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清华大学校友15人署名悼念，悼词中说：“傅任敢同学学生时期就生活俭朴，刻苦攻读，与同学团结友爱，遇事能明辨是非，为人正直坦率。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身教言教，桃李满天下。”当年曾是重庆清华中学学生，之后担任训导主任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汪国桢说：“他办学十年，清中没有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一个进步教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残害，这是我们在清中学习过、工作过的共产党员永远要感谢他的。”曾在长沙清华中学就读的谭昌铭著文中也说“在傅任敢校长及旷璧城教导主任的掩护下，长沙清华中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没有一个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残害。”1947到1949年在重庆清华中学就读的地下共产党员黄继武说：“……这是从黑暗的中国到光明的中国的关键时刻……傅校长不仅没有让反动党团进校，而且在校内培养了一种既讲科学又讲民主的作风。……当时同志们的思想总的说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学校环境，也是起了不小作用的。”解放后傅先生首任北京十一中校长时的学生郭明俊在傅先生逝世后来信说：“傅校长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忠厚、正直、谦逊，老校长在校时，一直用无声的模范行动，陶冶着我们新中国的年轻人在创建北京十一中时，是正当国家三年恢复时期，国家处于困难时候，傅校长常常教育我们要体谅国家，要精简节约，傅校长则身体力行……治学是严谨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使我在高中三年受到严格教育，终生受用不尽。”
重庆清华中学学生秦文亮在《清华精神代代传》一文中记有傅先生在1979年10月2日北京校友聚会上谈到对待当时复杂政治局面的态度“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学校好好办下去，发扬清华大学的传统，使老师能好好教，同学能好好学。还有一条就是我不做国民党的走狗，也不能让国民党、三青团插足学校。我在清华中学的这十几年，正是国民党猖狂反共的时候，环境最黑暗，清华中学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受到党的教育，只凭一点‘为人要正派和清华大学传统要发扬’的朴素感情，顶住了反动党团的软硬两手。如罗北辰的又拉又压，伪重庆市社会局的‘要办模范三青团的命令’，陈氏兄弟的间接拉拢，以及反动政府要我禁止师生看《新华日报》的密令。在当时我真没有意识到在清华中学有地下党……”这段话是他当时内心世界的写照。他不知道这是一所共产党人筹办的学校，也不知道校内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但是由于他具有爱国的民主的思想，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忠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作风和反动行径深恶痛绝，就能自觉不自觉地在党的影响和支持下，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耗费着大量心血，为重庆清华中学创造出了一个民主、科学、进步的环境，办好了学校育出了英才。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该校就有60余人参加解放军，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被输送到各单位成为骨干。当时市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清华中学的确是做了一些事的，给我们训练了一批干部。你们的学校可以说是一个干部学校。”这样高度的赞誉，表明了地下党的工作成就，也显示了傅先生的教育事业的业绩。
李锐同志在1983年2月为《傅任敢教育译著选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傅先生实在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同志，不论在哪个方面，尤其在教育事业上，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的真正同志。从傅先生的一生也可看到，虽然他并没有入党，但是他同中国老一代所有具有正义感和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样，必然是共产党人的同志。”
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崔耀先同志在追悼会上悼词的结束语中说“傅任敢同志解放后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解放后他所参加的政治运动中经受了考验。他一身光明磊落，正直坦率；他知识渊博、治学业严谨；他工作认真、勤勤恳恳；他真挚友爱，谦虚和蔼；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傅任敢同志的一生，是忠诚祖国教育事业的一生。五十多年来，他把全部心血倾注于为祖国培养后代的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
