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蒋介石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他认同孙中山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最终还政于民，将民众训练成现代公民的总体思路；另一方面，他却迷恋专制、集权手段，本能地喜欢统一思想、整齐划一、用政治力量控制一切。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改造时，他创造性地发明了“运动改造法”，即强制性地掀起政治运动来改造国民性。
和大转型时期每一个政治家一样，蒋介石对国民性问题也十分重视。蒋介石也对中国国民性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他的批评集中在中国人“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一盘散沙、自私自利、苟且偷安、缺乏尚武精神等方面。他痛切地说：“百年以来中国在不平等条约重重压制之下，国民道德的堕落，民族自信的丧失，已到了极点。”他痛斥国民性中的落后部分：“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为冷血动物。唉，我们国家衰弱，民族凋敝，至此已极，可耻已极了。”中国人“不仅是学问道德差，就是言语行动态度上，也配不上给外人看”，“也可以说是不配做现在世界上的人，不能算一个现在世界上的人”。
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认为改造国民心理是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建立新国家，首先要训练出“新国民”，“现在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衰弱危殆到这个地步”，“不是武力不够”，“是一般国民不能‘明礼义，知廉耻’做成一个真正的‘人’。外国人欺侮中国，就是欺侮我们一般中国人不知努力做‘人’！如果我们能教好一般国民，个个都能做成功‘人’，外国人一定不敢再来欺侮，任何外来强大的敌人，我们都不必怕，都可以抵抗他！”
虽然具有两面性，但在具体的改造路径上，蒋介石却轻制度建设，重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原因很简单：制度建设见效慢，道德教育、政治运动则可以立竿见影。所以，他首创以搞运动的方式，拔苗助长地改造国民性。具体地说，就是发起“新生活运动”，开创了近代以来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的先河。
蒋介石认为，一个国家国民性弱点具体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由一般人基本生活的样法可以很明白的表现！也只有从一般人的基本生活实况，才可以看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真精神！”他总结中国人生活习惯的第一个缺点是“污秽”，什么东西都肮脏不堪；第二是散漫，一切的行动都是随随便便，毫无纪律。第三是“懒惰”，尤其是不知道遵守时间；第四是“颓唐”，精神萎靡，体格羸弱。蒋介石说，这种生活是要不得的“鬼生活”。
蒋介石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所以欲完成革命，非改革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不可。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希望用从上到下的政治力量，来刷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
蒋介石手订了《新生活运动纲要》与《新生活须知》，对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林林总总繁琐详细的规定，比如关于吃饭，蒋介石就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食贵定时，莫态口服。饮具须净，食物须洁；要用土产，利勿外溢。遇酒勿酗，食量有节；饮嚼无声，座比正席；饭屑骨刺，毋使狼藉。宴客聚餐，相让举筷。注意微菌，生冷宜戒。鸦片屏绝，纸烟勿吃。耻养于人，自食其力。”
这仅仅是冗长的纲要的一小节。除此之外，规矩遍布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升降国旗要敬礼，唱党国歌要起立，要遵守时间、爱惜公物、尊老爱幼、不随地吐痰便溺、不骂人打人……用当时人的话说，是“不厌其详”。
“新生活运动”的发起，显示了蒋介石在改造中国问题上的急切心理。新生活运动“欲以最简单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劣根性，以求适合于‘礼仪廉耻’”，“培养从前所未有而近代国民所必须有之德性”。中国传统型政治领袖在政治操作中通常都有一种基于“精神决定物质”理论的浪漫主义气质。
正如柯伟林教授所说：“蒋介石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里贯彻一种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气质，其特点是主观的，道德力量被视为优越于客观的物质力量。”蒋介石“试图用兵刃和斧头塑造中国的新人”，他希望通过这场运动确立“兵营式秩序”，使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整齐划一，成为符合他设计的“标准人”。
这种以“群众运动”来“运动群众”的方式注定要失败。从表面上，新生活运动立竿见影，取得了一定成效。各地纷纷汇报，运动开始不久，人民生活习惯立见改变。比如绥远省汇报推行工作开始一周后，由指导员傅作义率同全体干事及推行股职员，于某周日乘马视察全市，“街市游人甚多，车马络绎不绝，但秩序极为整齐，街市亦颇清洁”。湖北省“武阳汉三处，以前放浪于通衢，以及服装怪异者，行将除尽”，住户以及公共场所“污秽之地，亦日见减少”。湖南“长沙市上如禁烟，禁牌赌，禁止行路吸烟，禁止空车在街上游行，取缔市招及不洁食物，整理墙壁广告，清洁街道，行路靠左等均已见相当成效”。
