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宪友会党人也好，一般立宪人士也好，把“切身的利益”作为“最先的考虑”那是很普遍的现象。如喊立宪喊得最响的张謇，最初却是个“群而不党”的人，待开放党禁后，他才加入了共和党。
张謇这人清高，也有做帝师的胃口。张謇把个人的利益与身家看得很重，讲究实惠。
本来，宪友会成立期间，他本来是要到北京去的，但为避清廷嫌疑，他不前不后，恰在宪友会成立之后才到北京。但如果我们认为他没理想、害怕坏自家好事的人，那就错看他了。
据他自定的年谱中记述，他此次北上，是为了陈请关于沪汉粤津各商会议组团报聘美国及商议中美银行航运事业，对宪友会则只字未提。
张謇的北上，四月间已有此计划。但取道汉口赴京，绕了一个大圈子。
可是，他却在河南彰德拜会了他当年的弟子袁世凯，在洹上村，彼此密谈了什么，他没透露。
而这时离武昌起义还只有三个多月的光景。
张謇逗留到宪友会闭幕方抵北京，显然他不想卷入宪友会。但这只是表象的。
不错，他是一个极端反对激烈改革的人，他这时候，或许晓得宪友会已经不是当初的性质。其实，宪友会的干事雷奋是他的代言人，故参不参加对他是无所谓的。
他不想卷入革命党中，倒是有的，他对暴烈的革命不赞同，并把革命党视为盗贼之流。他在年谱中称：
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
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尤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说为之也。
很有意思的是，张謇害怕革命，但他却又偏偏碰上革命，及至后来竟代表袁世凯与革命党领袖打交道，以致让孙中山还舍不得。然而，他却把孙中山游戏了一把，这是后话。
另有一件颇显诡异的是，张謇与武昌起义擦肩而过。而且是目击者，悠悠然安然“逃脱”者。据他在日记中说，他目击到了武昌起义，那时，他应湖广总督瑞潋之邀前来武昌洽谈恢复官办大维纱厂的事宜：
十九日（按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西历1911年10月10日）城启，余即过江。（晚）八时登舟；见武昌草湖门工程营火作，横亘数十丈不已。……舟行二十里，犹见火熊熊烛天地也。二十日至安庆，知武昌即以十九日夜失守。
张謇每在关键时刻，少不了他。他在武昌辛亥起事这一天，居然和湖广总督瑞潋商事，而且匆匆登舟而去，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态，是罕见的巧合的镜头。而瑞潋在这几天正是为“彭刘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因此，所谓“应瑞潋之邀”谈商务，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