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巽昌
毛泽东说，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他对太平天国和太平天国领袖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谈话。
1851年爆发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长达十四年（他的余部活动到1872年才结束），蔓延当时关内十八省。太平军狠狠打击了清王朝和帮助清王朝的英法在华殖民势力，为中华史册写下了光彩的一页。毛泽东很熟悉太平天国，他是把太平天国放在伟大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天平秤上，作为我们事业前驱者来论述的。
早在1945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演说中指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1841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435-436页）
毛泽东这个思想，几年后即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为北京天安门广场所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主体内容。
“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毛泽东对于太平天国领袖，创始人洪秀全有很高的评价。
洪秀全出身农家，没有中过科举，他以大无畏的造反精神，组织“拜上帝会”，发动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登高一呼群山应，掀起了有几百万人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
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宏论开篇就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469页）这里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当作是封闭中国开始冲出中世纪、寻找西方真理的第一个思想家和实践家，而且首先将他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驾齐驱。他的评价是适当的，也是很高的。
毛泽东的这条思路，在晚年仍在延续。
1970年，毛泽东在批判陈伯达天才史观的《我的一点意见》中就所谓“天才”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就此他又一次举例：“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这次又是把洪秀全和孙中山并列，而且定位为几千年中国史上出现的伟大人物。
当然，毛泽东是从推动历史进程、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无畏精神评估洪秀全的，而对洪秀全个人的错误，也不护短，而作有切实的解剖。
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其中就太平天国运动，对洪秀全就批判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该所旧址纪念馆1983年版，第100页）类似这样的话，后来他又谈及过。
“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
太平天国前期实际领袖东王杨秀清，出身烧炭工人，从小就失去父母，艰苦度日，锻炼了顽强的意志。又因为长期从事集体劳动，在实践中养成卓越的组织能力。
毛泽东很欣赏杨秀清，曾把杨秀清列为未读书，但却是很有才干的领袖型人物。
1964年11月，毛泽东还在一次谈话里，就统一领导的问题，以太平天国故事为例，指出：“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r7年9月版，第370页）
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拜上帝会重要组织者冯云山被官府逮捕，洪秀全为了营救他，离开广西桂平山区拜上帝会大本营，赴广东找人打通关节。这样一去，拜上帝会因为群龙无首，人心有所涣散，正在此时，作为拜上帝会普通一员的杨秀清急中生智，就假借所谓“上帝”附身传言，要大家团结，稳定群众情绪。几个月后，洪秀全回到广西，发现拜上帝会组织比前更为壮大，会众斗志也更激昂，但比洪秀全年轻十岁的杨秀清，也因此为会众拥戴，成为颇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但他们仍拥护洪秀全为最高领袖。这样，一个是众向所望、拥有实权，又可以代上帝传言的实际领袖，一个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最高领袖。天有两个太阳，这就潜伏下难以调和的矛盾，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分配再分配，必然发生内讧。这里，毛泽东就点出了杨秀清初露头角的才智、能耐，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这又是洪秀全都不能胜及的。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也颇感兴趣。他曾多次谈及石达开。
1929年秋天，菊花盛开，毛泽东来到刚为红军所解放的闽西南的上杭检查工作，休憩时与当地苏维埃负责人傅柏翠就赏菊谈起唐末黄巢的菊花诗，联想到农民英雄还有石达开也能写诗。博览群书的毛泽东，不可能在青年时未读过梁启超、高旭所炮制的石达开诗。因此他说：“石达开是英雄，也能诗。黄巢也是英雄，也能诗。古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能解诗。’很有道理。”这时，毛泽东刚读过晚清时修的那部《上杭县志》，因而又谈及石达开因与洪秀全不合离军出走，1859年他的部队路过上杭的旧事。他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石国宗率数万人攻上杭城，城也攻不开。我们胜利，不是因为攻城人马比石达开的人马多，也不是城里守军比当年清军弱，而是我们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福建党史月刊》1996年第1期）石国宗就是石达开本家兄弟石镇吉、石镇常，他们是石达开远征的偏师，由江西入闽西，占领连城、龙岩，就是上杭城没有攻下。毛泽东对这段历史是颇熟悉的。
