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笺杜诗》曰：“玄宗泛白莲池，命高力士扶白登舟，此诗证据显然。注家谓：‘关中呼衣襟为船；不上船者醉后披襟见天子也。’穿凿可笑。赵次公云：‘白在翰院被酒。扶以登舟，则竟上船矣，非不上船也。’此尤似儿童之语。夫天子呼之而不上船，正以扶曳登舟状其酒狂也。岂竟不上船耶？”
钱笺是也。
偶阅国语日报副刊《书和人》第二二○期（六二、九、二十九），罗锦堂先生讲《英文本中国文学史初探》，评及柳无忌着《中国文学概论》，说到“不上船”的问题：
“上船”两字，一般人都根据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说是玄宗泛舟，李白不在，因而命高力士扶李白登船。……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妥当，因为李白明明是上船了，为什么说“不上船”
呢？根据《荣阳县志》卷十四提到人的鞋底就叫船。此外，《韵会》
说：“衣襟谓之船。”《正字通》说：“衣领谓之船。”我们现在不讨论“船”到底是指鞋子、衣襟，或衣领，但“不上船”
是表示衣服没有穿整齐的意思，而不是指真的船。
罗先生的主张似是没有脱离赵次公的窠臼与《韵会》、《正字通》的别解。钱笺未被驳倒之前，船字似以仍从正解为妥。
藤轮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长歌敲柳瘿，小睡凭藤轮。”
（鲍照诗“花蔓引藤轮”）藤轮，何物也？蔡梦弼以为是车轮，人焉有凭车轮而睡者？王诛以为是蒲团，未闻有以藤制团者。
仇兆鳌以王说为是。施鸿保《读杜诗说》认为皆非，“疑即藤枕，今犹有之，以其体长而圆故称为轮”。其实藤枕固今犹有之，但以其长而圆而称为轮则甚牵强，轮非长而圆者也，且凭枕而睡事属寻常，了无诗意，与上句敲柳瘿不相称。
疑宜就字面解释，无须更进一层。藤轮即是藤干盘曲之做轮形者，轮者，圆圈也。老藤近根之巨干多作轮形，故藤轮即藤之干。敲柳瘿而长歌，凭藤轮而小睡，诗意亦相称。
剑外
杜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是众所熟知的，有人对第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中之“剑外”二字发生疑问。剑是剑阁，或剑门，剑外系何所指？是指剑南，还是指剑北？二说似皆可通。“剑外忽传……”可以解为剑阁以南一带正在传说，也可以解为收蓟北的消息正在从剑北长安方面传了过来，但究竟何所指则颇费思量。
按剑门天险，抗战期间我曾途经其地，是自广汉穿过剑阁而入汉中的必经之地。李白《蜀道难》所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确是形容尽致。我因为汽车抛锚，在县城外一小茅店留宿一夜，印象益为深刻。李白诗《上皇西巡南京歌》有“剑阁重关蜀北门”之句。剑阁实乃蜀之北门。
蜀地难攻易守，剑门之险阻乃其原因之一。《晋书·张载传》：
“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着铭以作诫。益州刺史张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这《剑阁铭》我是读过的，虽然没有看过山上的镌刻。
铭里有这样的句子：“唯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凡此可见剑阁是蜀之北方门户，所以拒外人之南侵，而非秦地之人在此设险以防蜀人之北犯也。
杜甫作此诗时在梓州，即今之梓橦一带，剑阁即在梓橦之东北，诗作于广德元年。杜甫在此地听到剑北传来捷报，所以才涕泪满衣裳。捷报是从河南河北传到长安，再由长安传到剑南。剑外传来的消息使得剑南的人闻之大喜若狂，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再举一例以为旁证。号称天下第一关之山海关，据《读史方舆纪要》云：“渝关，一名临渝关，亦曰临阊关，今名山海关……明初以其倚山面海，故名山海关，筑城置卫，为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山海关虽然是通往东三省之咽喉，但是其建立实乃是为了“京师之保障”，不是为了东北之保障，俗语说“少不入川，老不出关”，出关，出山海关也。到关外去，是出了山海关到东北去也。关外指东北，因为山海关屏障京师，站在京师的立场上说话，关外当然是指东北了。杜甫身在蜀地，所谓剑外似乎当然是指剑门以北长安一带了。
苏东坡《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他也使用“剑外”一语，不知他是否袭用杜甫诗中“剑外”二字。按东坡写此词时是在黄州，和杜甫之身在四川不同。东坡所谓剑外，可能是指剑南，其意若曰“我是四川人，想回四川去”，但亦可能是说自己现在是流落在剑门山以外的人，所以想回家乡去。
剑外泛指任何剑门山以外之地，不知孰是。
竹林七贤
《水经注》：“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成、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何启明先生着《竹林七贤研究》，对于七贤事迹考证綦详，洵为最新之佳构。何先生在《前言》云：“竹林七贤，名属后起；竹林之事，亦难信真。”又曰：“竹林之事，既初传于晋世中朝以后，初非七贤生时之本有……而山阳故居，亦本无竹林。
