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结果呢？她的确如顾以偿嫁给了这个男人，但不幸的是他在婚后不久就英年早逝。接着，发生了许多事情。她的女儿不仅早婚而且迫不急待地想要离开。最后，她终于和女儿完全失去联络。
这位女士本身非常热中骑马。她拥有数匹心爱的好马。有一天，发觉这些马突然在她的驾驭之下变得急燥不安，甚至猛烈地将她摔了下来。最后，她只好放弃骑马。她也曾拥有一只非常俊美的狼犬，可是，好景不常，这只狗却突然中风，至此，深觉自己受够了良心的谴责。她非得找个人告解，于是，她才找上我。她曾谋杀了别人，同时也谋杀了自己。任何犯下了如此罪孽的人也等于毁了自己。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被逮到，他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如果没有被人发觉，也仍旧会受到良心道德的谴责。这位女士就是个好例子。事情终究会有结果。毕竟抬头三尺有神明。
犯罪的结果终于使她陷入极度的孤独里。甚至连心爱的宠物都遗弃了她。而为了摆脱只有这样，她才能重新抢回人性，而这个人必须是个医师而不是职业性接受告解的人。对于后者，她还必须考虑对方的道德或法律上的顾虑。她已经被心爱的女儿和宠物所遗弃，更默默地承受了良心的判决。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
后来一直查不到她的真面目，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所说的一切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她后来怎么样了。毕竟来找我作告白，并不是她生命之旅的结束。也许她被迫自杀了。我无法想像她如何可能在那样的孤独当中活下去。
病人的故事
临床诊断能帮助医生决定一个确切的方针。但对病人却没有什么帮助。最重要的仍是病人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同时显示了人性的基本以及人性的痛苦。而也只有在这点上，医师才能开始实施治疗。有一个病例深深地证实了这点。
这个病例发生在一个女子监狱的老犯人身上。她大约七十五岁，而且已经卧病长达四十年之久。早在五十年前就来到这所监狱了，但没有人记得当初她是如何入狱的，因为和她同时来的人早就墓木己拱。只有一个在这儿工作了近三十五年的护士长，还记得一些有关她的事情。这个老女人已不能说话而且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的食物。她都用手指吃饭，任由碎渣从口里掉出来。有的时候要花上两个钟头的时间才能喝完一杯牛奶。而不吃东西时，她会用双手和双臂做出奇怪、规律性的动作。我从不了解那些动作有什么意识，能够了解精神病所带来的摧毁程度，但却无法对她的行为做任何解释。在我发表临床演讲的时候，常常以她作为早发性痴呆症的一种紧张症状的代表。这对我却不具任何意义，因为我仍旧无法通过这些去了解她所发出的动作其中的含义。
对于这个病例所拥有的印象，正好说明我那个时期对精神病的反应。当我成为助理时，对精神病理学所代表的意义根本不了解。每当我的领导或是同事表现出十足的信心时，我就觉得不自在，因为好像在黑暗中茫然地摸索，认为干我们这一行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去了解病患的内在世界，然而，我却从事一门自己都找不到出路的行业。
有一天夜里，我正好走过监房，结果看到那个老妇人又在重复那些个神秘动作，于是再度自问：“为什么她非这么做不可呢？”我禁不住跑去问那位老护士长，是否她从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形。“不错！”她告诉我：“不过我的前任同事跟我说，她从前是做鞋子的。”接着我又调阅了她所有的资料，这才发现里面有张条子记载着她的确有模仿鞋匠动作的习惯。在过去，鞋匠总是习惯于把鞋子夹在双腿膝盖间，然后用针穿线缝制皮面，就像这样的动作！后来这个老妇人去世的时候，在她的丧礼上见到她的弟弟。“你可知道你姐姐为什么不正常吗”我问他。他说她本来深受着一个鞋匠，结果不知为什么对方对她没有那种意思。后来，姐姐在被拒绝之后就疯掉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动作完全是一种对旧日情人的一往情深，甚至到死都念念不忘。这个病例使我第一次对于精神病人的心理背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第一次了解到精神分裂者的语言原来并不是全然无意义的。我曾经在1908年在苏黎世发表了一篇演讲论及有关一个名叫芭贝特·S病人的病例。
这名病人在苏黎世旧市区的几条又脏又乱的街道长大，那是个极其穷困的险恶环境。她的父亲是个酒鬼，她的姐姐是个妓女。到了三十九岁那年，她得了一种偏执性的早发性痴呆症。当我看到她时，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待了快二十年了。她一直是医学院学生研究的示范对象，在她身上看到一个最典型的精神分裂和其不可思议的过程。芭贝特是完全的精神错乱而且常常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疯语”。我曾经花费了好大心力，企图去了解那些深奥的语言。比如说她会冒出一句“我是萝若莱！”原因是每当医生们在研究她的话时，都常说：“我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或者，会悲叹道：“我乃旧格拉底的代表！”这句话根据我的猜测可能是说：“正如苏格拉底一样，我也遭受了不白之冤。”有时候她也会莫名其妙来一句：“我是无可替代的超级大师！”“我是玉饼里的上层葡萄。”“我是德国与瑞士最甜的奶油。”“那不勒斯和我必须供应这个世界足够的针。”这一切都是在透露了她自卑感的补偿作用。