因为对石达开故事熟悉。毛泽东能与石达开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他说，“石达开毕竟是个英雄。但是他对敌人的话是轻信了。这使他吃了大亏。……一切善良的人总是容易对敌人抱有幻想，这是可悲的事。”（魏巍：《地球上的红缎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1935年5月，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大渡河畔安顺场时，毛泽东满有兴味地看了立在路畔旧时地方为石达开败亡所立的石碑碑文，然后向战士作介绍说，“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刻立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同治二年（1863）四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围：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崖，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一直被围困了四十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吴洁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6页）毛泽东讲了这故事后，又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石达开的失误，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毛泽东分析得当，胸中早有成竹。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有很大的幻想，想把红军当做“石达开第二”，消灭在大渡河畔。哪里知道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成功地渡过了大渡河。
也就是在红军到达安顺场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开始了调查，当他得悉当地有一位83岁的宋大顺，系前清秀才。当年曾目击石达开军败亡情景，就连夜将他请来，张灯长谈。
毛泽东向他请教石达开当年如何失阵落马，并仔细询问了与石达开失败有关的许多细节。然后他又反复思索和分析了种种导致石达开悲剧的因素。前车之鉴，他是很善于从历史故事里寻找准确答案的。
在送走了老秀才后，毛泽东在与中央军委领导人会议时，很有把握地指出：“七十二年前翼王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堑大渡河挡不住我们，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是不能变为现实的。”（《党史博采》1995年第2期）接着他又和红军将领作了准确、全面的分析，拟定了可行的战略部署，使英勇红军强渡大渡河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
连连称赞太平军战术高明。因为选择从破城处突围，本身就棋高一着。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后期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也是很熟悉的。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陈毅等陪同下在南京博物馆参观了太平天国常州守将志天义陈志书所铸的大炮等文物后，又游览南京东郊风景区，他们在紫金山参观天文台时。来到了山的西峰。陈毅提议说：“这里是当年太平军和湘军激战的天堡城，主席是不是上去看看？”登上天堡城。俯瞰南京城，毛泽东提起了诸葛亮概括金陵形势时对孙权说的“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他说：“天堡城地势险要，是保卫南京的前哨阵地，当年太平军与曾国藩血战，坚守了两年多，真不容易。假如洪秀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好得多了。”（吴晓梅：《毛泽东视察全国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页）尔后，毛泽东又特地驱车到山下龙脖子附近城墙，即1864年7月19日湘军首先陷城处凭吊牺牲的太平天国将士，还听了陪同的文史专家朱楔对那次激战的介绍。当天京城破时，湘军拥入，李秀成护着幼天王登上城里清凉山，到了夜晚，突然下山，就选择自清军首先突破城围的太平门冲出去，突围是成功了。毛泽东听了后，连连称赞太平军战术高明。因为选择从破城处突围，本身就棋高一着，出敌不意；盖此时清军大部队已从这儿冲杀进城，其余清军则必忙于对各段城墙猛攻、堵截，破城处反而成了清军的一处薄弱点了。（《广西地方志》1996年第3期）这次成功突围的指挥者就是李秀成。在这里，毛泽东称赞了李秀成。
毛泽东对李秀成的历史是很清楚的。他青年时熟读《曾文正公全书》，从中必然知道李秀成的故事。爱读书的毛泽东，当然也读过当时传抄的，如《中国近世秘史》所载的《李秀成供词》。因而当1964年在读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后，就李秀成被俘后表现，写了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后来，《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选编，编辑了蔡尚思、吴泽教授分别论述李秀成的一些意见。如蔡尚思说，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这里的线，指的是他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要认识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毛泽东为此还作了批语：此文有些道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这也是一家之见。但是毛泽东却把它视为政治课题。他或是想从太平天国和李秀成故事里寻找若干答案。
对于李秀成的自述，毛泽东也颇为注意。1975年12月，他在病中读书，人们发现在他床上所翻开的太平天国史籍，其中有一册就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
应该说太平天国的人和事给毛泽东很多启发和借鉴。早在1944年11月，他就写信与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太平天国确是一部历史大书，毛泽东充分运用他丰富的知识和理论，从中汲取精华，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文化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