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其时，主张改良、保皇、民权的梁启超，他在立宪到来的时刻，其精神状态又如何的呢？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县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举人出身。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强迫政府赔款割地。次年4月17日，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道光进士）以政府议和全权代表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梁启超与他的同道、师长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举时，这位还只有22岁的青年学子与年近四十的康有为带一千三百多举人示威游行，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闹得政府威风扫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后到美国与康老师会晤，谋求与革命党人孙中山联合，却遭到康有为拒绝。梁在美国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他到处发表改良与保皇的演说，赢得了许多华人的支持，包括一些美国人。这里有一件富有喜剧性色彩的插曲，那是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其《中华民国开国的革命史》所写，显然抱有成见的味道，说是没有吧，但又活灵活现：
梁启超在旧金山的时候，一个名叫弗肯伯格的退役军官主动提出为保皇会服务。梁启超以“中国首相”名义授予弗肯伯格“中国改良军队大元帅”头衔。然而后来，当一位叫霍默·利的军事评论家竭力巴结他的时候，梁启超又授予他以同样显赫的头衔。弗肯伯格听到这个消息，对梁提出强烈抗议，并同另外那个大元帅展开了公开论战。梁启超对他们两介人的许诺于是被公开了。梁启超只好以个人的名誉在对利的任命书上签了字，霍默·利这才得到那个职位。但在1911年保皇会的信誉扫地，梁在美国会见了孙逸仙并主动提出与革命党合作。革命发生后，梁在南京作了一个时期孙中山的顾问。
另据哥利克和洪生华在《沉默的剑》记载：“1899年梁在日本遇到孙逸仙，他们一起策划了让梁返回美国，假装成康有为的拥护者加入保皇会，作为孙中山的密探，1900年，梁在日本遇到康有为，加入了保皇会，并成为中华帝国改良军总司令。”
在美国、日本等国，梁启超为康有为的保皇摇旗呐喊，声威烈焰铺天盖地，给革命党人带来浓厚的阴影及其阻力。作为革命党阵营的领袖孙中山深为忧虑头痛，为此，孙作出奋击，这从他在190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我正在美国进行反对改良党人的艰苦斗争，并且在五六个地方击败了他们。我打算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去旅行，我相信在三四个月内在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战胜他们。我不认为做这件事对我是困难的，因为梁启超在那里时使他们的影响处于高潮的时候，但是现在，改良运动已逐渐堕入颓废中。
使孙中山奋起反击改良派的原因有其中一点：“1903年，在前往美国途中，孙中山访问了檀香山。在那里，他面对着梁启超的朋友们办的《新中国报》的极大敌意。在旧金山，一位加入‘保皇会’的海关人员居然阻止他登陆。梁启超的旅行和笔杆已经在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强化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冲突。当梁启超回到日本时，他也就回到了一个在过去的几年中日益激烈的派别斗争中（美国作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自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世界性的华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梁启超的保皇会机关刊物《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驳斥与反驳斥的宣传战。《民报》是论战的主要阵地，同时散布在海内外各地的革命报刊，如南洋的《中兴日报》、檀香山的《自由新报》、曼谷的《华暹新报》、仰光的《大汉公报》等，都纷纷投入论战。在《民报》上刊载的重要论文，不少出自孙中山的口授，或根据他授意撰写的。在孙中山看来，“为本党革命宣传之梗者，保皇党甚于朝廷，非以言论战胜保皇，则宣传无由得力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在梁启超看来，“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一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
在这势不两立的背景下，两大阵营的机关报之间爆发了空前激烈的思想战。孙中山要实行“种族革命”，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梁启超反对这种革命，否认推翻清朝政府的必要。他认为清政府是“四万万人之政府”，不应该推翻，只应该监督和改良。中国人民的大敌不是政府，而是那些因改革会对自己的富贵权势不利而从中作梗的人。他认为言民权可以，但不必“满汉相阋”。
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梁启超坚持认为不必。陈玉申在（《晚清报业史》说：
他（梁启超）指责革命派道：你们倡导社会革命，“以排斥资本家为务”，将来有人煽惑劳动者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否则同盟罢工，将使中国资本家蒙受“损失”以至“裹足不前”，“坐听外国资本势力骚骚然淹没我全国之市场。”到那时，我四万万同胞将沦为外国资本家之牛马，“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棰之下以糊其口”。梁启超还认为，如果实行“圆满”的社会革命，就必须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一切生产事业都由国家独占，国民皆为劳动者，分配极均。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产生许多麻烦：“有自由竞争绝而进化将滞之问题，有因技能而异报酬或平均报酬孰为适当之问题，有报酬平等将遏绝劳动动机之问题，有分配职业应由强制抑由自择之问题”，等等。他说，这些问题欧美学者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国当然更谈不上。如果政府将全国人的衣、食、住、行，乃至所执职业都统统包下来，“一切干涉之而负责其任”，这样的政府能够适于存在吗？