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呢？荀子说，人的天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一句话，人的本性是恶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释放自己的欲望，天下必然陷于纷争混乱之中。因此，必须用礼仪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区分高下贵贱，规定出每人按自己的名分可以获得享受的不同。因为天子居于极端，所以他的欲望必须得到毫无限制的尽情的满足，而其他的社会成员都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同程度地抑制自己的欲望。这样，才能把社会区分成不同的等级，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
中国政治的信条是：不平等导致稳定。古希腊政治的信条是：
平等才能创造和谐。
在很多人眼中，秦始皇是文化专制的发明者。他制造的“焚书坑儒”残暴割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传统，开了两千年文化专制之先河。
然而，如果通读一遍诸子之书，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同列国相争必然导致天下一统一样，其实百家争鸣的必然结局正是思想专制。
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光芒的顶礼膜拜，从近代开始，越来越庄重盛大。在网上阅读历史类的帖子时，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文字：“看关于春秋战国的书，总是禁不住心驰神往，热血沸腾”，“那真是一个需要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国学大师陈寅恪一辈子苦苦追求的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不是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在中国存在了吗？”“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先哲们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希腊罗马差。以春秋战国时先哲的思想为基础，那样或许现在的中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实这也许是一种误解。虽然学术自由催生了诸子百家，但是几乎所有先秦学派都没有思想宽容的意识。他们一致认为，自由思考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巩固的政治统一必须建立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
墨子认为，“一人一义”即每个人一个思想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使社会没有秩序，“若禽兽然”。因此，统一天下的秘诀就是“一同天下之义”，统一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
老子的主张更阴柔，也更毒辣。他不需要统一人民的思想，他需要的是让人民没有思想。这个巨猾的老奸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如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也。”
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太聪明了，那么社会风气就会变坏。最高明的统治方法，是禁止人民思考。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却要消灭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满足于吃饭睡觉和生殖，不想其他事情，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老子提供了主张，却没有提供具体操作方法。这个缺陷，由法家弥补了。韩非子提出了文化专制的具体方案：“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明智的统治者，应该取消文字书简，只保留法律；不许人民记忆古老的格言，只许他们向官员们学习现行国家政策。
那么提倡仁政的儒家是不是会有不同的主张呢？他们同样令人失望。孔子说，天下有道的标志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正是听了大儒董仲舒的进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就是说，从社会到思想都要统一，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如今不同的思想同时流行，人们各持已见，意见不统一，不利于国家的大一统。他一脸媚相地对皇帝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
这些全中国最深刻、最智慧的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实在令人恐怖和汗颜。我们发现，后世的专制君主不过践行了他们主张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们的思想精华得到后世帝王更彻底的贯彻，那么中国人民的精神灾难恐怕要数倍于以后的真实历史。
如果比较一下同时代的希腊人，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在思想源头上，是多么地先天不足。
希腊人崇尚个性，崇尚自由。他们也深刻认识到，只有尊重和容忍他人的自由和个性，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和个性。所以，他们具有高度自觉的宽容精神。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所作的《论雅典之所以伟大》中说，“我们提倡的是我们所倾心的自由，涉及到日常的生活，如果我们的邻居想走他自己的路，我们决不会对他产生怨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城邦虽然不容忍它境内主权的分割，对他邻邦的独立却是容忍的”。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并以此为自豪。
中国的诸子百家往往都自以为是真理的化身，以为自己的理论已经解释了宇宙间的一切问题，他们唯我独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竭尽全力要吃掉对方，用自己的主张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建立一个思想专制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清一色局面。在辩论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专制倾向，相互攻击，并且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墨子在攻击儒家的“足以丧天下者四政”时，把儒家的厚葬、重乐也包括其中，末免过于夸大其辞（见《墨子·公孟》），而对孔子重视人的教育、人的修养等思想精华，却“唯恐闻其美也”。杨朱贵我，墨程贵兼，双方也是相互攻讦，水火难容。至于孟子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则更是从攻其一点发展到谩骂了，实在缺乏学术研究的宽容和客观的风度。
而希腊的哲学家大都保持着伟大的谦逊，当别人认为苏格拉底是雅典懂得最多的人的时候，他却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他进一步解释这句话说：很多人以为自已有知识，其实并没有知识，而我却知道自己没有知识，正是在这点上，可以说我比他们更为智慧。
认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认识到理性能够突破人的狭隘和愚昧，认识到反思能够促使人修正错误，不断向完美前进。这正是西方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四节）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皇帝制度的另一个标志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在秦始皇出生前大约一百年，就由商鞅变法奠定了。
在“重建权威”“尊崇权威”“思想一元化”这些“复古”的大方向上，诸家学派达成了统一。但是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上，他们出现了分歧。
孔子的方案是全面复古，让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条局面。这种逆向操作显然只能是一个天真的梦想，所以，虽然他跑遍各国，“干七十余君”，却仍然“莫能用”。
老子的方案更为荒诞。他希望“绝圣弃智”，放弃所有的文明成果，返归原始社会的“小国寡民”时代，使人们老死不相往来，重新过起蒙昧的生活。这个方案更缺乏可操作性。
更多的人想到用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大动荡打破了人们对祖先、鬼神、传统的迷信。法家改革派应运而生。他们针对西周大一统专制的缺点，提出了最有可操作性的改革思路。
我对韩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高三语文课本中那一篇《五蠹》，观念新颖、语言泼辣、逻辑严谨，一下子就征服了十七岁的我。韩非子的思想显得那样“现代”和“进步”：上古、中古、今世，世界不断变化，政治自然需要改革。“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从此，韩非子就以一个思想大胆、开阔、有力的思想家形象印入我的脑海。