竹林诸人但如建安之七子，正始、中朝之名士，不过后人一时意兴所至，聊加组合耳。”结论曰：“竹林之事为后所造作。”
此一论断似甚正确。不过何先生也承认“七贤生时固有所交往遇合也”，否则后人亦不可能加以组合。
关于竹林，陈寅恪先生曾经有说，陈文我未读过，杨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一九六九年十月初版）页五四八转引陈先生文曰：“竹林七贤，清谈之着者也。其名七贤，本论语贤者避世，作者七人之义。乃东汉以来，名士标榜事数之名，如三君、八厨、八及之类。后因僧徒格义之风，始比附中西而成此名；所谓‘竹林’，盖取义于内典（Lenuvena），非其地真有此竹林，而七贤游其下也。《水经注》引竹林古迹，乃后人附会之说，不足信。”陈先生博览群籍，时有新解，此其一例也。
此处Lenuvena一字系误植，应为Venuvena，梵文“竹林精舍”
之意，音译为鞞纽婆那。
按：《卫辉府志》“竹林寺在县西南六十里，旧为七贤观，后改为尚贤寺，又改今名，即晋七贤所游之地”云云。这是沿用《水经注》之说，不过标出了“竹林寺”之名，按晋时洛阳即有竹林寺，与内典所谓“竹林精舍”似相暗合。杨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认为“陈说有见”，从而论断曰“竹林为一假设之地”。并且更进一步，根据“《文物》一九六五年八月期，有南京西善桥晋墓砖，刻竹林八贤图，则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成、荣启期等八人”，从而论断曰：“七贤、八贤亦一通名耳。”（八贤只举七人，王戎未列入。）晋砖之发现，饶有趣味，唯七贤之外加入荣启期，则事甚离奇。荣启期，春秋时人，与七贤相距约有千年，何以于隐逸高贤之中独选荣启期，与七贤并列，似嫌不伦。荣启期之为高人，吾人并无间言，其事见《列子·天瑞篇》。“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
‘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
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
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这一段记载，写出荣启期之旷达，跻于八贤之列，自无愧色，唯冠以竹林字样，一似与七贤亦有交往者，斯可怪耳。
竹林也好，竹林寺也好，黄河流域一带可以有竹林则为不争之事实，晋戴凯之《竹谱》以为竹之为物“九河鲜育，五岭实繁”，实非笃论。远至北平西山八大处，亦有竹林可以供人啸傲其间，何况河洛？竹林二字久已成为隐逸之代名词，所以竹林七贤、八贤之说，亦不必拘泥字面多所考证矣。
管仲之器小哉
以前在一张国语日报上偶然看到一位胡坤仲先生写的《管仲之器小乎》一文，他说起高一国文第十二课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有“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器小”一语，当时学生提出质问：“管仲那么奢侈，孔子怎么说他器量狭小？”
这一问把胡先生问得愣住了。
《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器小，是以俭与礼二事为证。在孔门哲学中，俭与礼都是极关重要的修身法门，所以子贡称赞孔子的美德是温良恭俭让，俭最要紧，由俭可以知礼，因为都是属于克己的功夫。
管仲奢侈，有三个小公馆，生活靡费，所以孔子说他器小。所谓器，就是器量，也可解为器识。器有大小，非关才学。镂簋朱纮，山节藻棁，都是俭德有亏的明证。
何谓器小，何谓量大？于此有一旁证说明之。《魏志·文帝纪》注：“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孝文是否大人之量，姑不具论。我们要注意的是，行文之间“贤臣之器”与“大人之量”是对等的名词。贤臣之器，管晏之姿，是比较小的。贤臣而器小，即管晏之辈也。
管仲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虽然在私人品德方面不无出入，在事功方面却颇有可称者。《论语·宪问》：“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合诸侯（纠合诸侯之谓），不用战争手段，谁能像他这样的仁！所谓仁，是指他之不用武力而能纠合诸侯这件事而言。
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说管仲不比匹夫匹妇之短见，不肯自经于沟渎，留着自己的一条命为国家人民办大事，故不能说“管仲非仁者”。这也是就事论事，赞美管仲之事功而已，并不是泛论管仲之全部的人格，更没有说管仲是一个品学无亏的仁者。
