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偷过书的人，与孔乙己是同志关系。六十年代末，众所周知，那时偷书算得上趁火打劫，但还不能算明火执仗。
那时我们十八九岁，很凶的，腰里插着手枪，尤其是中学生，像一群半大狼崽子，天不怕地不怕，越小越厉害，谁也不敢惹我们。那时人们的勇敢亡命，就和现今的人们下“海”赚钱一样疯。
终于又想起了书。书这个东西在开始成堆成堆烧着时，谁也没觉得痛心，只觉得痛快。历经几年之后，精神上空虚，百无聊赖，茫然无主地苦闷，偷书的计划应时而生。
当时“军宣队”、“工宣队”已进驻，枪支上缴，两派联合，秩序已不由我们说了算，但一时野性未驯，贼心不死，“无政府主义”还驻在我辈心中并未撤走。
第一个去冒险偷书的中了埋伏。他独自一人，拿一盏小油灯，背了个大麻袋，蹑手蹑脚，夜深时上了图书馆大楼，不料被一声断喝吓得浑身发抖，束手就擒。很快，大学的广播里播放了他“触及灵魂”的检查。
一段时间里，他偷书的事成为笑柄，不断遭到奚落和夸张的模仿。他这个人不够机灵，有些迂，但他当时倒真是一枝大笔杆子，诗文俱佳。一般说来这种人行动能力差，而且最终文章也不会写得太好。笨人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被某种天性或习惯拘囿于一处而不得逸出的人。他们的思想方式类似火车沿铁轨运行，而不像汽车自由奔驰。
我偷书的目标没有放在大学，而是选中我父亲供职的单位，那个图书馆藏书二十万册，足够我偷；特别是风传那里有《苏加诺藏画集》，印制精美，价格昂贵，收有大量裸体画——这对处于青春期的我，吸引力太大了。
盗窃集团的成员为：我，周二、周三，还有隔壁的赵二。周三太嫩，只在楼外看风，一有动静报讯。我们三个是一个行动小组，提了两个大提包，戴了手套（以免留下指纹），手电筒一律用红布包起来，深夜十二点后，行动开始。
周三侦察了一圈之后，报告“敌方毫无准备”，我们大喜，撬窗而入，神不知鬼不觉，一下就跃入知识的海洋了！当时三人极为惊叹，“这么多的书啊！”书架层峦叠障，书脊琳琅满目，简直不知该先拿哪本好。一时间，忽然感到，没文化偷别的东西都不碍事，但是偷起书来显得相当困难和头痛了。
以我当时的水平，先拿了一套《静静的顿河》，然后是《悲惨世界》、《红与黑》、《无头骑士》、《我们播种爱情》……嘴里一直小声嘀咕：《金瓶梅》呢？怎么老找不着呢？
我们没多少文化修养，仅是些高初中水平，但我们有足够的好奇心、求知欲。一阵轻嘘短叹之后，是哗啦哗啦的翻书声响，继而没有声音了，三个人都沉浸在某本书中，读进去了。读着读着，竟忘了自己是来偷书，周二站起来大摇大摆地要去打开电灯。“关掉！”我低吼了他一声，他才“噢，对了……”，想起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读得正入神，忽然窗户上“嘭嘭”敲了几下，周三对着窗缝叫道：“来人啦！你们被包围啦！”说完，撒腿就跑了。
我说：“别慌！”下面的话还没出口，只见赵二和周二夺路而逃，动作比兔子还快！一点声音都没出，单独把我一个人留下了。
我看见他俩一前一后从窗户上蹿跳出去，窗外起一声喊，估计人还没落地就被逮住了。窗外，听那喧嚷声，估计有二三十人，明火执仗，我们显然中了埋伏。
不能力逃，只能智躲，我一看这形势就明白了。每临险境，我头脑格外冷静，从小玩捉迷藏之类的把戏，就总结了一套利用反常心理的战术，往往人不能逮。
地形对我极为不利，图书馆内的布局是这样的：大门正对着通向二楼的楼梯，二楼锁着，通向二楼已不可能；右边是一临窗走廊，堆放着一些桌椅，桌椅下空间小，无从躲藏；正面则是我们翻窗而入的图书室，尽管它很大，里面书架林立，便于藏匿，但肯定要受到重点搜索，决不可留。
我听见外面的人正在开大门的铁锁，就先藏到了大门背后。一群人涌入，闹哄哄地直入图书室，外面还留有人把着，我不能贸然出去。
一批人搜查，另一批人仔细检查了临窗走廊，然后也进了图书室。这时我悄悄溜进临窗走廊，我不躲在桌椅后面，而是站立在走廊门边，背墙而立。我听见图书室里的人在叫喊：“肯定还有一个，出来！”
我当时一动不动，屏声敛息，仿佛成了墙的一部分。图书室里灯光通明，但走廊和过道是黑的。他们搜了半天一无所获，一群人出来，一个问：“走廊搜过没有？”一个答：“搜过，没有人。”一个说：“我就不信，能从哪儿飞了？再搜搜走廊！”
几个人从我鼻子前面走进去，直往里面照手电，把桌椅后面找了个遍，还是没人。他们不知道我就站在他们身后，只要把手电朝后一照，我就原形毕露了，但是他们想不到我在身后，进门的瞬间，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那堆桌椅吸引。
容易藏人的地方，我偏不躲，我藏在人们的注意力最易忽略的位置，借助暗影，贴墙而立，竟使他们转身迎面走出来时也没发现。我本来想趁乱混入人群，可担心熟人太多，弄巧成拙，便没乱动。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众人散去，押解了赵二、周二，大门重又锁上了。图书馆里复归寂静。一个人在里面还有点心里发毛。此时不可久留，乃提了半提包书，翻窗而出。
有趣的是，正写到这儿，忽然想起上个月我还跟别人拍着胸脯说：“我这一辈子最不亏心的就是没拿过别人一块肥皂，也没动过别人一分钱！”说得理直气壮，毫不迟疑。
那么这件偷书的事，算什么呢？
我想，这么定性比较合适：那些三十年前的往事，可以算作特殊时期的一种冒险行为，恶作剧，说是反抗也行——人们不要忘了，在三十年前，知识和书本，与“封资修”同义，概在被扫荡之例，与其平白无故被焚，还不如为我所用和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