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博弈与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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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官场博弈:隐忍者做得久

官策——淘汰清官定律

明朝洪武年间,道同出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

坐镇番禺的是立过大功的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勇悍善战,办事却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地主土豪,经常在市场上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如果不顺从,则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报复。

道同一上任就严格执法,打击这些恶势力。地主土豪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去贿赂道同,道同坚决不与地主土豪同流合污。地主土豪没有办法,便争相贿赂永嘉侯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朱亮祖是个贪财如命的家伙,果然被那些地主土豪收买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然后乘机为土豪们说情。

永嘉侯是一品大员,应该说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斥责朱亮祖说:“您身为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十分恼火,没经过道同的同意直接就把关在牢房里的那些地主土豪都给放了。

当地一个很富有的土豪为了靠上朱亮祖这个靠山,不惜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朱亮祖做妾,以此巴结朱亮祖,然后肆无忌惮地干了许多贪赃枉法的事。道同丝毫不给朱亮祖面子,仍依法惩治,把朱亮祖的小舅子关进了大牢。朱亮祖非常生气地再次将人放走。

在同永嘉侯朱亮祖的博弈中,道同不顾朱亮祖的威胁逼迫,将朱亮祖贪赃枉法的事情一一表奏朱元璋。这让朱亮祖惊恐万分,狗急了也会跳墙的,于是恶人先告状,弹劾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后,便遣使去番禺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道同这么一个小官,也敢顶撞大臣,告朱亮祖的状,便认为这人耿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禺,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耿直忠贞,两袖清风的清官道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能不说,道同是失败的化身:死不能守孝报父母,生不能尊君报天下。虽然说他两袖清风、为人耿直,但连性命都保不了,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清官了。

从古到今,中国的孔孟之道提倡忠君爱国、天下为重。那些官场之人更是饱学之士,无不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义。但只要是进入官场的人,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被屈服于官场规则,所以淘汰清官是一种必然。

人是社会的产物,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会不断变化,不断增长。尤其是在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下,人们在投入与产出上追求一种畸形的、急功近利的收益均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意识也使人们想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攫取利益。一朝为官,自然会竭尽所能地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同时官员选拔体制弊病严重,买官制、保举制的盛行使选人当官不是根据其德、能、勤、绩,而是看谁有钱、有权。这样的人做了官,必然要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来挽回买官时的损失。在这样的制度中,正直、有才能的人径径得不到任用,当不了官。即使当上了官,如果不顺从“潜规则”,也必然会遭受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压迫,被淘汰出局也就成了必然。

历史上有很多清官。海瑞就是个不贪污受贿的清官,他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到要靠自己种菜吃的程度;后来当到吏部侍郎,去世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辛勤节俭、清廉正直的官员竟落得如此下场。没有明确的奖惩机制,在清官与贪官明显的对照下,还有谁想当清官?

落后的经济环境决定了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越是落后的时期,当官占有支配资源的权力就越大,做官就成了人们追求好逸恶劳的“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在支付高昂的成本后,必然要在当官后索取回报,贪污腐败也就成了当官后索取回报的最佳途径。

当“清官”难在何处?面对某些地区官场内让人眼花缭乱的“潜规则”,身在官场外的人即使能看出点“门道”,也顶多是些鸡毛蒜皮,终究难识庐山真面目。当“清官”难就难在这些官场“潜规则”中进退两难,如果同流合污,参与其中,则必然会冒犯罪的危险;但如果像“清官”道同那样不留情面地拒贿,就等于不识抬举、拒人以千里之外。长此以往,必然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之中。

《朱子语类辑略》里说:“贪污者,必以廉洁者为不是;超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清官被淘汰,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淘汰清官定律”。

