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唐朝文学家、诗人。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字子厚，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因参与王叔文革新，贬永州司马，后徙柳州刺史。诗文多含哲理，刻划入微，托意深远，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是唐朝中期政治革新家，又是文学家、哲学家。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是永贞革新的中坚人物。毛泽东很赞赏他的器识、学问和思想。据毛泽东秘书林克回忆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同他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社会危机四伏，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1丕，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侄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毛泽东称赞永贞革新。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哲学思想也表示欣赏。
1964年2月，毛泽东在春节教育座谈会上，曾戏谑柳宗元是“二等进士”，但却盛赞他的文章。1964年3月，毛泽东在停留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介绍大寨后说：穷山沟里出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作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据逄先知介绍：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认为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彩。
毛泽东喜欢柳文，还善于应用。1942年，他到鲁艺作报告，为教育毕业出去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自以为是“洋包子”，而瞧不起“土包子”。在讲演中曾维妙维肖引用了柳宗元《黔之驴》篇，毛泽东说：“贵州没有驴驹子，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过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就看出它到底有什么本事了，说：‘原来你不过有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驹子。”（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第350—351页）毛泽东还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形容当时的抗日战争形势。他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3页）
毛泽东肯定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多次谈到了他的哲学著作《天对》。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有次会议上谈哲学和哲学家时，介绍了柳宗元。他说：“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学哲学五年，读了很多哲学书。当然有一定的书本知识是必要的。但仅仅靠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能出哲学家？我不信。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辩论和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陈晋《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上卷248—249页）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就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但他的《天对》，太短，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产生以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其大意。”[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404—405页]1965年6月20日，他在上海和刘大杰教授谈及柳宗元时，又提出了柳宗元文章的思想性比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但当刘大杰问及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时，毛泽东认为柳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份。因为喜爱柳文，当1960年章士钊撰写《柳文指要》时，得到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开始他就表示：“这个想法好。我也很喜爱柳宗元的文章，是否书稿完成，能先睹为快？”1965年毛泽东读了章士钊历五年余而完成的《柳文指要》初稿上卷，当即
复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1页）不久，毛泽东又读了章士钊送来的《柳文指要》初稿下部，再写了一信：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章士钊接信后，即将《柳文指要》上部再次寄上。毛泽东对《柳文指要》读得非常认真，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他又转给康生阅读。同年8月，章士钊再次将修改稿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给康生写了一封信：康生同志：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430页）
毛泽东表示同意此书出版。康生本想扣压此书的出版，因见毛泽东支持，只得附和。毛泽东在1966年1月28日给章士钊信称，“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寄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1971年，经过章士钊的努力和毛泽东同意，中华书局终于推出了在出版社搁浅了五年的《柳文指要》。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唯一的一本竖排繁体字的线装书。《柳文指要》自发轫到付梓出版，毛泽东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关注和支持，反映了他一以贯之的对柳宗元的高度肯定。
毛泽东晚年，由于评法反儒思潮，柳宗元竞也走红神州大地。1973年5月，毛泽东正在读郭沫若《十批判书》，江青进来，他给了一册此书，并顺口念有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此诗后来亦有一说是江青捏造的。毛泽东没有这样的顺口溜，但他对柳宗元的尊重确是越来越高。1974年8月，批林批孔进入狂热时期，毛泽东要江青记下他所写的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对柳宗元短篇《封建论》的评价很高。后来《封建论》还由有关部门详作注释，印刷出版了大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