傅先生这位爱国、民主、进步的教育家，离开我们已25年了，他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教育事业，他那高尚的品德、精湛的学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精神，给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激励着他的学生、同学、同事，以及每一个熟悉和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唐朝的衰落和农民战争
原载《历史知识》（中国古代史部分）北京出版社1979年12月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强盛的朝代，疆域非常辽阔。为了保卫边境和通往西域的商路，唐政府在边境设置了长期驻守进行征战的军队，称为镇兵。镇兵的首领叫节度使，总称藩镇或方镇。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十个重要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的权力很大，既管军事又管行政，还兼管财政。天宝初年玄宗用胡人安禄山为平卢（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后来又兼任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和河东（治所在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狡猾奸诈的安禄山，用了十多年时间积蓄力量，策划叛乱。公元755年，安禄山借口清除杨国忠（玄宗爱妃杨贵妃的哥哥）为名，在范阳起兵叛唐，一路长驱南下，连陷洛阳、潼关，直逼长安，“所过残破”；公元756年占领长安，自称大燕皇帝。玄宗被迫逃往成都，他的儿子肃宗在灵武即位。公元757年叛军内部因争权夺利，互相攻杀：先是安禄山被其长子安庆绪所杀；两年后，安禄山旧将史思明又杀安庆绪；再过两年，史思明又死于其子史朝义之手。叛军因内部分裂而力量削弱。唐朝政府乘机借回纥兵进攻叛军，叛军一些主要将领相继降唐。公元763年，史朝义被迫自杀。前后持续八年的战乱，至此结束了。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战乱中受害最大的是人民。黄河南北惨遭安史叛军和回纥兵的洗劫及官兵的抢夺，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洛阳周围数百里尽成废墟。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节度使的势力在安史之乱后更加扩展。降唐的安史旧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安史之乱时唐朝政府增设的一些节度使，也各自为政。他们名为藩镇，实际上是土皇帝。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自己任命官吏，征赋收税，扩编军队。节度使死了，由其儿子或部下继承，皇帝只能给予承认，否则就兵戈相见。这些藩镇为了巩固和扩大势力，时而互相攻杀，时而联合反唐。这种藩镇割据的混战局面，持续达百余年之久，人民惨遭涂炭。唐末诗人杜荀鹤写的《山中寡妇》一诗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窘境。诗中写道：“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这首诗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兵连祸接、夫死田荒、租重役繁、酷吏暴政、农村残破的凄凉图景。
除藩镇割据以外，唐朝政府内部还存在着宦官和朋党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
宦官在安史之乱前，只是依靠皇帝的宠信，倚权弄势。如玄宗所宠信的高力士，权势极大，太子称他为兄，皇族称他为翁，皇戚称他为（音遮，意思是父亲）。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当上将相，都曾走过高力士的门路。安史之乱以后，宦官的权势更大了。如宦官李辅国在安史之乱时因拥立肃宗出过力，后来就掌握了管理禁卫军的权力。德宗时，宦官又兼管枢密之职，掌管机密文书，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他们把持朝政，赏罚朝臣，任免将相，皇帝成了他们的傀儡。宪宗以后的九个皇帝中两个被宦官杀死，七个是宦官拥立的。文宗曾自叹不如周赧（音难）王和汉献帝，因周赧王和汉献帝是受制于权臣，而自己却受制于宦官。
宦官的专权本来就加深了政治的腐败，而朝廷的官僚又与宦官相勾结，结成党派进行斗争。一党以山东旧士族李德裕为首，是世代官僚的代表，称为李党。他们重视门诗赋中选拔人才，另一党以科举出身的牛僧孺为代表，称为牛党。他们大多数是经过考试成为进士后才当上官僚的。他们相互援引，合成一气，共同进退。由于宦官专权，因此两党都与相同主张的宦官相呼应和相勾结，在斗争中，互有进退。武宗时，是李党当权，牛党被贬；宣宗时，是牛党得势，李党被压。这种科举与门第之争，实质上都是为着剥削人民，以扩大土地和财富，增强本集团的权势和利益。这一斗争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历史上称为“朋党之争”或“牛李党争”。后来，文宗和宣宗当政，都曾有过联合朝廷官僚诛杀宦官的企图，但均告失败。于是宦官集团逐渐合成一片，出现了宦官集团和朝廷官僚集团对立的局面。只是由于农民起义的接连爆发，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才暂时退到次要地位了。
