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的两种不同主张，决定了中国国民性改造的两条不同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通过制度“渐进改良”之路。另一条道路，则是“思想改造”之路。
一九四九年以前，胡适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人物。他引领一时之风云，不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开风气之先，在政治运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局面形成的基础，是胡适的政治思想与当时执政者的政治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因为与胡适同样有着长期的西方社会生活经验，对西方的政治文明有着切身的体会，孙中山也得出了与胡适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要用制度来训练国民。胡适认为，“宪政必须从幼稚园下手”，一步步地加以学习实践。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期，即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时期。孙中山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劝进者之所以多也。”民众学习民主，就如同幼儿学步一样，需要保姆的把持。他把革命党比喻成“新民”的保姆：“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
1917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总结革命经验与教训，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制度建设三步走的构想，也就是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中国逐步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第一步是军政时期，要通过暴力革命从军阀手中取得政权。第二步是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以促进民权发达。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第三时期，也就是宪政时期。
为培养国民参政能力，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专门撰写了《民权初步》，举凡国民集会、选举、社团章程、议事日程具体要求、步骤、方法等都做了详细说明和规定。孙中山乐观地认为，只要有“良师益友”也就是革命党的耐心引导，程度幼稚的中国国民很快会成熟起来：“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
然入塾必有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
孙中山的这一社会改造思路与胡适的“制度先行论”一定程度上相当合拍。这就决定了胡适其后成为国民党的“诤友”，成为推动国民党在渐进宪政之路上前行的主要文化力量，以至于死后，胡适被国民党奉为“文化圣人”。不过，在胡适与国民党相遇之初，双方却是“不打不相识”，爆发过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1926年，蒋介石挥师北伐，开始统一中国的步伐。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至少在表面上，蒋介石统一了中国，完成了孙中山规划的第一步，“军政时期”。1928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不久就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
对国民党战胜北洋军阀，胡适等人是欢欣鼓舞的。但是，1929年国民党通过的这个《训政纲领》，却让他们大跌眼镜。《训政纲领》没有多少推进民主建设的实质内容，却开宗明义地强调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原则。1931年，蒋介石更以《训政纲领》为核心，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在约法中规定，国家大权统揽在国民党手中，而党权又集于蒋介石一人之手。这样一来，蒋介石所谓的“训政”，就沦为了一党专政、个人独裁。
胡适等民主派知识分子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蒋介石这个只有日本短暂留学经历的中专生身上有着太过浓烈的传统专制气息。
由他来主导的训政，很难走上“宪政”之路。因此，胡适在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与同仁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新月》生存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1932年5月胡适又创办《独立评论》，继承《新月》之风，宣传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正如这篇发刊词所宣布的那样，通过发表政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国民党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批评。
在国民党成为中国主人不久的1929年，胡适就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身上的陈旧气味。他说，连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都推行白话文教育，而国民党当国之后，发公文居然还用文言文。对于国民党的言论控制，胡适批评起来更是不客气：“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在思想言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国民党宣布要在全国实行“一个主义”不久，胡适就发表文章，不留情面地批判国民党的思想独裁。胡适尖锐地指出：“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理，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某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
除了批评国民党政权外，胡适还多次点名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胡适举蒋介石本人的例子说明国民党如何侵犯人权：“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这是批评蒋介石把个人置于法律之上。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写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也就是说，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者，其实都不懂什么叫民主共和，都需要老老实实地背起书包、坐进课堂，从ABC学起。
这些“雷人”言论之激烈，在近代以来某些历史时期，足以被抓进监狱。有人说鲁迅不敢直接批评蒋介石，而胡适敢，这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些言论自然也引起了大权在握的国民党的强烈反应。国民党内一时群情激愤，尤其一些中下层党员，更是激动地纷纷呈请“辑办”胡适。他们利用舆论优势，把“反革命”“反党”“反动”“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种种帽子扑天盖地地扣到胡适头上，掀起一股围剿胡适的大潮。国民政府也饬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适，并迫使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仓皇离开上海。曹聚仁认为“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
不过，国民党没有对胡适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毕竟国民党的终极政治目标和胡适的政治理想是在同一个大方向上。所以虽然心情沉重地离开了上海，但胡适发现，他的一些批评，对国民党的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要求国民党“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这篇文章1929年5月发表，结果国民党6月间公布的“治权行使之规律案”即规定：“人民之生命财产与身体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这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适的建议。所以胡适在6月19日的日记中说国民党此举“与我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有关”。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这篇文章1929年底发表，而1930年2月，教育部即奉国民党中执会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改用了白话文。用沈寂的话说，“这个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举动，无疑也是国民政府对《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所作出的反应”。
国民党的“纳谏”令胡适感到了希望。虽然有着强烈的独裁倾向，但蒋介石毕竟明白世界大势。掌控了南京政府后，他吸纳翁文灏、钱昌照等一批知识分子入阁，还答应“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些举动使胡适认为国民党有走上真正宪政的可能。1935年，胡适曾评价蒋介石说：“他长进了，气度也变大了，态度变平和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多不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能相当地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这种口气，俨然是老师在表扬学生。因此，胡适也决定在承认国民党权的前提下来谋求政治改良。在胡适看来，国民党政权虽是一件并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没有更合手的工具。若以暴力摧毁这件“工具”，国家民族就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他说：
“暴力革命带来的，必然是暴力专制政府。”
国民党这个工具确实不太好用。中国社会转型过于剧烈这一背景使国民党迅速暴露出它身上的保守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对西方文化了解越深的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越合理。然而不幸的是，受中国传统文化薰染越重的人，越有机会掌握改造中国的权力。“半新半旧”型人物蒋介石身上有着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深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民主宪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深厚的旧文化影响，经常本能地在各个细节中表现出强烈的独裁主义倾向。
蒋介石文化水平不高，仅相当于高中水平。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一生服膺王阳明心学，因此相信“精神第一论”。他认为，“精神可以创造物质，亦可以补充物质之不足，且掌握物质者精神，运用物质者亦精神，物质但附丽于精神之一偏耳。”
因为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的原因，蒋介石对民主、人权理念理解不深。孙中山思想的优长之处在于他充分吸收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蒋介石却将孙中山哲学思想解释成“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政治与伦理哲学之正统思想”，“是续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中国的正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