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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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

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时年三十四岁不到。

1月18日,父亲到了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山西省辽县西河头村。

辽县,地处太行山脉的东南段,在山西省的东部偏南。

西河头,乃是一个名不见经传,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小村落。

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就在这里。

此时隆冬未过,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一二九师的师长刘伯承头天去洛阳开会去了,会议是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由蒋委员长召开。

次日,父亲便到了这个小小山村。

当时在机要科工作的杨国宇在那一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月十八日晴西河头

“十八集团军(注:即八路军)总政邓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什么刘师长刚走,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刘。奇怪,我们的政委张浩什么时候走的,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杨国宇又记道:

“20日,在辽县开政治工作会议,全师营以上干部均出席,我因工作未参加,后来听说是邓主任作的报告。”

“21日,前方打得很激烈,政治工作会议照样开。”

“24日,政工会议完毕,西河头河滩上的人马,纷纷回队。看来师长不在家,就是邓主任主揽一切。”

1月27日,刘伯承师长回到西河头,和新到的政委见了面。

刘伯承和邓小平原本就认识,并不是陌生人。但从这一天起,他们正式在一起工作,一个师长,一个政委;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就这么着,一搭档就搭档了十三年。

刘伯伯生于1892年,长我父亲十二岁,他们两个人都是四川人,两个人都属龙。

说起刘伯伯,故事可就长了。

1911年,刘伯伯就在四川的万县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以后参加讨袁护国战争,二十年代初期已是川中名将。1926年,刘伯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四川的泸顺起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他曾赴苏联留学,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32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他在长征中指挥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占皎平渡,勇过大渡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被分配到左路军,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位红军名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即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统帅一支部队,驰骋在抗日战场之上。抗战伊始,他便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伏击七亘村日军,并在正太铁路南侧歼敌一千余人。1937年10月,刘伯承奉毛泽东和中央之命,率一二九师挺进太行,以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刘伯伯因在早年战事中失去右眼,被称为独目将军;因其用兵如神被誉为常胜将军;又因其智谋过人而被比作明朝名臣刘伯温。不管怎样称谓,总之,他是红军、八路军中声名赫赫的一员大将,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名不可多得的大军事家。

父亲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认识刘伯伯的。父亲说过:“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也是事有巧合,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父亲就开始了与刘伯伯长达十三年的共事。

父亲形容,他们二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

父亲后来说过:“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父亲和刘帅二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一直持续了几十个春秋。

1986年刘伯承病逝后,父亲曾撰写悼文一篇,文中说到他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文中说到伯承乃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文中说到伯承从少年时代起即立志“拯民于火”,而最终达到忘我的境界;文中说到伯承之辞世,令他至为悲痛。

在父亲的一生中,严肃多而言笑少,坚强弥足而情感流露甚寡。他悼刘帅一文,这样的深情,这样的追念悲痛之心毕现,实不多见。可见父亲与刘帅二人之间战斗友情之笃切。

1938年1月,父亲到一二九师后,即与刘师长伯承一起,立即投入了繁忙紧张而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月28日,辽县召开军民大会,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有讲演,有游行。

2月3日,一二九师召开干部会。此时是“后方开会议大事,前方打小仗。”

2月5日、6日,一二九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政委邓小平主持。刘伯承师长讲战术,徐向前副师长讲战斗,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总结了太原失守以来的工作和部署实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2月15日,一二九师师部开始北移。从此,在1938年的半年之中,开始了一系列与日本军队的激烈而艰苦的作战。

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在太行山脉的南端,主要区域在山西的太行山中;东北是河北,紧邻邢台、邯郸;东南是河南,近接安阳、林县。

其时,该地区已处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其西面之平遥、汾阳,东面之安阳、新乡,及北面地区,均已被日军占领。

1938年2月中旬,日军三万余人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同时向潼关、西安及陕北发起战事。

蒋介石下令反攻太原,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敌人后方交通,以配合友军的行动。

一二九师奉命适当集中主力,协同一一五师一部,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地区的敌人进击。

一二九师师部在刘邓率领下向北进发,在凄凄寒风中日夜兼程,翻山越岭。他们时而行进在羊肠小道,时而渡过石坝荒滩,一路上看到平民百姓的村庄,被日军焚烧殆尽,男女老幼无家可归,其惨状实在令人不能目睹。

2月21日,打响了长生口战斗。

我军先袭击旧关,吸引驻井陉敌军来援,然后在长生口设下埋伏。当敌人二百援兵乘汽车八辆到来之时,我伏击部队突然出击。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歼敌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缴获武器一批。

长生口战斗,战果显著。

2月27日,一二九师师部胜利返回辽县西河头。

3月4日,一二九师再次出发,此次南进,准备在邯长大道以北地区寻机歼敌。

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的公路,乃是日军一条重要交通线,其沿线各县城均有敌军守备。其间,辽县以南的黎城县是敌军重要兵站基地,驻有步骑兵千余。其南侧潞城县更有敌军二千。一二九师领导决心在此寻战,计划先攻黎城,引出潞城之敌出援,然后利用途中神头岭复杂的地形,设伏击敌。

