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梁实秋读书与做人
25251800000008

第8章 读书篇(8)

《钱笺杜诗》曰:“玄宗泛白莲池,命高力士扶白登舟,此诗证据显然。注家谓:‘关中呼衣襟为船;不上船者醉后披襟见天子也。’穿凿可笑。赵次公云:‘白在翰院被酒。扶以登舟,则竟上船矣,非不上船也。’此尤似儿童之语。夫天子呼之而不上船,正以扶曳登舟状其酒狂也。岂竟不上船耶?”

钱笺是也。

偶阅国语日报副刊《书和人》第二二○期(六二、九、二十九),罗锦堂先生讲《英文本中国文学史初探》,评及柳无忌着《中国文学概论》,说到“不上船”的问题:

“上船”两字,一般人都根据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说是玄宗泛舟,李白不在,因而命高力士扶李白登船。……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妥当,因为李白明明是上船了,为什么说“不上船”

呢?根据《荣阳县志》卷十四提到人的鞋底就叫船。此外,《韵会》

说:“衣襟谓之船。”《正字通》说:“衣领谓之船。”我们现在不讨论“船”到底是指鞋子、衣襟,或衣领,但“不上船”

是表示衣服没有穿整齐的意思,而不是指真的船。

罗先生的主张似是没有脱离赵次公的窠臼与《韵会》、《正字通》的别解。钱笺未被驳倒之前,船字似以仍从正解为妥。

藤轮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长歌敲柳瘿,小睡凭藤轮。”

(鲍照诗“花蔓引藤轮”)藤轮,何物也?蔡梦弼以为是车轮,人焉有凭车轮而睡者?王诛以为是蒲团,未闻有以藤制团者。

仇兆鳌以王说为是。施鸿保《读杜诗说》认为皆非,“疑即藤枕,今犹有之,以其体长而圆故称为轮”。其实藤枕固今犹有之,但以其长而圆而称为轮则甚牵强,轮非长而圆者也,且凭枕而睡事属寻常,了无诗意,与上句敲柳瘿不相称。

疑宜就字面解释,无须更进一层。藤轮即是藤干盘曲之做轮形者,轮者,圆圈也。老藤近根之巨干多作轮形,故藤轮即藤之干。敲柳瘿而长歌,凭藤轮而小睡,诗意亦相称。

剑外

杜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是众所熟知的,有人对第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中之“剑外”二字发生疑问。剑是剑阁,或剑门,剑外系何所指?是指剑南,还是指剑北?二说似皆可通。“剑外忽传……”可以解为剑阁以南一带正在传说,也可以解为收蓟北的消息正在从剑北长安方面传了过来,但究竟何所指则颇费思量。

按剑门天险,抗战期间我曾途经其地,是自广汉穿过剑阁而入汉中的必经之地。李白《蜀道难》所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确是形容尽致。我因为汽车抛锚,在县城外一小茅店留宿一夜,印象益为深刻。李白诗《上皇西巡南京歌》有“剑阁重关蜀北门”之句。剑阁实乃蜀之北门。

蜀地难攻易守,剑门之险阻乃其原因之一。《晋书·张载传》:

“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着铭以作诫。益州刺史张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这《剑阁铭》我是读过的,虽然没有看过山上的镌刻。

铭里有这样的句子:“唯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凡此可见剑阁是蜀之北方门户,所以拒外人之南侵,而非秦地之人在此设险以防蜀人之北犯也。

杜甫作此诗时在梓州,即今之梓橦一带,剑阁即在梓橦之东北,诗作于广德元年。杜甫在此地听到剑北传来捷报,所以才涕泪满衣裳。捷报是从河南河北传到长安,再由长安传到剑南。剑外传来的消息使得剑南的人闻之大喜若狂,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再举一例以为旁证。号称天下第一关之山海关,据《读史方舆纪要》云:“渝关,一名临渝关,亦曰临阊关,今名山海关……明初以其倚山面海,故名山海关,筑城置卫,为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山海关虽然是通往东三省之咽喉,但是其建立实乃是为了“京师之保障”,不是为了东北之保障,俗语说“少不入川,老不出关”,出关,出山海关也。到关外去,是出了山海关到东北去也。关外指东北,因为山海关屏障京师,站在京师的立场上说话,关外当然是指东北了。杜甫身在蜀地,所谓剑外似乎当然是指剑门以北长安一带了。

苏东坡《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他也使用“剑外”一语,不知他是否袭用杜甫诗中“剑外”二字。按东坡写此词时是在黄州,和杜甫之身在四川不同。东坡所谓剑外,可能是指剑南,其意若曰“我是四川人,想回四川去”,但亦可能是说自己现在是流落在剑门山以外的人,所以想回家乡去。

剑外泛指任何剑门山以外之地,不知孰是。

竹林七贤

《水经注》:“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任诞》:“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成、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何启明先生着《竹林七贤研究》,对于七贤事迹考证綦详,洵为最新之佳构。何先生在《前言》云:“竹林七贤,名属后起;竹林之事,亦难信真。”又曰:“竹林之事,既初传于晋世中朝以后,初非七贤生时之本有……而山阳故居,亦本无竹林。