由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造成兵祸连绵，农村凋敝，民不聊生。唐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再加上地主、官僚又乘机加速兼并土地，致使均田制完全被破坏。以人口为本的租庸调制，也完全失去作用。巨大的军费开支，统治者的腐朽生活，造成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于是唐政府就随意增设税官，巧立名目，增加税收。当时旧税加新税竟达数百种之多。富户豪绅托名官、僧，以避赋税；贫家小户，赋多税重，被迫逃亡。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德宗采用宰相杨炎的意见，于公元780年实行了按资产多少，分夏秋两次征税的新税法，史称“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正式宣告了租庸调法的废止，政府的收入有所增加，百姓也总算有了一个统一的税制，负担稍有减轻。两税法规定按资产多少纳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兼并的合法性。因此，十几年后的社会状况是：地主、官僚通过巧取豪夺兼并了大量土地，而农民却是产尽税存，又“加税如初”了。沉重的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当时的大官僚陆贽、元稹给皇帝的奏章中就具体地反映出了这种社会状况：“富者兼地数万亩”，而十分田地纳税不过二、三；“贫者无容足之居”，却负担着缴不完的租，纳不完的税，服不完的徭役，还不清的债款。连年的水旱蝗灾，而农民给地主、官府的租税却不减。有的地方官甚至出布告禁止农民报灾情，有的把报灾的农民毒打一顿，说什么“树上照样长着叶子，哪里有什么旱灾”。诗人白居易在《杜陵叟》一诗中对农民的悲惨处境进行揭露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唐朝的统治阶级吮吸着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出嫁，陪嫁的财物不计其数。光是铜钱就有五百万缗，一缗是一千文，合计达50亿。房子的窗户上镶嵌着宝石，围在井口的栏杆都是用金、银、玉石所做，甚至连畚箕和篮子都是用金丝编成。
兼并、重税、战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必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公元859年，首先在浙江东部爆发了裘甫领导的起义。公元868年又爆发了以庞勋为首的桂林戍兵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被唐统治者残酷镇压了，但是唐政权已处于危机四伏之中，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形成。
公元874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率领三千人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表示要替天来补社会之不平。第二年黄巢率领几千人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县西南）响应王仙芝的起义。
黄巢出身盐商家庭，祖上几辈都以贩盐为业。他有一身好武艺，也会写诗做文章，为人轻财好义，乐于扶危济困，自己也曾与王仙芝一起贩过私盐。当时贩卖私盐可获大利，但要担掉头的风险。这是因为唐朝中期以后，盐成了政府的专卖品，盐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一半以上。政府把盐价定得很高，而从政府那里承销食盐的人又把盐价提高一倍，当时几斗谷子才能换一升盐，农民买不起只好淡食。唐政府还规定贩卖私盐一石以上或带武器的处死。私盐贩为了抗拒政府的搜捕，保卫自己的利益，就成群结队，到处流动，进行对抗，因而积累了斗争的经验，并和人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黄巢在私盐贩和当地人民中间是很受拥护的。
王仙芝、黄巢两支起义军会合以后，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攻州打县，杀贪官，除地主，把财物分给穷人，几个月后，就发展到几万人。起义军从山东到河南、安徽、湖北一带，攻陷城镇，屡次打败唐军。唐统治者一面征调各藩镇攻击起义军，一面对起义军进行分化诱降活动。王仙芝在唐朝廷的诱惑下曾有过动摇，受到黄巢的严厉责备和众将士的反对。王仙芝拒绝了唐朝廷的任命，攻下了蕲州城（今湖北蕲春县北）。但从此以后，黄巢和王仙芝分手了。黄巢带领两千人又打回了山东。不久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同唐军激战中牺牲。这时黄巢已再次从山东进入了河南，尚让带领王仙芝余部投奔黄巢。后来黄巢被部众推举为王，号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废唐年号，改元王霸。此时起义军已发展到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