能够保证“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吗？他进而攻击社会革命论者“妄言惑人”，“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他还痛心疾首地表示，即把匕首插在他胸膛上，也要大声疾呼：“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然而，孙中山则不但坚决主张社会革命，而且主张民族革命。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就是他对梁启超的具体答案。1906年12月2日，他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的《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宣称：“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民报》第十号发表了孙此次题为《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
而梁启超闻之则呼吁：当今“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大肆宣扬“忠君保皇”，鼓吹光绪皇帝的“圣德”，提出任何革命，都会使国家陷入一场“杀人流血之惨”的灾祸，引起列强的瓜分和内动乱。因此，他认为立宪是最好的政治行动，他指出西方国家追求民主政治，是有“进化的次序”的：“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对这些步骤，他觉得不容逾越，“断难躐等”。
孙中山对梁启超这种“断难躐等”的论断进行深刻的批驳。他认为这个“断难躐等”的论点是愚蠢可笑的。比如说，中国过去向来没有火车，按改良的“次序”，难道初用火车，必先用英、美几十年前的“旧物”，然后才可以逐渐换用新式火车吗？他认为应该取法乎上，向外国学习进步的东西。严正驳斥了梁启超（包括康有为）的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次序”观点。孙中山说：“世界上各国的立宪，也必须从流血中得来的才算是真正的立宪。同一的流血，我们为什么不从事于直截了当的共和立宪而从事于这不完不备的君主立宪呢？！”“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在封建王朝废墟上建立一个“头等民主共和国”。只要“发愤自雄”，“易旧为新”推翻清朝政府，就一定能够打破常规，以“异常之速度”前进；在数十年内不仅“举西方之文明而尽有之”，而且胜过他们也是可能的。有志革命的人绝不能“无所借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而应当“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不然那就“可羞至极”。
尚明轩在《孙中山传》中讲到孙中山宣传革命，反对改良的情景时写道：
孙中山的这些讲演和文章，有力地揭穿了改良派的反革命真面目，帮助许多侨胞逐步了解到革命与保皇的区别；使误入保皇会的人觉醒，他们纷纷登报与保皇会脱离关系，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其中，南洋华侨资本家邱菽园觉醒后，进一步揭发了保皇会的黑幕；华侨郑螺生、李源水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
孙中山与改良派经过激烈的论战，终于夺回了革命派在日本、檀岛等地华侨中间的阵地，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嚣张气焰。
是“保皇”还是革命？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它，新创民主共和国？
是维护还是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这一系列所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
杰出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人，名大符。
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1908年他与赵声、邹鲁等密谋攻取广州，因事泄失败，1910年又与赵声、倪映典等策划广州新军起义，也失败，同年再次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与黄兴攻入督署，事败避居香港。民国初辛亥革命后先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继任广阳军务处督办，兼广东审计院院长。“二次革命”时，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1920年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有《朱执信集》）以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为纲，写出大量的反驳文章，如《论满洲欲立宪而不能》等。他从当时存在的国内民族矛盾现状出发，论证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当“以一役而悉毕其功”的可能性。
另一位才子汪精卫也根据孙中山的口述，执笔写成了（《革命不致召瓜分说》一文，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共和国家，才能避免瓜分。文章说：“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瓜分之说，“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汪在《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则指出：“其他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等原因者更不可胜计，革命是救国救民的至仁之事，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借手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泉，当亦无怍。”
革命党办的《民报》，自创刊以来，以1906—1907年最为畅销，“发行购阅，数逾数万……入会之人，日以百计”的极为兴盛的景象。
就连改良派成员与之（笔名，真名无可考）也在改良派的阵地《新民丛报》上撰文惊呼：
近几年来，中国到处都在谈论革命，现在又得到政治上、法理上的阐发、赞助，它的旗帜更鲜明，它的壁垒更森严，它的势力越加磅礴而壮大，连贩夫走卒，都谈论革命，甚至真正行动起来了。（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