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恩·西玛尔长年以来对帖鲁旺那玛喇伊地方的圣者非常关心。当我印度归来时，他首先问我的，即是这位南印度的智慧长者的状况如何。我未曾拜会希里·喇嘛哪，我这位朋友是否觉得罪无可免，或者难以理解。他对这位圣人的生平及思想如此热衷，因此，如换成他的话，他一定不会失去拜访他的机会。此事不足讶异，因为我了解西玛尔深入印度精神极远，他最强烈的渴望乃是（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印度。可惜，此事已经不可能实现。他惟一能够访问的机会在二次大战前夕永久失去了，但他对印度精神抱持的观感，反而因此更衬显得壮丽非凡。在我们合作的事业上，他引导我深入东洋灵魂深处，其洞见之珍贵，真是无价可拟。他不仅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能明确掌握住印度神话的意义与内涵。很不幸的，神灵锤爱不白之头，他竟然也逃脱不了英年早逝的命运。留下给我们的，乃是我们对一位跨越专业藩篱的英才倏尔消逝的悲恸，但我们如转向人类立场考量，又不得不庆幸他留给了我们“不朽的果实”此一礼物。
自洪荒世纪以来，一直有“圣者”传递印度神话与哲学的智慧。西洋的“圣者”一词事实上是无法表达东洋圣人的本性及外观的。印度的圣者是灵秀印度的体现者，在文献中，这样的人物我们屡见不鲜。这也难怪西玛尔会对最近、但也是最好的修成肉身的例子，也就是对化为希里·喇嘛哪形躯的人物那么着迷关怀。在这位瑜珈行者身上，他看到了真正的“雷司”之化身。“雷司”是见道者，也是哲学家，他是传说中的人物，也是历史的人物，他可跨越任何的世代，再度显现。
也许我应该访问希里·喇嘛哪，但假如有机会再度旅游印度，以便弥补我的疏漏的话，恐怕我的抉择仍然一样，我不会亲自拜访这位杰出挺秀的人士。尽管良机不再，但我相信我做的是合理的，因为我不相信他真的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匹。他事实上是种典型，前已有之，后也将有来者，职是之故，我根本没必要去采访他。只要在印度任何角落，不管在拉玛克里斯那，在拉玛克里斯那的门徒，在佛教的僧侣，或在印度日常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里，我都可以看到他。他的智慧语言，事实上也是印度精神生活的一种“暗示”。就这点意义而论，希里·喇嘛哪乃是印度大地土生土长的“人中之人”，是真正的“人子”。他是种“真实”，真实之顶则是种“现象”。从欧洲人的眼光来看，这种现象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印度，他仅是白色向度上的一点白点（他的白所以还能被人提及，只因还有相当多的面相是黑的）总的来说，在印度我们阅斯人阅斯事多矣，因此到头来，我们只希望能少看些。印度风土繁富，人种复杂，但却渴望彻底的单纯。此种单纯性也见于此，它渗入印度的精神生涯，如同愉悦的香气或曲调般。它遍地皆同，一体平铺，其相却又变化无穷，绝不单调。要了解此义，读读《奥义书》或佛陀的话语就够了。此处所闻，诸地皆闻。它出于万眼所唱，它现于万姿所显。任何村庄、任何乡道皆有枝干广分之大树，树荫底下，皆有人努力消灭自我，期使繁富变殊之世界沉没到“一多并起之同体存在”。这种基调在我耳旁反复出现，毫不做作。很快地，我已经无法摆脱它的咒力。随后，我绝对认定：没有人可以逾越此点，印度的圣人更不行。假如希里·喇嘛哪说出的话与这种曲调不能同唱，或者他宣称他懂的事物超出上述的论点的话，那么，他所领悟的一定是错的。因为如能与印度古调谐音，圣者就对了，如发出了别种曲调，他就错了。在炎热的印度南部，这种无力慵散、低音呢喃的论证特别适应其风土，所以我毫不懊悔竟然没有到帖鲁旺那玛喇伊地方参拜。
然而印度毕竟深不可测，我虽然不去寻找圣者，最后还是和他会面了，而且是按照一种很符合我个性的方式。在查马克的首府催马幢，我巧遇一位圣者的门徒，他个子矮小，谦虚自抑，社会地位可视同小学教师，他老是让我想起亚历山大的鞋匠，影象极为清晰。在阿那托·佛兰司的小说中，此鞋匠被天使派遣至安东尼处，他被视为一位比安东尼还要伟大的圣人典型。我们这位矮小的圣人也像鞋匠一样，有无数的小孩需要奉养，尤其为了长男的教育，他的牺牲更大。圣者是否一定聪慧，反过来说，智者是否一定是圣人，此事大大可疑，但此处我无意检讨这两个息息相关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位谦虚和气、虔诚好像幼童的灵魂身上，我遇见了一位全身奉献，吸收智者智慧的人。不仅如此，除了智慧与圣洁外，他还在生活中“将俗世吞食净尽”，这点己超越了他的老师。我深怀感激，庆幸能与他会面，我相信不可能会有再好的事情降临到我头上来了。