太史公于《管晏列传》之篇末，另有一解，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不辅弼桓公为帝为王，而乃以称霸为终极之目的，孔子之所以小管仲者盖在于此。这是司马迁的臆测，孔子未必有这种想法，看孔子对管仲的事功之极口称赞，便可知孔子必无是想。据《论语》所载，孔子小管仲，只是批评他的俭与礼方面的缺乏。司马光在《训俭示康》文中所涉及的管仲一事，显然与司马迁的解释毫不相干。
孔子鄙薄管仲之为人，并不抹杀其事功，月旦人物不是正应如此吗？
山
最近有幸，连读两本出色的新诗。一是夏菁的《山》，一是楚戈的《散步的山峦》。两位都是爱山的诗人。诗人哪有不爱山的？可是这两位诗人对于山有不寻常的体会、了解，与感情。使我这久居城市樊笼的人，读了为之神往。
夏菁是森林学家，游遍天下，到处造林。他为了职业关系，也非经常上山不可。我曾陪他游过阿里山，在传说闹鬼的宾馆里住了一晚，杀鸡煮酒，看树面山（当然没有遇见鬼，不过夜月皎洁，玻璃窗上不住的有剥啄声，造成近似“咆哮山庄”的气氛，实乃一只巨大的扑灯蛾在扑通着想要进屋取暖）。夏菁是极好的游伴，他不对我讲解森林学，我们只是看树看山，有说有笑，不及其他。他在后记里说：“我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山，而爬山最能表达一种追求的恒心及热诚。然而，山是寂寞的象征，诗是寂寞的，我是寂寞的：
有一些空虚就想到山，或是什么不如意。
山，你的名字是寂寞，我在寂寞时念你。
普通人在寂寞时想找伴侣，寻热闹。夏菁寂寞时想山。山最和他谈得来。其中有一点泛神论的味道，把山当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山不仅是一大堆、高高一大堆的石头，要不然怎能“相对两不厌”呢？在山里他执行他的业务，显然的他更大的享受是进入“与自然同化”的境界。
山，凝重而多姿，可是它心里藏着一团火。夏菁和山太亲密了，他也沾染上青山一般的妩媚。他的诗，虽然不像喜马拉雅山，不像落矶山那样的岑崟参差，但是每一首都自有丘壑，而且蕴藉多情。格律谨严，文字洗炼，据我看像是有英国诗人郝斯曼的风味，也有人说像佛劳斯特。有一首《每到二月十四日》，我读了好多遍，韵味无穷：
每到二月十四
我就想到情人市，想到相如的私奔，范仑铁诺的献花人。
每到二月十四
想到献一首歌词。
那首短短的歌词十多年还没写完：
还没想好意思，更没有谱上曲子。
我总觉得惭愧不安，每到二月十四。
每到二月十四，我心里澎湃不停，要等我情如止水，也许会把它完成。
原注：“情人市（Loveland）在科罗拉多北部，每逢二月十四日装饰得非常动人。”我在科罗拉多州住过一年，没听说北部有情人市，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六〇年时人口尚不及万），不过没关系，光是这个地方就够引起人的遐思。凡是有情的人，哪个没有情人？情人远在天边，或是已经隔世，都是令人怅惘的事。二月十四是情人节，想到情人市与情人节，难怪诗人心中澎湃。
楚戈是豪放的浪漫诗人。《散步的山峦》有诗有书有画，集三绝于一卷。楚戈的位于双溪村绝顶的“延宕斋”，我不曾造访过，想来必是一个十分幽雅穷居独游的所在，在那里可以看到：
山外还有
山山山山
山外之山不是只露一个山峰
而是朝夕变换
呈现各种不同的姿容
谁知望之俨然的山也是如此多情
谢灵运《山居赋》序：“古巢居穴处者曰岩栖，栋宇居山者曰山居……山居良有异乎市尘，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楚戈并不闲，故宫博物院钻研二十年，写出又厚又重的一大本《中国古物》，我参观他的画展时承他送我一本，我拿不动，他抱书送我到家，我很感动。如今他搜集旧作，自称是“古物出土”，有诗有画，时常是运行书之笔，写篆书之体，其恣肆不下于郑板桥。
山峦可以散步吗？出语惊人。有人以为“有点不通”，楚戈的解释是：“我以为山会行走……我并不把山看成一堆死岩。”
禅家形容人之开悟的三阶段：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终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是超凡入圣、超圣入凡的意思。看楚戈所写“山的变奏”，就知道他懂得禅。
他不仅对山有所悟，他半生坎坷，尝尽人生滋味，所谓“烦恼即菩提”，对人生的真谛他也看破了。我读他的诗，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夏菁和楚戈的诗，风味迥异，而有一点相同：他们都使用能令人看得懂的文字。他们偶然也用典，但是没有故弄玄虚的所谓象征。我想新诗若要有开展，应该循着这一条路走。
有感
人除了身之外，还有心。心不是四大和合的产品，可是我们能思维，有喜怒哀乐，好像随时可以证明心的存在是确实不虚的。偈云“心本无生因境有”，如何解释呢？这一疑问困扰了我好几年。读佛学书困难之一是其术语很多，有时含义亦不一致，故难索解。
翻《汉英佛学词典》，发现“无生”可以译为immortal，我这才自以为恍然大悟。
约翰逊的字典
约翰逊的英文字典刊于一七五五年，除了在规模较大的图书馆里，现在很少人有机会看见这部字典的原貌，但是这部字典有其不可磨灭的位置。我幼时在教科书里读到约翰逊致柴斯菲德伯爵书，即心仪其人，后来读了麦考莱的《约翰逊传》，得知其生平梗概，越发对他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