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侥幸。诛诚，跖、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逾矩。
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隐远方，析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宜犴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刺刑法繁也。亲服之属甚众，上杀下杀，而服不过五。五刑之属三千，上附下附，而罪不过五。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
文学曰：《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从，法约而易行。今驰道经营陵陆，纡周天下，是以万里为民阱也。罻罗张而县其谷，辟陷设而当其蹊，矰弋饰而加其上，能勿离乎？聚其所欲，开其所利，仁义陵迟，能勿逾乎？故其末途至于攻城入邑，损府库之金，盗宗庙之器，岂特千仞之高，千钧之重哉！《管子》曰：“四维不张，虽皋陶不能为士。”故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仁以及物，治近以及远。《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今盗马者死。盗牛者加。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将执法者过耶？何于人心不厌也！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
大夫俯仰未应对。
御史曰：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故辔衔不饬，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以制敌御难，惑于愚儒之文词，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而欲国之治，犹释阶而欲登高，无衔橛而御捍马也。今刑法设备，而民犹犯之，况无法乎？其乱必也！
文学曰：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昔吴使宰嚭持轴而破其船，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大意”
关于法治（刑）和礼治（德）的辩论。
大夫说：政令是用来教育百姓的，法律是用来监视坏人的，所以法律完善坏人才能禁绝。
文学说：现在制定的法律，章目繁琐，罪名繁多，就是各郡实行起来，也感到疑惑不解，定罪时或轻或重，就连通晓法律的官吏也搞不清楚，又何况无知的百姓呢？
大夫说：虽有法律条文，但仍有人公然犯法，原因就是对罪犯处罚太轻了。
文学说：法律是根据人之常情制定的，而不是设下罪名去坑害人的。所以依照《春秋》的要求来审理案件，是根据人内心动机的好坏定罪。动机好的犯了法也可以免罪，动机坏的虽然没有犯法也要处以刑法。立法的本意是惩恶劝善，太严酷了反而起不到好的作用。
大夫没有回答。
御史说：韩非曾感慨有的国君不明了法制和权势，不能用法津治理他的臣民，做到富国强兵，克敌制胜，抵御外患，以为听从儒生那一套就可以了，其实是大错了。
文学说：法律只是工具，只有贤人才能很好地运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