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做出了要找给我写信的这个人的决定后，我随即就焦虑不安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我一想到给我写信的这个人，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另外，我知道就要毕业了，再不抓紧时间找，那我可就没有时间了。
我是这样开始寻找给我写信的人的：
首先，我把全班的同学在我脑海里过了一遍。可是，当每一个同学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时候，露出的都是狰狞的面孔，没有一
个和善的表情。这就使我产生了怀疑：难道说给我写信的这个人，为了迎合同学，在平日里对我采取了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的态度了吗？
其次，我查对了全班同学的笔迹。
这很容易办到。我们班的后墙，有学习园地，有批判专栏，还有最近每一个同学写的做好“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决心书。要查对笔迹，只要拿着那封信一一翻阅就是了。然而，在翻阅了后墙粘贴的所有同学写的稿件后，我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字迹相同的。这又是我产生了疑问：难道说，是某一个同学通过了他或她的弟弟妹妹的手，给我写了这封信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肯定能从这个同学的眼睛里发现一点儿情况。
抱着这样一个认识，在元旦假收了以后，我开始注意起全班每一个同学的眼睛。但是，不几天，我就放弃了这个做法。原因是，在我与几个同学进行了目光交流后，我发现，对方回赠给我的，不是生硬、冷漠，就是歧视、鄙倪。
无法找到给我写信的这个人，这使我的焦虑又转变成了迷茫。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就如同一个哲学家，低头走着、想着，整个思绪，都进入到了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就这样，孤独又一次向我这个有着复杂内心世界的人袭来。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上一次的孤独。当我走进孤独时，我发现我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对自己产生恐惧，而是心态十分的平
稳，也十分的安详，尤其是在我走进了孤独的一段时间后，我灵魂的深处，竟然生出了一种娴静。
我曾经在事过多年以后，对我两次孤独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成因不同，表现出来的情绪就不同。
前一次孤独，是一种心理情绪上的孤独。这种孤独主要是由世俗和浮躁引起的，它可以使人的欲望膨胀。而这一次孤独，却是一种灵魂在高处的体现。它来自于内心，也归宿于内心。因此，它不会使人变得浮躁，更不会使人变得不安。相反，它将人引向了一个幽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会静静地思考，默默地探索，象哲学家研究物质，作家构思作品一样，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孤独。
然而，就在我充分地享受着这种孤独给我带来的一个崭新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一场更大的灾难却与我不期而遇。
那是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个晚上。像往常一样，我又走出了校门，来到了那个简易体育场。那天，天不是很冷，所以，我在体育场待的时间较长，快十点的时候，我才决定回校。
以往，我回校的线路是直接往北走，先走过农田边的一小段土路，再穿过学校门口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就进了我们学校，可这一次我却向南，上了另一条马路。
这是一条东南、西北方向的马路，它的南侧是空军、陆军、
铁路、煤炭和化工部门的疗养院，北侧却是夹在我们学校门口那条马路中间的一片片农田，往西北方向走两公里后，这条路就和我们学校门口的那条路相接在了一起。
上了这条路后，我就往西北方向走，走到两条路交汇处后，我又右拐上了我们学校门口的那条路。然而，在我上了这条路往东走了不到200米的时候，我被马路右边的一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拌了一跤。
“妈的，”摔倒后趴在自行车上的我心里骂道，“谁他妈把自行车撂到了这里。”等我疼痛难忍地爬起来后，我发现黑糊糊的四周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影。