芭贝特以及其他相似的病例，使我深信许多认为没有意义的话实际上并不然。不只一次我发觉甚至在这样的病人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所谓“正常”的个性。而它偶而也会通过声音或是梦来表现出有意义的语言。当生理疾病陆续产生时，它甚至会由幕后移至幕前，而且使病人看起来几乎完全正常。
有一次，就碰上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这个妇人很明显地拥有这样的“正常”个性。她这个病已经是没有治愈的希望，毕竟每个医生都会有这种没有救的病人。她说可以听到她的整个身体发出的声音，而且有一个从胸膛里出来的是“上帝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信任这个声音。”我这么告诉她，同时也对自己的勇气感到吃惊。结果这个声音常常表示合理的意见，通过这个声音的帮助，我和病人关系处得非常好。有一次“声音”说话了：“让他考考你的圣经常识吧！”于是她找了一本相当老旧的圣经，每一次我去看她时，我都必须指定一段章节给她读，然后下一次我就得考她，每隔两周，毫不间断这种情况持续了七年。刚开始，我对于扮演这个角色感到很畸型，不过，终于了解到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事实上，通过这个方法，她的注意力不断保持机警，如此一来，她就不致于陷入更深的分裂状态中。结果，六年之后，那些原本无所不在的声音只存在于她的左半身了，她的右半身至少已经不受其束缚了。而且并没有因此使她左半身的压力增加，情况依旧维持和以往一样。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她的病好了一半。在这是当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任何人都无法想像那些背诵经节的练习竟然会达到治愈的效果。
通过对病人的研究，了解到偏执狂的想法和幻觉包含了一种根本的意识。一个精神病的背后，可能包藏了一个个性，一段故事，一些希望和欲念。如果疏于了解这一切，那么过错在于我们。突然之间，才明白一个人的普通心理是隐藏于其精神状态中的，而且，就在这儿，我们面对的仍旧是一些人性的冲突。也许病人表现出来的是迟钝、冷淡、或是全然痴呆，在他的内在世界里，却有更多更有意义的反应在进行着，终究我们将面对人性中最赤裸的一面。
精神病患者的内心世界
当还待在诊所的那段时间里，每当处理精神分裂症的病例时，我都必须特别慎重，否则很容易掉入空想的陷阱里，精神分裂症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病，所以如果有人病况有了进展，那只表示他患的根本不是精神分裂症。
1908年弗洛伊德到苏黎世来看我，曾把芭贝特的病例实地示范给他看过。后来，他告诉我：“荣格，你知道吗？你在这个病人身上所得到的发现的确相当有趣。可是，老天爷，你怎么可能忍受得了花这么多时日来面对这个异乎常人的丑女人？”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不太好看，毕竟从未这么想过。就某方面而言，一直视芭贝特为和蔼的老人，因为她常常会拥有一些可爱的幻想，也会说一些很有趣的话来。而且，不管怎么说，即使在不正常的状态里，仍然有一种人性从荒谬的言行中显露出来。事实上就治疗效果本身而论，芭贝特的情况一直没有什么转变，毕竟她已经病得太久了。但是我的确在别的病例上发现这种恳切的倾听对病人所产生的治疗效果。
单就外表观察，精神病患所呈现出来的是他们悲剧性毁灭的一面，我们极少有机会看到隐藏在他们内心的另一面。特别是在我遇到了一个有紧张症倾向的年轻女病人之后，更觉外在常常是不真实的。这个病人只有十八岁，并且来自一个颇有教养的家庭。不幸的是在十五岁那年，曾经受过她哥哥的诱惑，以及另一学校同学的强暴，于是从十六岁那年起，她开始完全封闭自己，拒绝和任何人沟通，后来，她和外在唯一的情感上的接触竟然是一只她从别人家硬抢过来的凶狗。到了十七岁，变得更奇怪了，家人只得将她送到精神病院里待了一年半。她会“听到”一些“声音”，也常拒绝吃饭，而且保持全然的沉默，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处于一种非常典型的紧张症状中。
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渐渐地诱导他开口说话。经过克服许多的抗拒之后，终于告诉我，说她其实一直住在月球上。这个月球似乎是可居住的，而且一开始只看见男人。这些人立刻把她带到一个只有妇孺居住之处。因为在月球某一处的高山上住了一个吸血鬼专门绑架杀害妇孺，所以，月球人正面临绝种之危机。