对我来说，通体智慧或通体圣洁的人，如罕见的蜥蜴的骨骼，他最多只会引起我的兴趣，却根本无法让我感动流泪。相反的，在超越无明的泛我存在与扎根黝黑大地的人性弱点间的失调矛盾，却可吸引住我。印度永恒不变的万古基调，总是在继续编织网幕或将之劈裂的矛盾间来回演唱，此事最是可人。人到底如何才能够看见无影之光？能够听见无声之默？能够获得无愚之智？不管怎么说圣之体验应当是最辛酸苦劳的一种体验。与我会面的这位人士，感谢上天，仅是位小号的圣者，他不是耸立在黑暗深渊上的耀眼尖峰，也不是生就戏弄自然的可敬可惊的异种别产。他仅是能将智慧、圣洁与人性合为一炉，协调共生，使彼此间愉悦欣喜，和平丰饶，相忍相让。不纠葛限制，不彰显特别，不怪异引人，也不大声以色，更无需传递特别的讯息。但就在海风轻拂，椰叶摇晃，轻柔呢喃中，具体体现了年代悠久的古文明。他己在幻影幢幢之存在中发现：“意义”，在束缚中发现解放，在败北中发现胜利。
纯白无瑕的智慧与纯白无瑕的圣洁，要见到，恐怕只有在文献上才可见到，也只有在那里，它们的声名才不会受到挑衅。《道德经》里，老子言语奥妙，精彩绝伦。但老子在山坡西侧与舞蹈少女共庆暮年生命，大概就不足为训了。尤其令人难堪的，大概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纯白无瑕”的圣人躯体——假如我们相信美是上帝最巧妙的产物时，事情就很明显了。
生命中“自我”与“自己”的矛盾
希里·喇嘛哪的思想读起来很漂亮，在他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纯粹印度式的风格：永恒的呼吸，排斥世界，也被世界排斥。它是各个时代里的歌谣，它如同夏夜的蟋蟀鸣声，回响着万物之音。这种曲调建立在单一的伟大主题上，虽然它的单一性质常被五彩缤纷的千种反光掩盖住，但事实上它是印度精神的永恒愉悦，亘古未断，绝不疲怠。它最年轻的化身，即是希里·喇嘛哪本人。这种曲调是种戏剧性的对照，对照的一方是“阿汗卡拉”（我执或自我意识），另一方是我执紧死系住的本我。圣者也称阿特曼为“我之我”，因为本我确实在体验中被视为主体之主体，也就被视为自我真正的来源及操控者。但自我反过来也一直想消纳本我赋予它的自主性，并占为己有，这种（错误的）努力始终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西洋人对这种冲突不会不了解：只是对他来说，冲突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现代的印度人己大大地采纳欧洲人的语言习惯，因此，“本我”或“阿特曼”基本上被视为等同“上帝”，就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所知，确实是有这种现象。然而，西洋人提出的对立关系是“人与上帝”，印度人刚好相反，他的对反方式或对应方式乃是“自我与本我”。与“人”的概念对照之下，“自我”明显地是种心理学的概念，“本我”也一样——我是说假如用“我们的”思路判断的话我们往往倾向于设定：在印度，“人与上帝”的形上学命题己被转移到心理学的层面。可是我们如再仔细观察后，即可真相大白，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印度人“自我”与“本我”的观念并不是真正的心理学的性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与我们“人与上帝”的性质并没有两样，它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印度人缺少知识论的观点，就像我们宗教语言里的情况一样。换句话说，他们仍处在“前康德”的阶段。因此，我们如从认识批判眼光见到的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形而上的存在与形而下的存在、或超越的与人类经验之相互否定的关系，类此种种，在印度是不被人知的。但在这点上，我们西洋人事实上是更无知的。此外，如谈及印度所谓的“自己”一辞，我们发现他们认定“自己”是种事实，它就是这样的存在，这样的概念事实上也是“前心理学的”。心理学就不能这样做，我们且不管心理学意味着什么，但它不能否认人会有戏剧性的冲突，波涌起伏，可是它对内心世界的贫乏或富裕，终究仍保有发言的权力。进一步的说，我们虽然对自己独特及矛盾的性格极为熟稔，可是我们也意识到下列的事实：即借我们手头能够利用的少数手段，我们尝试辨认出本质上仍属朦胧未知的某物，而且我们希望能够用心灵结构的方式表现的。只是此结构如与己知部分的性质相较，两者可能仍旧不太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