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短了整整一个西周的时代，大约迟了三百年。因此，一开始，秦国一直受人歧视。“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开会的时候都不叫秦国。不过，这个国家的历代君主大都有着其他国君罕有的强悍气质和进取心。
因为被人瞧不起，秦孝公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史记·秦本纪》）历史短，文化浅，礼治传统不完备，反而成了秦国发展壮大的优势。因为文化包袱轻，所以秦国在列国之中改革精神最强烈。那些老牌强国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缚，用人只凭血缘，只看门第。只有秦国君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别国笑话，四处招揽人才，大胆起用出身卑贱的百里奚等人，大幅度改革内政外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秦穆公时代，它东服强晋，饮马黄河，又挥师西向，称霸戎狄，开拓疆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让原来瞧不起它的列国大跌眼镜。到了秦孝公时代，更是因为商鞅变法而使秦国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一举成为天下第一大国。秦国坚持横连政策，灭巴蜀，取汉中，大幅度地扩张了国势。到了秦昭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时代，秦国在争霸战争中屡战屡胜，蚕食邻国，不断扩张，使相邻四国丧失了独力抗秦的实力。在秦始皇登基以前，秦国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历代秦国君主已经为他最后完成统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到他登基之际，秦国的国力已经超过其他各国之和，三晋已经势如累卵，楚、齐也处于战略守势。在秦始皇亲政之前的始皇六年，东方各国勉强拼凑的最后一次合纵攻秦，被秦国轻易粉碎，“合纵”彻底瓦解。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就已经估计出秦国将在二十年之内统一天下：“当如今日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孔从子》卷中）而在秦国君臣看来，取天下已如探囊取物。李斯对秦始皇分析形势说：“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国之强，大王之贤，欲并天下，如同炊妇扫除灶台上的杂物一样简单，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事实上，不但是强国之势继承自祖先，秦始皇的统一战略也完全是遵守祖宗传下来的老方针：致力连横、破坏合纵，远交近攻，孤立对手。他继承祖先的一贯做法，大量起用间谍，用重金收买敌国大臣，实行反间之计，破坏了各国的联合。他充分利用齐国目光短浅，意在苟安，重点拉拢，使之无心合纵，保持中立，终于造成了“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的局面，实现了对对手的各个击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只是秦国统一运动众多接力队员中的一个，是“六世之余烈”的继承者，比别人幸运的是轮到他撞线。
可以说，在秦始皇出现的这个历史时段，只要继任的君主才具中上，性格平衡，继续秦国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而不出现重大差错，那么就会理所当然地完成统一大业。秦始皇幸运地赶上了这个“点”。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登上秦国王位，只要他能力不是太差，寿命不是太短，也会完成统一任务，只不过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
退一步说，即使登上秦国王位的是一位荒淫无道之君，把秦国列祖列宗的基业败坏殆尽，使秦国由盛转衰，中国也不可能像欧洲那样一直分裂下去。不论如何，统一这个大方向是不会被扭转的。
因为每个国家全力奋斗的结果都是一统天下，早晚会有别的国家取代秦国的位置，完成统一的大业。只不过可能会延后一二百年而已。
（第三节）专制构想的执行者
人们另一个常见的误解是：秦始皇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的发明者。而事实上，皇帝制度是秦始皇以前无数哲人智慧的结晶。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势，宣告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失败。虽然在孔子眼里，西周社会尽善尽美，但是作为专制精神的载体，分封制有它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
首先，分封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在天子与诸侯血缘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亲属间的亲近感把天下万国联合为一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血缘纽带的维系作用就越来越弱。当各地诸侯实力增长起来后，就很容易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第二，分封制形成的天子对天下的控制是层层分权的间接控制。这样，和欧洲封建时代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国的大夫崔杼要谋害自己的国君。他用计把国君骗到自己家里，然后命自己的家臣们去杀掉国君。按理说，齐君是齐国的最高领袖，崔杼的家臣一样是齐君的臣属，他们怎么敢动手弑君？齐君对他们大声呵斥，要求他们放了他。可是他们不但动手杀了他，杀之前还给他讲了一通大道理：“崔杼是您的大夫，归您直接领导，您有命令应该对他下，而不应该对我们下。我们作为崔杼的家臣，只能听从他一个人，‘不知二命’。”这个故事，典型地揭示了分封制的内在矛盾：周天子的权力受到地方权力的层层阻隔，无法直接抵达社会基层。各地百姓，只对自己的直接领主也就是宗族长唯命是从，对上一层领主则感情上淡漠了一层。在效忠对象之间出现矛盾时，他们只会选择忠于自己的直接领主，与上级领主对抗。因此，虽然周王朝建立之初，经历了一段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社会安定、礼乐大兴的辉煌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解体。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结束天下混乱无序的状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势高权重、大权独揽、直接控制天下的中央权威，以威势统御天下。他们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累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他们认为，在政治设计上，必须吸取西周衰落的教训，竭力推崇君主，树立君主权威，尊君而卑臣，使本大而末小，天下有了重心，自然大定。在新的政治结构里，天子必须把最高权力握于自己一个人手中，绝不能授予臣下，否则就会导致祸乱。“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着名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尊君”理论。他们痛恨当世被各自的权臣把持的各国君主，不够黑心，不够野蛮，不够霸气，没有足够的侵略性，都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焦急地给这些君主出主意，告诉他们要挺起腰板，硬起心肠，克服妇人之仁，拿起鞭子和刀剑，重建纪律和秩序，制服自己的臣民，这样才有制服天下的可能。
墨子说，天子必须是人间极贵、极富、极智的人。在人间，他必须成为最高的绝对权威，由“贵且智”的人去治理“贱且愚”
的普通百姓，在人群中建立绝对严明的秩序，不得丝毫僭越，这样天下才能大定。“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之百姓，言曰：
