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被罢官次日，光绪便召见康有为，光绪皇帝告诉他：“黜革高级官员的权力‘握在太后自己手中’”（语出《中国的危机》）。这是对康的提醒，也是暗示，由此可见，光绪帝随时把危机推托于太后身上，为变法改革的矛盾焦点转移到了老太后身上。然后才安排工作，差使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相当于中央秘书处顾问），允许他专折奏事。同时进入军机的还有梁启超（只管一点翻译的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也不过小秘书而已。
帝党首领老翁同志被涮，康有为等似乎心安理得，这是非正常心态。他应该明白没有翁哪来康？可是，他可以这么想，但不可以为他冤，这是一种丧失政治道义的恶德；他完全可以表示遗憾甚至抗议，或者即刻集体辞职，但出于封建政治意识，由野心驱使的政治的恶德，使他和他们不敢这样，于是，他们在自危中而不觉，反而感到初来乍到就不见了碍手碍脚的老头子，甚而可以说有种幸灾乐祸的想法。一个不能共忧乐、共进退的政治成员，他给这个团体带来的挫折失败、再挫折失败，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将在本书后面，还能够继续见证这一政治逻辑。
接着的是，光绪帝雷厉风行地出台了维新改良派所拟的诏书，并将新政诏书一连串一连串颁告天下。
1898年6月16日，维新派宋芝栋奏《请改八股为策略析》，痛斥八股文空疏无用，要求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光绪帝要发诏，刚毅坚决反对：八股“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惹得光绪皇帝动怒”，刚毅以“请懿旨”相抗，光绪只好亲到颐和园请示获太后批准。
6月23日，光绪颁诏《废八股，改策论》，对这一胜利，《康南海自编年谱》说：“是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
但一切实权都操在慈禧太后及其掌握军权的亲信荣禄手里。这就没整了，改良的新贵们上不去了，上述的“国是诏”措施，也难认真地贯彻，他们可就着急起来了。历史上这样相似的情景不乏其例。
举例来讲，单就“裁汰繁冗机构”一事，就会夺去许多老臣的饭碗，凭什么呀？就凭点西方新思想，会舞点文弄点墨，会磨嘴巴皮子，就妄自尊大欲夺权力夺饭碗夺我江山啦？没门。翁同和本是你们的导师、帝师、帝党首领都被打发走了，他就是“殷鉴不远”的被打倒的一个老头子，作为帝制老臣，虽政见不同，但也难兔死狐悲的啊。就凭这点，守旧派扎成一团向维新改良新贵反扑。
能招架住吗？
招架不住的。
历史上，靠变法的多着啦。但连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都难逃非议及其厄运。
终于，“帝后党争”发展到短兵相接的阶段。新政受到慈禧等政府首要严厉质疑，因而变法受阻，光绪帝的地位也遭到沉重的挑战。他已感到自身有点难保，便传出密诏，向康有为求助对策，同时令他离京赴上海去办报。这本是很好的和平撤退啊。
殊不料，他们要采取攻势。康有为偏要撞撞南墙，他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则策划“清君侧，肃宫廷”及请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袁世凯“围园杀后”之举，此举颇有自取其辱的样子——因袁世凯的泄密，使维新变法遭致空前绝后地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9月22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张荫桓、徐致靖等维新变法官员陆续被捕；下令拿办孙中山和文廷式等。
八月十一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名义宣布：
恢复精简掉的詹亨府、通政司等机关；
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停办报馆；
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
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由是，满清维新官员意欲在政府内部走政治改良的愿望，从此陷入两难境遇，政治悲剧也持续不断地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