而在此之前，初中历史课本就已经奠定了我对商鞅的敬仰之情。还记得教学辅导书中规定的学习商鞅变法的目的：“学习改革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崇高的品格，增强对社会的历史责任感；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在我的最初印象里，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改革家，都是一群忧国忧民、为民请命、欲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危机感的“民族脊梁”。正是他们的大胆举动，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是啊，即使是现在重翻战国改革的史料，一股排山倒海、横扫一切的气势仍然扑面而来。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改革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管仲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在齐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李悝在魏国，赵烈侯在赵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接连兴起改革大潮。各国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内政外交。每一次变法，都会催生一个引领风骚的强国，每一次变法，都会引起周围国家的连锁反应。一部战国史就是争与变的历史。“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这样痛快爽直的语言一破有史以来中国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训的迂腐沉闷之气，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改革者张扬自我的作风，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为中国人的整体人格特征增添了许多亮色。应该说，战国时期的改革大潮催生出许多“现代因素”。
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全面，春秋战国时期改革家的“另一面”渐渐显露，让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得不重新判断。
虽然相隔遥远，声息不通，中国和希腊这两大文明的早期历史脉动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同步性。正如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一样，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希腊和中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改革时代。在管仲、李悝、赵烈侯、商鞅掀起一波比一波猛烈的改革大潮之时，在遥远的古希腊，梭伦、克利斯提尼、厄菲阿尔特、伯里克利也传递着改革的接力棒。这两大改革浪潮，都成功地应对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促使两大早期文明完成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两大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种影响却是完全相反的。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处于内战的边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希腊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由于政治权力被世袭贵族所把持，少数人越来越富有，而农民们不断沦为赤贫，成为奴隶。旧有道德规范失效，人欲横流，公平正义受到毫不留情的践踏。
那个时候，希腊社会实行债务奴隶制。一旦农民们还不起债，就会沦为“六一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还给债主，自己只能留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债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变卖为奴。一位夸张的历史记录者说，“所有的平民都欠了富人的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似乎已经达到了顶点。整个城邦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共同推举梭伦作为雅典的执政官，希望这个素称聪明能干的人能把雅典引出危机。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大步登上讲坛，高声宣读起一条影响后世至深至远的法令：“解负令”。梭伦宣布，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恢复公民身份；所有债契全部废除，“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
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欣喜若狂，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所笼罩。那些贵族地主和富商虽然面露不满，但是他们也明智地认识到，这是解决雅典国家面临危机、防止国家分裂和陷入混乱的唯一办法。以后的历史表明，梭伦的这个果断、严厉的改革措施不但拯救了危机中的雅典，也为雅典今后的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向民主、稳定、繁荣的大道。在梭伦改革后，大批奴隶获得了解放，雅典公民不再担心自己会因为贫穷而失去人身权利，希腊政治文明获得了飞跃式成长。
梭伦改革也是人类史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他认为，把一个公民降为奴隶，是野蛮的和不人道的。指导梭伦改革的原则是“公正”与“平等”。他说：“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历史学家评论说：“（梭伦改革）将不得奴役本国公民的理念上升为国家制度，对本国公民的人身权作出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国家公民制度，从而使平民与贵族逐渐融合成平等的自由民阶级。此改革措施的卓越之处在于从野蛮的奴隶社会中开辟出‘文明’之路，开始将‘奴隶’与‘人’基本分开，尔后罗马法‘人格权’这一概念便肇始于此，它不仅是民众对平等权利追求的初步胜利，且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公元前361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根高三丈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他的改革大幕。
张贴在秦国各地的商鞅律法中，引人注目的有如下一条：“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意思就是说，做生意赔了本、欠了钱的商人，或者因不努力耕种土地而破产的农民，都要被罚做奴隶。在商鞅的爵位制改革中，也明确规定什么爵位可以役使多少名奴隶。
在统治手段上，儒家学派主张用西周的礼治，即血亲伦理原则来约束社会。法家学派却认为，在人欲横流的时代，礼治的力量已经不可依靠。他们从人的劣根性出发，提出严刑峻法的统治思路。
他们认为人性本恶，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则各谋私利。近者如夫妻、亲者如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赖。因此，君王不能依靠“仁义、道德”进行统治，而必须采用奖罚，以法律进行统治。
法家学说认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可以不择手段。法家崇尚“法、势、术”，即“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
商鞅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轻罪重罚”，通过严刑峻法来恐吓控制人民。他所制定的法律异常严苛残酷，人们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犯“法”，越来越多的平民沦为奴隶，并且永世不得翻身。秦国的农田、工地上，到处布满了衣衫褴缕的奴隶的身影。从新出土的秦简所载的法律条文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买卖奴隶情况十分普遍。甚至普通人家，有的也拥有一到两个奴隶。关于夏商周三代是否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问题，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三代之时，奴隶劳动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过，受商鞅变法的影响，秦代和以后的汉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各类生产上普遍使用的情况后，提出了这段历史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的问题。（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