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改造国民性的方法，毛泽东的思路发生过和鲁迅相类似的转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一度认为，只有“大气量人”，即掌握了“大本大元”、终极真理的“大哲学革命家”来“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使国人“开其智而蓄其德”，才能改造国民性，并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而在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路自然就升级为“以马列主义来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相信，掌握了政权之后，共产党人就可以在全国推广普及马列主义真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将占领无产阶级大众的头脑，旧思想、旧习惯将随革命的洗礼而烟消云散，人们获得彻底解放，国民性问题也随之而解决。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这样热烈地憧憬中国的美好未来：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毛泽东自称是鲁迅的学生，他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也包括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上。毛泽东非常赞同鲁迅“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相信，思想观念是决定性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信，思想改造，是建立新社会的前提。
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人们心中。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决定大部分中国人的本性还是自私自利的。虽然完成了公有制改造，但旧思想的影响使人们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本能地去损公肥私、占集体便宜，导致新型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只有改造了观念，去掉了私心，人们才能一心为公，才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论路径。
因此，在生产关系公有化之后，毛泽东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塑造共产主义新人上。这种新人，从基本要求说，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高的层次说，则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毛泽东没有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题过词，没有给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正好符合他心目所希望创造的新人的标准：平凡岗位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为了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群众运动这一形式。建国后前三十年间，仅以中共中央以及各部委下达的红头文件为准，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就高达68次。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几乎构成了建国后头三十年的全部内容。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包含了国民性改造或者说思想改造的内容。比如“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说：“‘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消除封建政治文化中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中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文化大革命把这种运动式改造推向了顶峰。
除了“先立人后立国”的思路，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以整体方式解决困扰中国的各种问题上。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是将旧中国连根拔起，彻底破坏，然后再造一个全新的宇宙：“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之时，毛泽东曾说：“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指黎锦熙）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正如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一样，毛泽东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罪恶的渊薮。鲁迅主张“《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而据张昆弟日记，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号召将唐宋以后的文章全部焚毁：“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诗文集，焚诸一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消除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毛泽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还相通在对文学艺术力量的重视上。和梁启超、鲁迅一样，毛泽东非常看重文艺宣传对人的塑造作用。因此，他一生思想革命的顶峰之作才被命名以“文化大革命”。在这次大革命中，他烧掉了一切反动文艺作品，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可以说，毛泽东是清末以来“新民”说、“激进主义”“彻底解决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思想改造手段运用到了极致。谁都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之高尚和用心之良苦。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经过如此艰苦卓绝的努力，到今天为止，国民性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某些方面似乎还有所退步。梁启超说过：
“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文化大革命”未能达到目标，这一事实对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一种变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础，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摧毁传统的“除旧布新”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将传统资源转化利用的“推陈出新”过程。或者说，文化只可能在旧的基础上升级换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间全盘更换。
胡适是以主张全盘西化闻名的。他说：“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然而，胡适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指毁灭中国旧有的一切。他说，全盘西化只是一个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盘西化努力的结果，必然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
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开篇即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纲领。他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科学与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据学，就是非常科学的学术方法。中国先哲提出的“实事求是”，也是不会过时的思维原则。因此，德先生和赛先生并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来品”，它们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国这棵文化大树上。因此，挽救中国的文化基础，是要以现代人的观念，来“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中国获得新生。在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氛围中，胡适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国故”，这反映出胡适思想与众不同的深度。
与胡适的思路相类似的，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者一直对传统文化抱有敬意。他们都有意识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正面部分。孙中山多次说，必须去掉中国大地上的“陈土”。不过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忠孝仁义是极为宝贵的资源，恢复这些品质是国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也认为中国国民性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发扬优点是改革国民性的重要切入点。他说，中华民族“爱和平，尚忠信”“忍辱负重，明廉知耻”“重感情”“勤劳刻苦”等等，都是我们的“天性”“德性”。“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格言。
国民性问题，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下去。
我的父母并没有许多藏书。八十年代初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多的课外读物。因此，当智力发育强烈需要营养的时候，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父亲小书架上的《青年自学从书》之《鲁迅杂文选》以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这几本土红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为了适应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自学的需要”而于一九七三年五月编辑出版的。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两本书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作为初一学生，我不但从注解中知道了顾颉刚患有口吃，知道了陈西滢是鲁迅的死敌，甚至还知道了李四光也曾与鲁迅势不两立，曾经想把鲁迅“投畀豺虎”。当然，这些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级作文里，已经明显出现了“鲁迅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一本初一时的作文本。里面充斥着“确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还模仿鲁迅，对某种现象来一首仿太白的绝句“以讽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阅读鲁迅，我建立起了对“国民性”这一话题的持久不衰的兴趣。
成年之后的我常常会陷入自省。当然，一般是在我和这个世界发生摩擦之后。说“摩擦”也许不太合适，因为“我”和“世界”
太不对等了。我再坚硬、再尖刻，在浑然巨大的“这个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么痕迹。而“这个世界”一旦不经意地“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