“真他妈倒霉。”我心里又骂了一句，接着，我就一瘸一拐地向我们学校方向走去。到了学校门口，我借着大门上的灯光，发现我右手手背上有两道挂痕，左小褪迎面骨上，也有了一横道不长的紫青。
“真他妈倒霉。”我又暗自骂了一声。之后，我就走进了学校，走回了宿舍。没有想到的是，我被拌的这一跤，只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开始，随着夜幕的撕破，我灾难的戏剧，就随着光明的出现，正式上演了。
第二天早上，课间操的时候，站在窗前望着楼下做操同学的我，突然发现学校大门口站了四、五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这几个警察好像有什么急事，想进学校，害怕引起躁动，不进吧，可又害怕耽搁时间。最后，他们碰了碰头，还是走进了校门，从做操同学的间隙中，向校领导和教职员工办公区走去。
课间操结束后，走进教室的同学，都在议论警察突然来校的事。有人说警察是来抓人，有人说警察是来破案，也有人说，警察来校，主要是来调查我们上一级的一个学生，他在农村插队时，向香港的一个敌特机构写了一封挂号信。就在同学们众说纷纭的时候，学校广播响了，接着，校长就在广播里播出了一条让同学们更加猜测的通知。通知内容是：请各班班主任和各科老师迅速到校会议室开会，不得有误；请各班同学在上课铃声响了以后自觉回到班上上自习，不得乱窜座位，更不得乱窜教室。
通知播出后不久，上课铃声就响了，同学们也就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但是，议论还在持续，一直持续到快要下课，老师开完会后来到教室。
我记得很清楚，来到教室的班主任心是非常沉重的。他先推门迈进了教室，然后回身轻轻地关上了门。上了讲台后，他又折身来到了门前，将门又特意关紧了一些，这才一边慢慢走向讲台，一边开口说了话。
“大家都知道，”班主任心事重重地说，“刚才，我们学校来了很多警察，这是因为，昨晚我们学校附近发了一起案件。由于受害人说作案的人像一个上高中的男生，所以，我们学校的高中男生，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听到这里，我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现在，学校为了配合公安侦破这起案件，要求学校所有的男生，都要写出一份昨晚8点至11点的去向，说明自己到了那里，和谁一起去的，证明人是谁等。”
班主任说完以上话后，立刻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就写，马上就交。”
班主任补充的话刚已说完，我余光中就看到有男同学开始趴在桌上写了起，但我却一直愣着。因为，昨晚，我是一个人出门，去的地方又很黑暗，没有人能够证明。
愣了一会儿后，我还是回过了神来，并迅速地写出了我昨晚8点到11点的去向。
在写这个去向时，我没有写被自行车拌倒的事。原因是，我觉得那是一件倒霉的事，写出来也证明不了什么，所以我也就把这件时省略了。写好了以后，我就交了上去。
下午，第一节课快要下课时，我看到教室前门的门窗玻璃外有人头闪动，不一会儿代课的老师就走下讲台开开了房门。这时，门外的一个校领导把代课老师叫到了一边，不大工夫代课的老师就出现在了教室的门口。
“那位是耿跃进同学，”代课老师望着教室内问。
听问我的名字，我立刻惊了一下。与此同时，全班同学的目光，也都投向了我。
代课老师从同学的目光中知道了我是耿跃进，于是就对赛第三我说：“你出来一下，有人找你。”
听了这话，我很疑惑，但疑惑归疑惑，我还是起身走向了教室的前门。
当我跨出了教室的前门后，我突然发现，门外的一左一右，各站了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这两名警察在那个校领导把房门一关上，就上前抓住了我的双臂，接着，架起我就走，根本不容我说话。就这样，我被架到了楼梯口，接着，我又被架下了楼梯，架出了教学楼，架进了校长办公室。
在校长办公室，我被责令站在了一个坐在办公桌前的模样有点儿象公安局领导的人的面前。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叫屠战雄，他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大队长。
屠大队长在我一进屋时就开始了对我进行审视，那凌厉的目光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即便是现在，一提起警察，或者一看到警察，我就会想起那道目光。
“知道我们找你来是何事吗？”屠大队问。
“不知道。”我回答道。
听了我的回答，屠大队不吭声了，但他却直盯着我看。突然，我发觉他把目光定格在了我的右手手背上，并且，眼睛的上下眼睑，有了放大的趋势。于是，我下意识地抬起了右手，看了看我手背上的两道刮痕。还没等我把手放下，屠大队就已经起身奔到了我的面前，并且很快地就抓住了我将要放下的手。
“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屠大队边翻看我手背上的伤边问。