但事实上，新生活运动中形式主义十分严重，雨过地皮湿，效果十分有限。大部分政府人员对待运动敷衍了事，上面催一催，下面动一动。他们虚应故事，汇报文章写得十分漂亮，实际工作却没做多少。因此，运动收效甚微。正如时人指出：“用外力强迫一个人的行为改正，不但不能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而且往往会得到与原意向背的结果。”“即使收到相当的效果，那种效果也是暂时的。”这从冯玉祥的记述中就可见一斑。冯玉祥说：“其实，新生活运动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运动不准打牌，蒋介石左右的大小官员是打麻将，推牌九，押宝。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这一点可以得到佐证。南昌新生活运动有“妇女不得袒胸露背、裸露大腿”等规定，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太太把擦了粉的大腿和涂了寇丹的足趾显露在外，坐在藤轿上招摇过市，经常为群众所见，宪兵警察只能视而不见。
对新生活运动，胡适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发表文章预测，官僚主义将使这场运动沦为一场演出，只能增长国民的虚伪性：“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他说，生活习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要干的正事，是先改善人民的生活，要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先让人民衣食足了之后再说：“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新生活运动”操作过程显示，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蒋介石思维深处有着强烈的专制倾向。体制的约束和胡适等在野力量持续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使他的专制倾向无法发展到极端。胡适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或者说政治实践感的人，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国家推进新型民主政治的艰难和曲折，因此他非常注意抓住机会，和蒋介石进行“有打有拉”的斗争：每当蒋介石表现出专制集权、思想钳制的倾向时，他就不留情面地大力批判、毫不客气。而当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而进行一点民主建设时，胡适也会及时发表一系列政论，提供具体建议。这些政论很多都产生了切实的政治影响。除了公开发表政论外，胡适也常常直接致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要人，对他们的言行或直言指责，或委婉劝谏，并总是正面提出应该如何的意见。他的意见也经常被不同程度地采纳。1934年4月，胡适托人带给蒋介石一封信，批评蒋介石规定全国刊物不能用西方年号一事，要求蒋介石“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用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并说：“名为总揽万机，实则自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据沈寂先生研究，胡适的“这一直谏几天以后即起了效应”，五天之后，蒋介石通过媒体向社会解释，所谓要求“非必要不得用外国文字年号”事，是蒋以手令要求“行营政训工作人员”，只针对呈送的公文，不想“而政训处竟送中央全委通令全国，实属荒谬。我蒋介石非中央党部，非政府。我的手令如何能给中央宣委会，且通令全国，岂非笑话。望职员以后办事，务须认清系统，明白手续，方能为在上者分劳，不致将事办错云！”胡适在日记中对此事评论是：“各报所载文字相同，可见是他有意发表的，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沈寂说：“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
胡适虽然积极介入政治运动，但是绝不入阁当官。他一直坚持知识分子的在野态度，多次拒绝当局的从政邀请。他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在民国知识分子中，他是坚守“民主宪政”理念最持之以恒的一个。丁文江、蒋廷黻等知识分子一度大力鼓吹“新式独裁”，认为中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开明专制”，胡适则从来没有过这种动摇，他坚信民主政治是中国通往未来的唯一大道。1947年，胡适仍然坚定地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
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压力下，中国艰难地、一点一滴地朝着胡适等人设想的方面前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宣布进入“宪政时期”声音刚刚落地，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还政于民”胎死腹中。
抗战胜利后，大规模的内战就全面爆发，国民党败走台湾，胡适的几十年努力告一段落。
不过，离开大陆后，胡适还是坚持他在大陆时期的一贯做法，继续对国民党的批评。1956年9月，蒋介石在自己70岁生日之前，希望社会各界给自己“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指正”。胡适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故事，告诫蒋介石要信任下属，凡事不要管得太多太死，要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胡适在1958年4月8日，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他回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台湾可以更有效地批评国民党。他对赵元任说：“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
在与蒋介石较量的一生中，胡适坚持说负责任的话，说公正的话，说理性的话，他基本做到了进退有据，不卑不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