守官——迎合圣意的智慧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多岁进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少年时候的和珅知书达理,深得人们的喜爱。1768年,18岁的和珅受到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赏识和器重,并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他。1770年,20岁的和珅又袭了高祖父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正是英廉的赏识以及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给和珅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捷径。他在22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官阶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并充任粘杆处侍卫,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因此有了与皇帝回奏、回答的机会,从而为后来飞黄腾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乾隆四十年春天,和珅随乾隆皇帝出宫。一天,乾隆帝正在阅批奏折,突然有侍从报告说有犯人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乾隆帝有点生气,于是随口说了句“虎兕出于柙”,随从的校尉官员都不知道乾隆帝说的是什么意思。和珅却立即对答说:“皇上的意思是,作为负责监狱犯人事务的官员,让犯人逃脱了,就不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乾隆听到和珅很明了地说出了自己的意思,非常高兴,问和珅:“你读过《论语》吗?”和珅回答说读过。接着,乾隆帝又问了和珅许多问题,他回答得都十分准确恰当。乾隆见和珅声音洪亮、仪表非凡、矫捷异常,十分赞赏。从此和珅开始得到乾隆帝的器重和提拔,随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又被提升为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都统。此后,他不断升迁,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同时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要职。后来乾隆帝还把最宠爱的十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

为什么和珅会受到乾隆帝如此宠信和器重,成为主持朝政数十年的宰相呢?这与博弈之术有着重要的关系。和珅精明能干,敏捷异常,善于随机应变,善于迎合圣意来保持自己与皇帝之间的和谐关系。和珅虽然文化水平高、记忆力特别好,有处理政务的能力,但离真正的善理国政的名相和指挥三军克敌制胜的名帅,还相距甚远,而且论才学,谈不上才华横溢;谈治政,破陈规积弊,建新章制度,都没有大的建树;讲武略,更是泛泛之辈。

和珅同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军国重臣相比,无论是军功、政绩、资历、门第、威望上,还是才干和人品,都比不上他们。特别是阿桂,文武双全,乾隆四十一年被起任军机大臣,四十二年任大学士,连任16年首席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可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以后,在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没有一位能比得上和珅。和珅之所以能够位高权重,高明就高明在,他会迎合圣意,讨皇上欢心。

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也没什么丰功伟绩,但却特别擅长揣摩乾隆帝的心思,玩弄权术。更重要的是,还能为迎合圣意,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这就是和珅的过人之处,由此博取乾隆帝的极大欢心。乾隆四十六年乾隆七十大寿,这时国库充盈,乾隆帝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与养廉银,增补绿营兵额。在给武职养廉银上,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阿桂认为费银太多,不应增补。和珅深知皇上说准了的事情一定要施行,于是极力赞成这让乾隆帝十分高兴,于是下谕: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7 000余万两,每年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和珅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的是,和珅迎合了圣意,摸透了、也迎合了乾隆晚年爱听谀言、文过饰非的心理,按其旨意办事,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才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器重,任宰相达数十年之久。

心术——藏而不露的城府

在羽翼还没丰满之前就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就是把自己的弱点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手。这样的人,即使条件再好,也可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历史上,只有拥有藏而不露的城府、善于伪装自己的人,才会取得成功,成就一番大事业,这也是一种官场博弈。

东汉建安六年,年仅23岁的司马懿被举为河内郡上计掾后,很快凭借家世和自己出众的才华,在社会上取得了较高的声誉。这个时候的曹操正担任司空一职,实力还不是很雄厚,于是他极力网罗人才为其所用。当他听到司马懿是个足智多谋的难得人才时,便想拉拢他过来。此时司马懿不愿过早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曹操,但为了不得罪曹操,避免因此遭受杀身之祸,他使出了蒙蔽的手段,推辞说自己身患麻痹症。老谋深算的曹操派刺客假装行刺,以探听司马懿的虚实。司马懿明白曹操的用意,当刺客试探性地向他刺剑的时候,他装作不知,不加反抗,因此得以蒙骗过关。

