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一种行为观念一旦形成，中国人就很难扔掉。
林语堂得出结论并认定：“缠足是很痛苦，但她有一双美观的脚，这是她一生的光荣。”
一个是著名学者、还是后来的名牌教授，一个是著名作家、还是后来的进步人士，却把由晚清至民国的禁令，视为儿戏，以恶为好，况且凡夫俗子了。由此也可想见，慈禧政府在那个“反清复明”、“创立民国”、“君主立宪”高涨的时候，想以“满、汉通婚”、反对“有伤造物”的“率多缠足”等亲民的终极关怀来，已经不足于引起汉人的兴趣，更别说感恩了。
慈禧自发动“戊戌政变”后，她失去了感召力，她的所有懿旨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走上中央一级的汉官虽然还拥护她，不去想着推翻她，那是因为把她当做是可爱的“三寸金莲”（虽然她是天足，比大脚马皇后可能略小些），一个大清国、小政府的“三寸金莲”，她只能委身于满汉官员说说笑笑，倘若哭哭啼啼，是没哪个也委身于她的官员同情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官员都在脚踏两只船，而且政治情人多的是。
慈禧完全感受得到，而不是隐隐约约地感到。
她是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
她从小就受到由父亲请来的二位家塾的教导。《睁眼看慈禧》一书写道：
慈禧一生至爱，反复诵读的书有三本：一是《资治通鉴》，二是《诗经》，三是《红楼梦》。慈禧幼年即读《四书五经》，那时最爱诵读《诗经》。后来她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时，曾吩咐每天午后，宫中一些嫔妃和有身份的宫女们集中在一起，朗诵《诗经》，讲解史书，每十天考核一次，优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诗经》成风，以至于小太监们也争相吟诵。
然而，她再有学养，也抵挡不住她自成丰帝驾崩后，王朝出现“国无长君，国运必衰”的结局。从同治到光绪到溥仪三帝，一个是6岁，一个是4岁，这在西方，是不会有的。当她没有放出留学生的时候，当西方的报纸还没有展开政治攻势的时候，当外交官还没有派往国外的时候，民智、官智还是不会开通的，现在都开通了，还能让小娃娃皇帝来统治大人？因此，任凭她有多精明，多有本事能耐，都不会得到受了欧风美雨熏陶的人士拥戴。除非像康、梁所主张的走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道路。否则就是孙、黄所要走的法国、美国的政治路线。但她当然选择前者，可是前者的并列领军人物却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甚至谋害自己的人。
宪政的隐忧，她挥之不去。
我留意到，慈禧在她26岁守寡始，她的政见思想确实是无不跟着新的不中不西的政经时代亦步亦趋的。期间有过太多的政治折腾。
我还注意到，慈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与西方“和而不同”，并苦心孤诣地由反对光绪的新政到大行新政——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奖励实业——预备立宪——法制改革，其跨出的步子的的确确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统治改革。
变法维新，本是和平政治改良的最佳行为，但由于康有为等有着保皇弃后的种种幽暗心理，结果流产了，现在要立宪，要召开国会，也本是很温柔很温和的要求，只因有了那么多康、梁死党，因此慈禧本来有诚意的政见，也只好给人以应付似的虚拟政治了。但自动了宪政的念头后，尤其是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宪政，并有所动真格的行动后，却激动了那么多的汉人，慈禧好像感到了这是很可怕的从政潮流，她在这政治激流的旋涡里，备尝了太多的争权夺利的把戏，她看到了男人阴森的政治斗争的底线。自从允许可以用钱买官以来，现今的政府官员已然人满为患了，再安排众多的投干股的立宪派人物上来，这将是官场上不可想象的政治灾难。
她深知，这些鼓噪立宪的人，大多是有经济地位的人，以及欲通过“宪而优则仕”的崇拜西方政治的人。
不管如何，她的忧虑终于发生了，她放出的“预备立宪”的这只西方虎，已经蹲得太久了，它不想再蹲下去，它正向慈禧太后、一个无冕皇帝，嘶声地扑来。当初康有为在谈虎色变，现在，人人都是大大小小的老虎了——这正是康、梁培训出来的；这正是孙中山的暴力革命逼出来的。
人们欲罢不能。
所以，她躲在仪鸾殿里。
她在仪鸾殿里，成了一个圈子更小的帝国女皇。她一边接受光绪帝的例行公事般的请安，以及接见各地高级官员的言不由衷汇报；一边批阅着乱七八糟的文件，又要细听着外界的宪政呼声。
一个快要74岁的慈禧，最终给热衷政治的商人、文人、政客看到了相对平静的宪政曙光，只是有点漫长，她许愿在九年后，即到了1916年后实行君主立宪。她这个承诺按理是真诚的。1908年，在她还没有生病之前，答应召见请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张謇，彼此有则对话：