我的病人决心为月球人尽一份心力，她计划除掉这个吸血鬼。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她终于看到这个怪物像只大黑鸟似地向她靠近。她将一把利刀预先藏在衣袍里，等待吸血鬼的到来，突然之间，它就立在她眼前，这个怪物身上有好几对翅膀，它的脸和身子都完全隐藏在翅膀之后。因此，除了羽毛，什么也看不见。在惊奇之余，她极好奇地想一睹怪物的庐山真面目。手抚着刀，逐步前进，刹那间，怪物的翅膀全部张开，出现在她眼前的竟是一个绝世美男子。他用力将她环抱住，使她动弹不得，无法挥刀。而且，她也如中邪般地被这个吸血鬼的外表所震慑住。结果，他带着她一起飞离了地面。
在她向我透露这个异像之后，又能再度自由地开口说话了，但同时，也表现出内在的抗拒，就好像我阻止她回到月球似的：无法再脱离地球。她说这个世界并不完美，而月球上的生活却有着丰富的意义。过了不久，她又饱受紧张症之苦。我只得将她送回疗养院，有一段时间，她疯得相当严重。
两个月后她离开了疗养院，我又再次得以亲近她，和她沟通。渐渐地，她意识到地球上的生活是她无法逃脱的。她奋力地挣扎，但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再把她送回疗养院。我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枉然的，你再也无法回去了”她默默地以一种冷淡的表情接受了命运给她的安排。
过了一阵子，在一个疗养院里找到了一个工作。院里有一个助理医生好像紧紧追求过她，结果她用左轮开了他一枪。幸好，他只受了点轻伤。而事实却证明她竟然身上带着一把枪到处跑。还曾经亮过这把上了膛的枪。在我为她进行最后一次治疗时，终于把枪交给我，当我惊讶地问她为什么身上要带枪，她说“如果你没有把我治好，我早就给你一枪了。”
有关枪击事件都烟消云散后，她回到故乡，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活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不曾再发过病。
通过对这些幻像的解析，我们得到了什么？这个女孩因为受到亲人的侮辱，而觉无颜再面对世人，但是，她却在幻想的世界里超脱了一切束缚。她早已被提升至一个神话国度里；毕竟近亲相奸实为王室贵族的特权。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一种对外在的隔绝——这也是一种精神病。于是，她超越现世而与实际失去了沟通。她投入了一个宇宙的空间，并且在其中遇到了那个有翅膀的怪物。事实上，在后来为她治病期间，她曾将这个怪物投射在我身上，使我的生命甚至受到她的威胁，因为我曾劝她重新再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当她把月球的幻想告诉我时，她也终于背弃了这个魔鬼，并将自己委托给一个活生生的人类。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得以回到现实，甚至结婚生子。
在那些经验之后，开始以一种不同的角度来面对这些精神病患者，因为我终于得以洞翻他们内在世界的丰富和重要性。
心理医生的自我分析
经常有人向我请教心理治疗和分析的方法。我却无法提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每一个病例都有其不同的治疗。每当一个医生告诉我，他绝对不采取某一种方式时，我会对他的治疗效果产生怀疑。我们也早就听说过病人会对医生产生抗拒。事实上，心理治疗和分析的复杂正如同人类个体一般。我尽量对每一个病人采用个别的治疗，因为毕竟每一个问题都有其独特的解决之道，对于一般通过的法则，我们应采保留的态度。一个心理学上的真理只有在能接受反驳的条件下才是存在的，很可能某一个认为绝对不可能的解决方法，却正是另一个医生寻求的答案。
当然，身为医生就必须熟悉所谓的“方法”，但是却应该避免落入某一个特定公式化的处理方式。一般来讲，医生也绝不该迷信理论上的假设。这些假设很可能只有今天有效，明天就派不上用场。在我的分析里，理论性的假设是不重要的。常常，我会因为动机而变得没有系统。对我而言，处理个别病例的方法唯有通过对病人做个别的了解。需要对每一个病人使用一种特殊不同的语言。比如，在处理某一个病例时，可能用的是艾德勒的语言，而另一个病例，很可能采用的是弗洛伊德的语言。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将每个病人视为一个完全独立个体。心理分析是一个须要两个伙伴的对话——也就是分析者和病人面对面，相视而坐。医生有话要说，病人也是一样。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在于方法的应用，那么只有精神病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在拥有一个事实——除非能真正了解潜伏性精神病患者的象征世界，否则，我就无法为他们治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研究神学。
面对知识水准较高，较智慧型的病人，精神病医师单单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除了理论性的假设之外，必须了解一点——究竟病人致病的动机何在，否则，他只会煽动不必要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