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武帝时期，发动了好几次防御性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毫无疑问，这些战争扩大了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地大物博的现代中国的基础；打开了中国与中亚细亚、欧洲、日本、南洋的交通；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比较落后的各族人民传播了汉族的文化；输入了外国的物质和文化，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汉武帝所以能够创建如此辉煌，足令后代君王瞠乎其后的文治武功，他的雄才大略，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和民族的愿望，固然起着一定作用，然尤为重要的，就是他拥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的创造，首先应归功于桑弘羊。
自从刘汉政权建立以来，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工业，如冶铁、煮盐之类，都落入豪强和兼并之家手中。至武帝时代，由于采纳了主要是桑弘羊的一些策略，施实了盐铁国营、酒类专卖以及平准均输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对生产力的组织和生产品的“笼络”，都有了诚如《史记·平准书》所言的“言利事析秋毫”的精密安排，社会财富有着显著的增加，而刘汉政权的国力也随之与日俱增。西汉扬雄《法言·寡见篇》引曰：“弘羊榷利而国用足。”《汉书·食货志赞》指出“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皆由“弘羊均输”。《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称述汉武帝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是以兴造功业，制废遗文，后世莫及”，指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其中“运筹则桑弘羊”。正是这样的经济基础支持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也正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大臣们倡行的一切财政措施给刘汉王朝的巩固统一和扩张势力造就了经济前提。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自序》中就曾中肯地评说了桑弘羊的均输之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木。”《汉书·车千秋传》写道：“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为兴榷筦之利，伐其功。”这就更充分地说明对汉武帝时代兴盛景象的形成，桑弘羊为首的大臣们所倡行的财政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桑弘羊力倡“天下之利，皆命入官”，“富商大贾，无以牟利”，这样便剥夺了豪强和兼并之家的既得利益。《汉书·车千秋传》载：“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车千秋传》又写道：“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化可兴。御史大夫桑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这场发生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之议”，即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杂儒”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纯儒”相互辩难，针锋相对，就连《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本人也称之为“战口”，王充在《论衡·案书篇》中也写道：“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在这场热烈而又尖锐的诘难中，出场人物有丞相、御史大夫和丞相史，御史以及贤良、文学60多人，辩论了包括盐、铁、均输、酒榷等具有时代特色的诸多问题。这场辩论，在当时“虽颇有其议文”，后来通过桓宽的“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遂成流传千年的《盐铁论》。
《盐铁论》，又名《桓宽盐铁论》，也名《贞山子》。成就其书者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博通典籍，善于文章，平生研习《公羊春秋》。他与同乡朱子伯交游深厚，后被荐为郎官。汉宣帝时，官至庐江太守丞。他认为师法古人治国，以农为本，崇尚仁义，则久安长治；趋合世俗，以工商为本，专务权利，则朝危夕亡。朝廷官吏议论大事不可“括囊不言，容身而去”，不应“阿意苟合以悦其上”（《盐铁论·杂论》）。正是因为桓宽与朱子伯友善，才得援于朱子伯获知公元前81年的这场“盐铁之辩”的详情。出于“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盐铁论·杂论》）的志向，桓宽对会议的原始记录进行加工整理，将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丞相车千秋以外的与会者，塑造成四个鲜明的形象：御史大夫属员为御史，丞相属员为丞相史，来自民间60余位贤良、文学合而为贤良、文学两人，从而书成。
《盐铁论》是一部记录西汉盐铁会议上争论各方思想观点的著作。就图书分类而言，《盐铁论》虽同刘汉王朝其他几次公开讨论的记录，譬如，为人所熟知的《石渠奏议》、《白虎通德论》等一样，但那些都不过是总结性的文件，仅仅有些干巴巴的条文；而《盐铁论》则很好地且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正反两方的论辩，其辩论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政治、财政、社会、外交和学术等诸多方面，无疑，这给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盐铁论》全书共10卷，60篇。其主要内容有：力耕、通有、复古、非鞅、晁错、刺权、论儒、园池、轻重、忧边、散不是、西域、论邹、申韩、周秦、大论等。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部分：《本议第一》至《取下第四十一》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管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的主题；《击之第四十二》至《大论第五十九》，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还附带讨论了法制与礼治等问题。《杂论第六十》，略同后序。
通观《盐铁论》一书，其论述的核心问题乃是本末。本即农耕，末着重是指盐铁、均输、平均、榷酤等政府所控制的经济事业。文学、贤良的“崇本退末”（《本议》）主张，要官府放松对末业的控制；而大夫的“本末并利”（《轻重》）政策，则是要维护官府垄断末业。大夫指出，“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本议》），农工商的关系是相互依靠，彼此促进的。因此，要“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本议》）。又强调“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势在利居，不在力耕”（《通有》），将商业活动看作财富的源泉。其所谓“本末并利，上下俱足”的提法，实为一种重末贱本的理论。贤良文学虽承认“商通郁滞，工备器械”的社会活动，但认为工商并非治国之本。他们认为当时的政策。使“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已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地广》）；要求朝廷“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水旱》）；认为如此这般便可以维护男耕女织的大业，缓和社会矛盾。桑弘羊等人顽强地反对“退末”之建议，认为这种“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取下》）的做法，必将造成“利归天下，而县官无可为者”（《取下》）的恶劣的后果。