竹林诸人但如建安之七子,正始、中朝之名士,不过后人一时意兴所至,聊加组合耳。”结论曰:“竹林之事为后所造作。”

此一论断似甚正确。不过何先生也承认“七贤生时固有所交往遇合也”,否则后人亦不可能加以组合。

关于竹林,陈寅恪先生曾经有说,陈文我未读过,杨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一九六九年十月初版)页五四八转引陈先生文曰:“竹林七贤,清谈之着者也。其名七贤,本论语贤者避世,作者七人之义。乃东汉以来,名士标榜事数之名,如三君、八厨、八及之类。后因僧徒格义之风,始比附中西而成此名;所谓‘竹林’,盖取义于内典(Lenuvena),非其地真有此竹林,而七贤游其下也。《水经注》引竹林古迹,乃后人附会之说,不足信。”陈先生博览群籍,时有新解,此其一例也。

此处Lenuvena一字系误植,应为Venuvena,梵文“竹林精舍”

之意,音译为鞞纽婆那。

按:《卫辉府志》“竹林寺在县西南六十里,旧为七贤观,后改为尚贤寺,又改今名,即晋七贤所游之地”云云。这是沿用《水经注》之说,不过标出了“竹林寺”之名,按晋时洛阳即有竹林寺,与内典所谓“竹林精舍”似相暗合。杨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认为“陈说有见”,从而论断曰“竹林为一假设之地”。并且更进一步,根据“《文物》一九六五年八月期,有南京西善桥晋墓砖,刻竹林八贤图,则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成、荣启期等八人”,从而论断曰:“七贤、八贤亦一通名耳。”(八贤只举七人,王戎未列入。)晋砖之发现,饶有趣味,唯七贤之外加入荣启期,则事甚离奇。荣启期,春秋时人,与七贤相距约有千年,何以于隐逸高贤之中独选荣启期,与七贤并列,似嫌不伦。荣启期之为高人,吾人并无间言,其事见《列子·天瑞篇》。“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

‘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

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

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这一段记载,写出荣启期之旷达,跻于八贤之列,自无愧色,唯冠以竹林字样,一似与七贤亦有交往者,斯可怪耳。

竹林也好,竹林寺也好,黄河流域一带可以有竹林则为不争之事实,晋戴凯之《竹谱》以为竹之为物“九河鲜育,五岭实繁”,实非笃论。远至北平西山八大处,亦有竹林可以供人啸傲其间,何况河洛?竹林二字久已成为隐逸之代名词,所以竹林七贤、八贤之说,亦不必拘泥字面多所考证矣。

管仲之器小哉

以前在一张国语日报上偶然看到一位胡坤仲先生写的《管仲之器小乎》一文,他说起高一国文第十二课司马光的《训俭示康》有“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孔子鄙其器小”一语,当时学生提出质问:“管仲那么奢侈,孔子怎么说他器量狭小?”

这一问把胡先生问得愣住了。

《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器小,是以俭与礼二事为证。在孔门哲学中,俭与礼都是极关重要的修身法门,所以子贡称赞孔子的美德是温良恭俭让,俭最要紧,由俭可以知礼,因为都是属于克己的功夫。

管仲奢侈,有三个小公馆,生活靡费,所以孔子说他器小。所谓器,就是器量,也可解为器识。器有大小,非关才学。镂簋朱纮,山节藻棁,都是俭德有亏的明证。

何谓器小,何谓量大?于此有一旁证说明之。《魏志·文帝纪》注:“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孝文是否大人之量,姑不具论。我们要注意的是,行文之间“贤臣之器”与“大人之量”是对等的名词。贤臣之器,管晏之姿,是比较小的。贤臣而器小,即管晏之辈也。

管仲不是一个简单的人,虽然在私人品德方面不无出入,在事功方面却颇有可称者。《论语·宪问》:“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合诸侯(纠合诸侯之谓),不用战争手段,谁能像他这样的仁!所谓仁,是指他之不用武力而能纠合诸侯这件事而言。

孔子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说管仲不比匹夫匹妇之短见,不肯自经于沟渎,留着自己的一条命为国家人民办大事,故不能说“管仲非仁者”。这也是就事论事,赞美管仲之事功而已,并不是泛论管仲之全部的人格,更没有说管仲是一个品学无亏的仁者。

太史公于《管晏列传》之篇末,另有一解,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不辅弼桓公为帝为王,而乃以称霸为终极之目的,孔子之所以小管仲者盖在于此。这是司马迁的臆测,孔子未必有这种想法,看孔子对管仲的事功之极口称赞,便可知孔子必无是想。据《论语》所载,孔子小管仲,只是批评他的俭与礼方面的缺乏。司马光在《训俭示康》文中所涉及的管仲一事,显然与司马迁的解释毫不相干。

孔子鄙薄管仲之为人,并不抹杀其事功,月旦人物不是正应如此吗?