张謇：“皇太后，臣敢问立宪是真是假？”
慈禧：“因不好才改良，立宪还有假的不成？此是何说？”
然而，慈禧到底言不由衷，她最后主持并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有：“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等违背立宪派公意的死命令。
从她逝世后，这个满清第一帝国女人的意志，载沣他们并没有改变，因为慈禧是无冕女皇，她的声威余烈仍然震慑着摄政王载沣，而载沣又比较厚道迟钝，他闹不懂慈禧的侄女、儿媳妇、皇太后隆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像慈禧太后那样？
但等他闹懂了隆裕其实不是慈禧时，搞假君主立宪的故事已快演完了，隆裕原来是赞成共和的。这就使载津有点意外，正像溥仪登基大哭大闹，他突然说了句：“莫哭，快完了快完了”时，结果他这句话也弄得大臣们甚感意外，以为不是好兆头。
事实上，中国人也很讲究说话的。
慈禧太后未能补天，修补了一点，又被载沣捅了个大窟窿——把袁世凯修理了，又再捅穿个大窟窿——搞起皇族内阁——如此这般折腾，也是帝制不得不崩溃的缘由之一。
帝制的崩溃有其不可遏止的必然性有不少学者认为，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的感受，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或者在镇压改良派与革命党人时，如果也能认真想一想诸如《革命军》这样“犯上作乱”的文章，专门搞暗杀满官的恐怖活动以及连替清廷着想的立宪派再三发动请愿运动，为何能使人们拍手称快？当不至于发生武昌起义，也不至于在发生后无法解决。甚至有学者认为，清廷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力，它只是被动地走一步算一步，好像已经丧失了康、梁1898年的改良机会，接着又丧失了慈禧1905年开局不错的立宪机会。
事实上是，革命的兴起，满清的瓦解，以及所带来的帝制的崩溃，不是当局者及其忠实者所能遏止的。
自有历史以来，在每一朝代到了穷于应付民意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新的生产力与落后而衰朽的生产关系之间，有着从游离局外到短兵相接的矛盾冲突，直至由新的生产关系来摆平。帝制时代的摆平是“成者为王，败者为贼”，到头来还是帝制的绳索牢笼。而晚清的革命与旧制度的这个冲突，则源于欧洲思潮在中国的猛烈而急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民主亮点。特别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前饥民暴动、抗捐税暴动、会党起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到立宪人士请愿与爆发武昌起义，都表明旧的政治意识形态适应不了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求了。尤其是这些时有发生的小股大股的旧式的暴动，势所必然地进而为觉醒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运动。像以上这样的冲突，如类似洪秀全的太平军革命，一般来说是不可调和的，除非碰上了类似讲博爱讲和谐讲共和的孙中山。然而清廷还真碰上了，这是国民的福气，也是民主共和的丰碑。
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革命，深受来自欧洲新思潮的传播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基督教文化的入侵。
从一定角度来讲，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报刊开启，逐渐让国人思想有着颠覆清廷的必要性。
基督教文化的入侵催生了思想革命实事求是讲，晚清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报刊杂志的言论自由，在同治（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以来、戊戌政变之前，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从历朝来看，自秦得天下，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中国虽有议政的报纸，但只有官报而没有民报。清初以前各朝办的报纸，叫邸报，即官报，相当于过去的“内部资料”、“内部消息”、“内部参考”等。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写道：
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的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
