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位被义和团诅咒的人，仍然是慈禧赏识的李鸿章，当政府走投无路，奈何不了侵略者时，他被慈禧再三督促北上议和。
李鸿章是被很多书生，包括康、梁都十分赞美的深知“大变局”的人物。他们只看到了李搞现代化的方便少数利益集团生活的一面的政绩，而没有看到大多数人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一面。
另外，李鸿章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帮助慈禧、光绪搞政治改革。从1901年1月至4月，慈禧连下两道新政懿旨，这两道懿旨，除了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迎合外，他和其他封疆大吏、王公权贵对这变法诏令基本上是持冷淡态度。
新政懿旨中就有批评洋务运动带来的误区。因此上谕“希望突破洋务运动的藩篱，指出了‘察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李鸿章是继曾国藩致力洋务运动的最努力者。单就铁路火车一项来说，没有李鸿章，慈禧不可能在中南海坐上火车，中国人今后也不可能坐上。
前面讲过慈禧忌讳建铁路破坏风水。中法战争以后，洋务派为图自强，大修铁路之议渐起，主张最烈的是时任北洋大臣总督的李鸿章，他的重要粉丝是台湾巡抚刘铭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但反对的声浪高唱入云，因为造铁路免不了破坏民间坟茔的风水，不少民居也会遭到拆迁，而中国人尤重土安迁，难免引起政府与百姓的矛盾，慈禧因这个担忧而不敢做主造铁路。但之后坏了满清的，恰恰就是因为铁路。例如李鸿章开通了一条由天津至唐山的铁路，另一条由天津到通州的铁路，给以后八国联军进京无形中提供了方便。又例如将铁路收回国有的矛盾，最为激烈冲突的是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这些或许不是她的忧虑，但某种忧虑会蕴涵某种预感。铁路在辛亥革命时代，已经纵横南北，为国内战争起到了更胜一筹的便利。
铁路，西方工业革命的铁龙，引入了晚清，让黄龙旗折断，令中国的田园诗荒芜，使自然主义作家幻灭。
然而，却给中国人的出行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
当时的慈禧，她对铁路的忧虑，也被主持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主管弄得转忧为喜、心花怒放。李鸿章等洋务派看到了铁路的美好前景，如上节讲，他想修铁路，又怕慈禧不满，因而自己不出面，由唐廷枢出面。有个策士向李鸿章献计，要他先投慈禧欢悦，先尝尝铁路的甜头。台湾历史作家高阳在《手掌上的夕阳》说：
策士献计说，目前颐和园正在兴修，重修西苑的工程，快将竣工。
西苑三海，中南海比较热闹，北海则嫌冷落，巡游不便，如能自紫光阁开始，修一条轻便铁路往北，那里好些具景观之处，亦能邀慈舆一顾，必为慈禧所欣许。及至离宫禁苑亦有了铁路，朝士又何敢再唱反调？在征得醇亲王（即亦缳，其时在铁道部挂名主管，实由李鸿章主管）同意后，由李莲英等人进言，终于获得慈禧允许。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第一期工程完工。据《翁同和日记》载：
合肥（指李鸿章）以六火轮车进呈，今日呈太位御览。今紫光阁铁路已成，未可知否。
慈禧试车，李鸿章亲自检视。太后十分满意。李鸿章便大张旗鼓建造津通铁路。但接着而来是宫内失火，保守派大臣奏请“修省”，于是慈禧又下令停造津通铁路。未及两月，又同意了。后来慈禧又坐上开通了由西苑至涿州以南的高碑店，以及至易州谒西陵的特制花车。这特制花车是时任芦汉铁路督盛宣怀派人改装的，改装好后，盛宣怀与直隶总督袁世凯来中南海一块检视。高阳在《手掌上的夕阳》一书里，还记了袁世凯与盛宣怀在检视时有着一笔有趣的历史细节，从中可见洋务派人物是如何让慈禧尝足坐火车的甜头：
袁世凯发现古董挂屏后，对盛宣怀说：“点景虽好，但怕车行震动，掉了下来就是‘大不敬’的罪名，哪个敢当。”盛宣怀答复：“请我公来试一试最快的车，如有移动，再想办法。”
于是高速开至定兴，往返两百华里，只用了两小时，所有陈设，纹丝不动。袁世凯满意，对他所用的北洚路局局长梁如浩说：“上用花车，一切以此为法。”
八国联军内犯时，西苑铁路遭到破坏，慈禧训政兼作寝宫的仪鸾殿也毁于大火。
开通铁路，终于使慈禧感到忧愁。虽然李带来了近现代化的建设，但未能解决好，也不能解决好下层的民生苦难，因此，主要以农民、手工业者、城市中的贫民、散兵游勇，少量中小地主、部分知识分子、无业流民所组成的义和团，便起来反对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政府官员，他们“扶清灭洋”，既出于寻求自保，也出于爱国反帝的义愤。这种情势，是慈禧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义和团起而迎击之后所感觉得到的。据《天津通志》载：“当义和团兵力已经成为包围天津城之势时，则改成了‘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沽上通衢》说：“义和团说到做到”，“扒毁了京津铁路四处，致使两市运输中断”，“五月十一日，义和团又焚烧了杨村车站外的铁路桥梁”。
可是，慈禧在派李鸿章和奕勖与八国议和期间，就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帝国之欢心”、镇压曾经帮助她的义和团，投敌人之所好恶；与此同时，一面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企图缓和国内阶层矛盾；另一方面，训练新军及其各地警察抵制革命，以求确保王朝久安。
但李鸿章并没有配合灭火。他只灭国内事务外交上的火。他一心醉心于洋务，也明知有许多失误，他对这种失误，好像显得很无奈一样，甚至把自己比作是满清帝制的“裱糊匠”。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录了这位后党首领在洋务上有偏差的自嘲：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可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同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好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确实“无何术能负”起清洋务失败之“责”。因为他只会帮助满清搞国防，但国防防不了，搞洋务，务不了，搞外交，交不了，等等，原因是归咎于帝制的王朝“如同一间破屋”他只能像“裱糊匠东补西贴”让它“成一净室”。这个“净室”似乎就是为慈禧太后游北海时，乘坐他从法国购来的火轮车。这列陈设华美、制作精工的六节车厢的火轮车，后被誉为“特制花车”。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净室”：
车厢共两辆，第一辆登车后，是一道玻璃屏风，旁开一门，大间正中设一宝座，四周设长桌，上加黄缎绣龙桌围。壁缦黄色丝绒，内衬白毡，地上铺五色洋毯。车中陈设华丽非凡，古玩、玉器、书法、名画，一应俱全，设法钉实，不使动摇。宝座后左右各有一门，左面是下车的后门，右面进门，即第二辆所改装的卧室。
卧室中首先入眼的，便是一架横摆的西洋铁床，因为只有横摆才是正而不偏，要用西洋铁床，是经李莲英格外指点，原来慈禧此时已吸“福寿膏”。西洋铁床用席梦思，躺下来比较舒服，而横摆之床，床前有足够的空间，便于太监跪在床前打烟泡。
铁床旁有一门，内设“如旁桶”，供慈禧解之用。桶内下铺黄沙，上注水银，“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所以排泄物一落，即没入无迹。
李莲英说：“皇上坐车内，陈设照此办理，不可有丝毫差异，一则怕皇上不痛快；再则，老佛爷（即慈禧）不愿意担负忽视皇上的名声。
然而，这间“净室”，早已在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与八国联军签订和约前夕“灰飞烟灭”了。
但他不会承担“其责”。一切的责任，都是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