3月16日凌晨四时,战斗打响。战事进展,一切均如我军部署。我军先袭黎城,潞城之敌一千五百余人即行出援。此时我已切断神头岭与黎城之间的交通,敌人一到,我即毁桥断路,待敌进入我三面设伏、如口袋状的伏击地区后,我军三面出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经二小时激战,歼敌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枪支骡马数百。

神头岭伏击战以取得辉煌战果而告结束。

神头岭战斗打过之后,紧接着,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又决定在邯长大道上再打一仗。

3月31日,响堂铺战斗打响。

日军为了支援晋南、晋西之敌向黄河各渡口进犯,运用邯长大道加紧运输,每日汽车不断。我一二九师决定设伏于涉县响堂铺一带,利用山势地形,袭击日军运输部队。30日夜,伏击圈业已设好,31日上午,日军两个汽车中队一百八十辆汽车由部队掩护从黎城方向而来。当敌人进入伏击圈之际,战斗打响,我军以猛烈火力压制杀伤敌人,遂即发起冲击,与敌人白刃格斗。两小时后,战斗结束,我军歼敌四百余人,焚毁军车一百八十辆,并缴获了许多武器装备。与此同时,击退从黎城、涉县来援之敌军共千余人。

刘伯承认为,响堂铺战斗,是伏击战斗的范例。

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一二九师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战斗的胜利,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敌发起攻击。仗,打得漂亮,人,打得英勇!

一二九师在晋冀豫的战斗,既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侵略者,又进一步为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保障。同时,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的胜利,也使日本军队惶恐不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日军决定于4月初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

3月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召集东路军将领会议,研究和部署了反围攻的作战方针。

4月4日,日军以十余个联队三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之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10日前后,从东、西、北三面进犯之敌相继侵入我根据地。在八路军总部和东路军总部的部署下,中国军队先后将六路进犯之敌阻滞。有三路敌军进入我根据地腹地,并相继占领了沁县、武乡、辽县等城,但是,这些进犯之敌已孤立突出,且遭我军部队和游击队的不断阻击和袭扰,陷入了饥饿疲备和恐慌不安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一二九师决定寻机打一个歼灭战。

4月16日,我军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地区,将敌夹击,经过反复、激烈、艰苦的战斗,歼敌二千二百余人,我军亦伤亡八百余人。

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此后,敌人锐气全无,我军乘敌人调整部署之际,先后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高平、晋城、涉县、长治等县城。

经过二十三天的反围攻作战,我军打破了日军企图消灭我军于晋东南的计划,消灭日军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将日军全部驱逐出晋东南地区。晋冀豫地区北部(太北)已基本上为我控制,八路军的威信空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饱受日军残杀蹂躏之后,抗日信心更加坚定。这些,都为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月22日,一二九师师部回到了他们的“首都”辽县西河头。

辽县人民欢欣鼓舞,各界人士纷纷来到司令部,向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致敬。

父亲自1月份来到一二九师,一晃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三个月,军旅倥偬,战事紧张,闲暇全无。

4月25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召集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决定成立晋冀豫军区,本师主力组成平汉路东、路西两个纵队。路东纵队由徐向前副师长率领开赴冀南,路西纵队由陈赓旅长率领向冀西发展。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前梯队指挥机关和第三八六旅前出到河北邢台以西地区,组织指挥山地和平原的对敌斗争。

4月下旬,在师部的指挥下,三八六旅进至(北)平汉(口)铁路西侧的冀西邢台地区,由此向南横扫邢台、沙河、武安、磁县以西的伪军。到5月底,基本上改变了日军侵占武(安)涉(县)大道以来的混乱局面。

1938年6月12日,一二九师麾下成立新的三八五旅,该旅由陈锡联为旅长,谢富治为政委。

一二九师原下辖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共一万三千余人。

第三八五旅由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改编,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政治委员苏精诚。

第三八六旅由第三十一军改编,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政治委员王新亭。

4月,整编主力组成路东、路西两个纵队后,6月,重建三八五旅。三八五旅成立后,便活动在冀西一带,消灭了大量伪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到了这时,一二九师经过近一年的发展,下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晋冀豫军区,冀南游击区(后称冀南军区),东进纵队,青年抗日纵队等,并代行指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和八路军第五支队。

一大批八路军高级著名将领,人材济济,云集于太行山与晋冀豫的抗日战场上。他们之中有: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高级将领陈锡联、谢富治、陈赓、陈再道、宋任穷、段海洲、李聚奎、倪志亮、黄镇、王宏坤、王维舟、耿飚、苏精诚、许世友、王新亭、周希汉、徐立清、刘志坚、钱信忠、王近山、张南生、吴富善、王树声、赖际发、秦基伟、桂干生、张贻祥、张贤约、唐天际,以及徐海东、杨得志、黄克诚、韩先楚、刘震、崔田民、谭甫仁、韦杰、覃健、曾国华、刘贤权等。

这些一二九师和其他部队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大部分还未到而立之年,正是英姿勃发之时。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他们驰骋疆场,勇不可挡。凭着大好的年华和丰富的经验,华北的抗日战场,正是他们一展身手的大好地点。在未来的战事中,在解放全中国的进军中,在建设新中国人民军队的事业中,你们还会许多次许多次看到他们的英姿,还会许多次许多次听到他们的威名。

1938年6月间,父亲从辽县出发,向东北方向的冀西地区出发,视察冀西军分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