‘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也就是说，天子，是国中的圣人。
他发令于百姓说：“听到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事，一定要报告天子。天子认为对的，天下人都要颂扬；天子认为错的，天下人都要批判。改正你们错误的言行，学习天子正确的行为。”如果这样，天下就不会乱了。所以，天下怎么样才能大治？天子统一了天下的思想，天下就大治了。
法家对这一点的阐述最明晰。
《管子》的《明法》开篇就说：“所谓治国之道，一言以敝之，君主大权独掌。乱国之道，一言以敝之，大臣以术邀权。所以一定要高尊君主，压制臣下，这样才能以势御国。”
马王堆出土的《伊尹·九主》中则说：“专授，失道之君也。”就是说，把权柄授给臣下的，是失道之君。
《成法》中说：“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这个一，既指一个思想，更指不可分割的一个最高权力。《九主》篇在如此之早就指出朋党的危害：“主之臣成党于下，与主分权，是故臣获邦之半，主亦获其半，则……危。”
《韩非子》则指出：“明君高高在上，什么都不做，臣下就吓得战战兢兢。明君治国之道，是使大臣们不得不竭力贡献他们的智慧，君主依此做出决断，所以君主不乏智力资源。能干的人不得不全力为国，君主依此作用他们，所以君主才不乏治国之能。有功，则归功于君主，有过，则归过于大臣们，这样君主才会永远保持美名。”
余英时对韩非子这段话有一段精彩点评。他说：“尊君卑臣论发展到韩非子才真正鞭辟入里，深刻周至。反智论发展到韩非子才圆满成熟，化腐朽为神奇。‘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这就是后世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尊卑之分还能过于此吗？有知识有才能的人要只要肯听‘明君’的话，规规矩矩地‘考虑’‘守职’，他们的知识，才能便都变成了‘明君’的知识，才能，‘富贵’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如果居然不识相，自高自大，兴风作浪，乱提意见，妄发议论，那么，不要忘了，‘明君’还有镇压的力量在后面：‘世智，力可以胜之。’”
其实，后来真正在专制之世发挥着不断的教育作用的是后世儒家从孔子“君君臣臣”一句中总结出的的尊君理论：“人主应该立于生杀万人之位，与上天共持宇宙变化之势。”“君主永远不应该有恶名，大臣永远不应在声誉上盖过君主。功绩善行，都应该归于君主，所有错误，都应该归于臣下。这样，大家才会对君主永远敬伏。”“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
而在中国人竭尽全力抬高君主的权威的时候，希腊人却在思考怎么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公元前431年，即墨子的青年时代，伯里克利作了《论雅典之所以伟大》的演讲，从中我们可以领略那个时代希腊人对民主政治的自觉程度：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着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
希腊的分权制传统历史悠久。古希腊的执政官不仅任期有明确的限制，而且权力也受到各种民主议事机构的制约。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神分给了每一个希腊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才能。
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成熟，希腊人对民主与专制的优缺点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大约在秦始皇出生前一百年，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权力与智慧如果能集中在一个统治者的身上，当然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是很罕见或者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人总是自私的。所以必须用法律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由此得出结论：除非法律高于统治者，不然国家便不能安定，所以，应该以法治代替人治。
大约与孟子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进一步发挥了柏拉图晚年的政治思想。他说，法制优于人治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实行人治，不论是由一个人或少数人统治，必然会产生终身制甚至世袭制。他列举斯巴达的王位世袭制和克里特的贵族终身制经常引起纷争的例子，认为这是很危险的。第二，一个人或少数人无论怎样聪明贤良，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多数人中的每一个人可能没有什么能力，但当他们集合为一个集体的时候，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却可能超过那少数人。第三，个人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容易任用亲信，特别是涉及权力的问题。一个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不但不肯放弃，还会从别人的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必须有法律对他实行限制和监督。第四，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因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所执掌的权力乃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委托而来的权威。第五，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统治者，而不应该是只被别人统治的奴隶。但要让人人同时都是统治者在事实上不可能，只有轮流统治，便要采取选举甚至抽签的办法让人人都有执政的机会。
穷奢极欲是秦始皇的，事实上也是以后历代君主的主要罪状之一。
《汉书》说，“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以其养生太奢，奉终太厚”。
人们大多只知道秦始皇穷尽天下民力修建阿房宫，岂不知除此之外，他还建了梁山宫、曲台宫、长乐宫、兰池宫、宜春宫、望夷宫、南宫、北宫、兴乐宫、林光宫……据说，“（秦始皇在）关中建宫殿计三百座，在关外建宫殿计四百余。还在东海上朐界中立巨石，作为秦帝国的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此手笔，确实为后世大部分君主所不及。他一举一动，一出行一巡游，耗费金钱如同泥沙，挥霍民力毫不心疼。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天潢贵胄形成的大手大脚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是有“皇帝思想”的理论依据在背后支撑。
儒家是尊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荀子就坚决建议，君主必须享有各种特殊的物质享受。他宣称，做帝王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在《王霸》一篇中，他这样渲染君主应该享有的权利：“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睾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
意思就是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就是要穿最美的衣服，吃最好的佳肴，拥有最多的金钱，听最动听的音乐，住最好的房屋，娶最多最美的妻妾……一句话，天下最好的东西都归他享受。他统治天下所有的人，就如同指使子孙一样，而天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管他。他还享有最美好的声名，建立最辉煌的人生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