但自英国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于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来广州传教后，他与另一位教士米怜，于1815年秘密地印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另有两名基督教新教教士麦都思、梁亚发为编辑。这是中国民间有报刊史以来的第一份由外国人及中国人协办的中文刊物。梁是粤东人，因发送报刊书籍，被官府因宣传异端而捕答三十下，马礼逊把他保释；道光帝时，官府因他分送教会书报，又把他逮捕，幸被驻广州领事馆的马礼逊之子出资斡旋，才得释放。梁亚发著述的《救世撮要略解》、《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等小册子，洪秀全曾加翻印，传播很广。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主编米怜，他在1813年来广州时，刚好从北京传来新的谕旨：
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
米怜和马礼逊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后，便把目光投向在靠近广州的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荷兰殖民地，此时为英属），那里有大量华人聚居。该刊物出刊后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境内，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与乡试时，就派人带往考棚，向应试士学子分送，主要发行人即是梁亚发。
该刊通俗，尤其是来用对话形式的长篇连载解说基督教理的文章《张远两友相论》，由浅入深，娓娓而谈，引发华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而信仰。如开头一段就是那么吸引人的对话：
从前有两个好朋友，一名张，一名远，他们两个人同行路问，相论古今。
远日：“我已听人说，尊驾曾经受了耶稣之道理，而信从之。我看世人论说此事，多有不同，且我自己不甚明白，今有两端，欲求尊驾解之。”
张曰：“岂敢，相公智深才盛，如何倒求于愚弟乎？但既是相公自所愿，则弟应当尽心遵命，请相公说那两端？”
要中国人改信外来的上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该刊讲究宣传策略相当到位，富于诱导性，因此，信奉上帝，并借上帝的次子名誉来“扫除清妖”的正是到广州赶考举人的秀才洪秀全。那年他25岁，时在1837年3月8日，因读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梁亚发写的书，激起了革命的热情，产生了对上帝的崇拜。4月5日，洪秀全神魂颠倒，终于得病回家。据说卧床四十多天，病中连呼“斩妖”。事后，他声称：曾升天见到了“上帝”，“上帝”命令他下凡救世，诛灭妖魔（指清朝反动派）。洪秀全病中和病后先后作了《斩邪留正》等诗，这些诗表达了他的革命反清的思想，如《斩邪留正》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
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
声振东南日月边。
玺剑光荣承帝赐，
诗章凭据诵爷（指上帝）前。
太平一统光世界，
威风快乐万千年。
诗句中的“玺剑”二字，据《太平天日》记载，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赐他一柄宝剑和一颗玺，作为“斩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给他朗诵了一些诗，这是他“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凭据。
上帝还下旨意要他改名“秀全”，秀全含“禾王”二字，意即农民群众的领袖。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福源水村人）原名仁坤，小名火秀。他7岁进本村私塾，18岁被村民聘为村塾教师。洪秀全把书一读，把病一得，把名一改，还真不得了。1834年，时年31岁的洪秀全再次到广州立试失败，6月，他从广州考棚收到的梁亚发发送的附会基督教宣传品《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将其中的词句，作为宣传反清斗争的武器。他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他的兄长，是上帝爷派他下凡杀妖，劝群众“拜上帝”，不敬邪神，创立“拜上帝会”。将本县莲花塘书馆中的孔子牌位砸毁，斥“至圣先师”的孔像为邪恶的偶像。此后，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文献，提出天父上帝是唯一真神，不行恶事，主张天下男女尽是兄弟姐妹，应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