“我昨晚不注意被东西挂了一下。”我撒谎说。
“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挂的？”屠大队追问道。
听了这两个追问，我本来想如实回答，可这时我想起了我早上写的那份去向证明，在那份去向证明里，我没有把被自行车拌了一跤的事写明，如果现在如实说明，那不证明我在写去向证明时隐瞒了一些事吗？于是，我继续撒谎说：“在我们学校，是铁丝头挂的。”
“不对，”我话刚落音，屠大队就接着我的话说，“这根本不是铁丝头挂的伤。”
听了这话，理屈词穷的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看我没有狡辩，屠大队又盯着我问：“你身上哪里还有伤？”
我说：“没有了。“
“不会吧！”屠大队仍盯着我说。突然，他弯腰提起了我左腿的裤筒。
“这是什么？”屠大队盯着我左腿迎面骨上的一道青紫问。
我说：“这是……”
“不在这儿说了，”还没等我说完，屠大队就严厉地打断我道，“咱们到公安局去说吧！”说完这话，他就向一直站在我旁边的那两个把我架到这里来的警察发出了命令。这样，我就又被这两个人架出了校长办公室，架出了学校的大门。
我是被架出学校校门，塞进一辆北京吉普车后，拉到公安局的。一到公安局，我就被带进了一间小平房。
这是一间很不起眼的小平房。房内有一张单人床，一张长条椅，一张三斗桌，再有的就是一个烧的通红的小铁炉。
这间小平房并不是正规的审讯室，它只是一个临时问讯有犯罪嫌疑的人的地方。
在这间小平房内，屠大队开始了对我的进一步询问。
询问肯定要从我右手的两道刮痕和左腿迎面骨上的一横道青紫开始，这我能估计到。但问的详细的程度，我却没能估计到。例如，在问时，屠大队不仅问了我右手手背的两道刮痕和左腿迎面骨上的一道青紫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造成的，还问了当时有谁在跟前，周围十米以内的人是谁等等。
我没能估计到屠大队会问的这样详细，但这并不难做出合理的解释。所以，我就继续隐瞒了我昨晚在公路上被一辆自行车拌倒摔伤的事情，编造出了我右手手背上的伤是学校单杠的斜拉铁丝头擦挂的事实，擦挂的时间是昨天下午快5点的时候；我左腿迎面骨上的一道青紫是在教室不小心被椅子拌的，时间是昨天早上第三节课下课以后。在要求我说出证明人时，第一件事我回答了事情发生时我身边没有人；第二件事我回答了发生时班上有不少人，但谁都没有注意。然而，当我详细地说完了这些以后，屠大队立刻就派人对我所说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结果，核实的人回来告诉屠大队说，昨天下午第二节课后，我们班上有三男两女聚在单杠底下说话，一直说到天黑。在这段时间里，谁都没有见到过我的人影。这就说明昨天下午5点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单杠那里。就这一件事，屠大队揪住不放了。最终，他使用策略和计谋，迫使我实话说出了我手上和腿上的伤形成的时间和地点。当我实话实说完了后，屠大队立刻大声喊道：“胡说，你又在胡说！”
“我没……”
“你没什么！”屠大队抢过我的话说，“你手上的伤明明是被人用手指甲挖的，你腿上的伤又明明是被人用脚穿的鞋踢的，这让谁一看都能看出，你又能骗过谁啊！”
听了屠大队的这几句话，我立刻意识到了我手和腿上的伤很有可能涉及到一起抢劫案或强奸案，如果我不能澄清事实，那么，我极有可能被冤枉，于是，我两腿打起了颤来。
“怎么，”屠大队看我害怕了，就扬扬得意地冲我说，“胆怯了是吧！”
“不是！”我大声喊道，“根本不是！”
“不是什么！”屠大队厉声回敬我道，“你从写去向证明就开始说假话，从学校说起，一直说到公安局。现在你终于说出了一半点儿实话，可又开始掩盖了起来。”
“好吧，”屠大队接着说，“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管了！”说完，屠大队站起身来就走出了房子。
屠大队走出房子后不久，就进来两名民兵小分队的队员。那个时候的民兵小分队队员基本上都是打手。他们两个一进来，就开始了对我的“专政”。这个“专政”包括砸背铐，捆绳索，挨拳脚等等。到晚上10点的时候，我彻底支持不住了，就顺着屠大队的说法，违心地说出了自己手上的伤是被人用手指甲挖的，腿上的伤是被人用脚穿的鞋踢的。而屠大队在我承认了这个以后，又走进了房子，开始对我进行了下一步的讯问。
我手和腿上的伤是被自行车拌倒后造成的。违心地说成是人为造成的，那就得说出这个人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身高体形如何等。尤其是说出这个人为什么要用手指甲挖我，用脚穿的鞋踢我。可我却根本就说不出来。结果，我再一次被那两个民兵小分队队员“专政”。
由于这一次“专政”比上次“专政”更有专业性，持续的时间也长，所以，在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我昏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