥每一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每一个指战员的勇敢精神和聪明才智，才是最为高明的指挥艺术。
刘邓是如是指挥的。
毛泽东更是如是指挥的。
所以，整个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一个充满了集体智慧的，充满了主动积极精神的，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甚至舍自己而求全局的战斗集体。
这种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克敌制胜的一大战斗优势。
1946年结束了，全面内战爆发已有半年的时间了。国共之战，也已越打越激烈了。
可是这时局，这战事，却没有按照蒋介石潜心策划的那样去发展，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兆头，已开始隐藏其中。
1947年的开年，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渡过的。
蒋介石急了。
他急派心腹大将陈诚，至郑州、徐州组织“鲁南会战”，调兵五十三个旅三十余万人，向山东南部进攻。
为遵照中央命令，扩大战果和吸引进攻鲁南的敌军主力，刘邓下决心于1947年1月24日进行豫皖边战役，也就是二出陇海战役。
是役，刘邓野战军在陇海路南北两侧的广大地区机动作战。邓小平亲赴杨勇率领的南集团指挥作战。他和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行军、打仗、实施战场指挥。解放皖北亳县以后，邓看到当地群众生活饥馑，立即下令开仓济贫，当地群众顿时沸腾。他们说，国军抢人，共军救人……
2月11日，二出陇海胜利结束。刘邓大军收复了陇海路两侧的广大地区，歼敌一万六千余人，取得重大战果。
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刘邓野战军在冀鲁豫战场，大踏步机动作战，歼敌八个旅，共四万四千余人，收复县城二十五座，放弃县城二十四座，粉碎了敌人打通平汉线的计划，滞留了敌王敬久集团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在山东、苏北的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以来，八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八个月，战争之急迫是出人预料的，战事之紧张是出人预料的，而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更是出人预料的。
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说，三至六个月消灭关内共军。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八个月过去了，关内共军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强大了！
到1947年2月，八个月的时间，共产党的军队，共歼灭国民党军七十一万人，总兵力上升到一百六十万人，积累了丰富的进行较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充实了武器装备，还建立了炮兵。
而国民党，不但损失了七十一万军队，还未能实现其野心勃勃的战略计划。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的一百零五座城池，但每占一城，平均就要付出损失七千人的代价。同时，每占一城，就是又多背上了一个需要看守的包袱。因此，其用于第一线攻击的兵力，从1946年10月的一百一十七个旅，已下降为八十五个旅。
八个月过去了，经过全面的轮番较量，国民党军队，虽然对于共产党的军队来说，还占有总兵力上的优势，但已经丧失了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能力。
基于这种形势，毛泽东说：“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