本末问题之争与对匈奴的战和关系紧密。西汉朝廷来自末业的大部分收入，用于战争以及与战争休戚相关的事业。故而第一次盐铁会议结束之后，贤良文学以新任列大夫的身份向丞相及御史大夫辞行时，桑弘羊提出继承武帝抗击匈奴之遗愿，“欲以小举击之”（《击之》），当即遭到贤良文学的反对，并因此不得不又召开第二次会议。桑弘羊等人充分肯定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反复强调只有将对匈奴的战争继续下去，才能带来安宁和利益。战争虽会带来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但“边境强则中国安”（《地广》），从长远来看“卒获其庆”（《诛秦》）。贤良文学对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的战争，表面上肯定，实则否定，谴责“往者兵革亟动，师旅数起”（《诛秦》），带来重负和困苦，将武帝晚年的“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完全归咎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西域》）。他们夸张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和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备胡》）。既然难以制胜，则不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合”（《击之》），以体现“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方针。
礼治还是法制，这是盐铁会议中辩难的又一重大问题。贤良文学强调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贤良文学认为“礼义立，民无乱患”；“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论诽》）。大夫指出，“异时各有所施”（《大论》），当今乱世不同于“敦朴之时”。只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大论》），才能出现安定局面。文学贤良强调严刑峻法的统治“不可久也”（《诏圣》），危机只能由礼来解决。治乱不在于民，在于朝廷用什么政策引导黎民为善，防范百姓为恶。
经济、民族、政治方针的争论，同样又会引起哲学上的论难。文学贤良认为民之为善为恶，“非性之怵，风俗使然也”。而风俗的优劣与统治者的政策、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根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他们讲：“贫即寡耻，乏即少廉”（《国疾》），“故富民易与适礼”（《授时》）。桑弘羊则认为凡人皆有辨别善恶的能力，都追求荣华富贵，但“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疾贫》），教化并不能够改造人性，它只能辅助善者为善，而不能使恶者为善。在天人关系上，双方观点恰恰相反。主张性可教化的贤良文学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水旱》）“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生。”（《论灾》）桑弘羊则以为阴阳自然运行结果造成灾害：“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水旱》）为了坚持当时的政策，大夫主张“时世异务”（《国疾》）。当政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天，而器械便于用也。如果信往道古，必乖于今”，“而不合于世务”（《刺复》），这样就会遭到失败。而贤良文学则表示反对，提出“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利议》），主张在复古的形式下着手改革。
《盐铁论》在文体上有所创新，它发展了汉赋的对话文体，于是又成为艺术价值很高的反映历史题材的对话体散文。它的记述井井有条、层层逼进，步步深入地将辩论中展开的主题思想阐述出来，并且，通过对话勾勒出了人物形象。《盐铁论》在总结这次辩论时如此写道：“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斌斌然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群略小辩，虽非正法，然臣儒宿学，恶然大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鲁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显而易见，作者完全掌握了参加这次论辩双方主角的特点，亦即这些典型人物的个性，从而方可活龙活现地刻画出这些历史人物的轮廓。通过对话，除了反映双方思想活动的过程以外，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典型人物语言的个性。《盐铁论》除了在对话中表现出桑弘羊的博通之外，还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桑弘羊丰富多采的语言天才。由于桑弘羊出生于商人家庭，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了使用语言的艺术，从而在辩论中，他正确地、大胆地使用了一些鲜活的语言。作者在书中如实地记录下来，强化了《盐铁论》的艺术效果。如《利议篇》桑弘羊拿“如品即口以成事”来嘲笑贤良、文学的人多嘴杂。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衬托出桑弘羊的机智和风趣，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盐铁论》里的人物对话，都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社会生活，贴切生动。桓宽对丞相和丞相史这两个人物的处理把握，最是匠心独具，让人扼腕叹服。发言当中，丞相称说道家，丞相史称说儒家；丞相自称为“吾”，丞相史自称为“仆”；丞相自称“有司”，丞相史自称“大夫”；丞相称对方为“诸生”，丞相史称对方为“文学”。就这样，作者不仅很忠实地叙述了辩论的内容，而且很有特色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细微末节。这些细节描写，平添了几分历史现实的真实性。当第一部描写人物的颇有文采的史著《史记》问世不久，又出现了《盐铁论》这样一部对话式政治学术讨论论文集，这不能不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曾多次撰文为《盐铁论》鼓呼，在《三点建议》和《序盐铁论读本》中，力主将它安排到中国文学史课程表中。
《盐铁论》对于以后的政治、经济、民族政策的制定，都有所影响。其中的儒家思想，长期被视为可以“俾国家之政者”（都穆《序》），不但可以行之当代，而且可以施与后世。近代以来，除了继续有肯定贤良文学的见解外，还出现了研究称颂桑弘羊学说的著作。《盐铁论》所渗透的思想，任你千秋评说。不过，李卓吾先生有言：“盐、铁不可废”（李贽《史纲评要》卷八），“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李贽《藏书》卷十七《富国名臣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