最近有幸,连读两本出色的新诗。一是夏菁的《山》,一是楚戈的《散步的山峦》。两位都是爱山的诗人。诗人哪有不爱山的?可是这两位诗人对于山有不寻常的体会、了解,与感情。使我这久居城市樊笼的人,读了为之神往。

夏菁是森林学家,游遍天下,到处造林。他为了职业关系,也非经常上山不可。我曾陪他游过阿里山,在传说闹鬼的宾馆里住了一晚,杀鸡煮酒,看树面山(当然没有遇见鬼,不过夜月皎洁,玻璃窗上不住的有剥啄声,造成近似“咆哮山庄”的气氛,实乃一只巨大的扑灯蛾在扑通着想要进屋取暖)。夏菁是极好的游伴,他不对我讲解森林学,我们只是看树看山,有说有笑,不及其他。他在后记里说:“我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山,而爬山最能表达一种追求的恒心及热诚。然而,山是寂寞的象征,诗是寂寞的,我是寂寞的:

有一些空虚就想到山,或是什么不如意。

山,你的名字是寂寞,我在寂寞时念你。

普通人在寂寞时想找伴侣,寻热闹。夏菁寂寞时想山。山最和他谈得来。其中有一点泛神论的味道,把山当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山不仅是一大堆、高高一大堆的石头,要不然怎能“相对两不厌”呢?在山里他执行他的业务,显然的他更大的享受是进入“与自然同化”的境界。

山,凝重而多姿,可是它心里藏着一团火。夏菁和山太亲密了,他也沾染上青山一般的妩媚。他的诗,虽然不像喜马拉雅山,不像落矶山那样的岑崟参差,但是每一首都自有丘壑,而且蕴藉多情。格律谨严,文字洗炼,据我看像是有英国诗人郝斯曼的风味,也有人说像佛劳斯特。有一首《每到二月十四日》,我读了好多遍,韵味无穷:

每到二月十四

我就想到情人市,想到相如的私奔,范仑铁诺的献花人。

每到二月十四

想到献一首歌词。

那首短短的歌词十多年还没写完:

还没想好意思,更没有谱上曲子。

我总觉得惭愧不安,每到二月十四。

每到二月十四,我心里澎湃不停,要等我情如止水,也许会把它完成。

原注:“情人市(Loveland)在科罗拉多北部,每逢二月十四日装饰得非常动人。”我在科罗拉多州住过一年,没听说北部有情人市,那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六〇年时人口尚不及万),不过没关系,光是这个地方就够引起人的遐思。凡是有情的人,哪个没有情人?情人远在天边,或是已经隔世,都是令人怅惘的事。二月十四是情人节,想到情人市与情人节,难怪诗人心中澎湃。

楚戈是豪放的浪漫诗人。《散步的山峦》有诗有书有画,集三绝于一卷。楚戈的位于双溪村绝顶的“延宕斋”,我不曾造访过,想来必是一个十分幽雅穷居独游的所在,在那里可以看到:

山外还有

山山山山

山外之山不是只露一个山峰

而是朝夕变换

呈现各种不同的姿容

谁知望之俨然的山也是如此多情

谢灵运《山居赋》序:“古巢居穴处者曰岩栖,栋宇居山者曰山居……山居良有异乎市尘,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楚戈并不闲,故宫博物院钻研二十年,写出又厚又重的一大本《中国古物》,我参观他的画展时承他送我一本,我拿不动,他抱书送我到家,我很感动。如今他搜集旧作,自称是“古物出土”,有诗有画,时常是运行书之笔,写篆书之体,其恣肆不下于郑板桥。

山峦可以散步吗?出语惊人。有人以为“有点不通”,楚戈的解释是:“我以为山会行走……我并不把山看成一堆死岩。”

禅家形容人之开悟的三阶段:初看山是山、水是水,继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终乃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是超凡入圣、超圣入凡的意思。看楚戈所写“山的变奏”,就知道他懂得禅。

他不仅对山有所悟,他半生坎坷,尝尽人生滋味,所谓“烦恼即菩提”,对人生的真谛他也看破了。我读他的诗,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夏菁和楚戈的诗,风味迥异,而有一点相同:他们都使用能令人看得懂的文字。他们偶然也用典,但是没有故弄玄虚的所谓象征。我想新诗若要有开展,应该循着这一条路走。

有感

人除了身之外,还有心。心不是四大和合的产品,可是我们能思维,有喜怒哀乐,好像随时可以证明心的存在是确实不虚的。偈云“心本无生因境有”,如何解释呢?这一疑问困扰了我好几年。读佛学书困难之一是其术语很多,有时含义亦不一致,故难索解。

翻《汉英佛学词典》,发现“无生”可以译为immortal,我这才自以为恍然大悟。

约翰逊的字典

约翰逊的英文字典刊于一七五五年,除了在规模较大的图书馆里,现在很少人有机会看见这部字典的原貌,但是这部字典有其不可磨灭的位置。我幼时在教科书里读到约翰逊致柴斯菲德伯爵书,即心仪其人,后来读了麦考莱的《约翰逊传》,得知其生平梗概,越发对他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