建安十三年,曹操担任丞相,这时他已经独揽大权、稳操胜券了,于是再次召司马懿出山,司马懿没有办法,只好去曹操处,被其所用。

曹操虽然任用了司马懿,但他城府很深,疑心又重。一次,曹操做梦梦见三马同槽共食,曹操以为这是司马懿终会有一天夺取曹氏大权的征兆,于是心里更加疑惑不定。

司马懿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为了消除曹操的猜疑,他工作勤勤恳恳、恪尽职守,为人也谦恭抑损,因此逐渐取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丕即位后,司马懿得到了曹丕的重用,地位日益显赫,但他没有因此懈怠自己的防范之心。到了魏明帝曹睿的儿子曹芳即位的时候,司马懿已经官至太尉,和曹爽一起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曹爽为了独揽大权,在门客的出谋划策下,使魏帝下诏,封司马懿为太傅。这在表面上是推崇司马懿,实际上是把司马懿的兵权夺了过去。紧接着,曹爽又把自己的弟弟和亲信心腹都安排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执掌实权。就这样,朝中要职都被曹爽控制了。

在与曹爽的博弈中,对于曹爽的夺权行为,司马懿早已看了出来。但是,他明白自己目前的形势很不利,因此只能隐忍一时之辱。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进攻气势,司马懿以退为守,收锋敛芒,藏形匿迹,一退再退,把政权拱手让给了曹爽,并以年老体衰为由,不问政事。在和曹爽的正面博弈中,表面上司马懿先输一筹,实际上最终胜利的却是司马懿。

曹爽仍然疑惑不定,害怕其中有诈,于是他命自己的亲信以辞行为名,乘机窥探司马懿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博弈中,司马懿看穿了曹爽的用意,于是将计就计,故意表现出了衰病之态,躺在床上,吃饭时,只能勉强把嘴凑到碗边,侍女喂粥时,衣服已经被弄得湿漉漉的,很是狼狈不堪。说话时,也是吞吞吐吐,一幅人之将死的样子。

亲信回去后,把亲眼所见的司马懿的情况报告给了曹爽。从此,曹爽觉得高枕无忧,不再顾忌司马懿了。而司马懿也乘机积蓄力量,伺机反击。毫无疑问,在二次博弈中,因为曹爽的轻信,司马懿又取得了胜利。可以说,这次博弈对曹爽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虽然暂时他还没受到什么威胁。

嘉平元年,丧失警惕、思想麻痹的曹爽及其亲信随魏帝曹芳祭扫陵墓。司马懿觉得时机已到,发动了政变,把曹爽及其亲信全部处死,掌控了军政大权。后来他的孙子司马炎废魏帝,建立西晋王朝。

当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司马懿没有过早地暴露自己。司马懿正是藏而不露地骗过了自己的敌人,暗中伺机待发,获得了成功。历史上很多人之所以失败,就是缺乏这种藏而不露的心计。

修身——形圆志方的涵养

古人云:欲明德于天下者,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东汉有一个少年名叫陈蕃,独居一室,而室内脏乱不堪。其父之友薛勤批评他,问他为何不把屋子打扫干净来迎接宾客。他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驳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由此可见,立志于天下的人,首先要做的,是正其心、修其身,然后才能立功名、平天下。而要把握官场之道,修身是提高自己涵养的重要途径,是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的要点所在。

刘秉忠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生来就有奇风异骨,从小就很有志向,为人也很豪爽。他小时候就聪明好学,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按照当时的制度,凡是在蒙古贵族辖区内为官的汉人,都必须以儿子为人质。因为他的父亲在蒙古辖区为官,因此刘秉忠十三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都元帅府做人质,并在那里初次学到了从政的方略。

十七岁时,刘秉忠就到邢台节度使府当了令吏,主要负责文字的记录和抄写。但从小就心怀大志的刘秉忠对这样枯燥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一次,他将笔扔在地上,感叹道:“我家世代受朝廷重用,我怎么能自甘堕落,当一个小吏呢?大丈夫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就应当隐姓埋名,以求有朝一日再施展自己的才华。”

于是他毅然辞了官,到武安山中隐居修身。后来他得到虚照禅师的赏识,踏入山门,并改名为子聪,在寺庙中掌书记之职。

十几年之后,刘秉忠经过在空门中的潜心学习,已经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而且对古今治乱兴衰研究得十分透彻,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政治见解和胆识。刘秉忠开始积极寻找机会,希望实现治国安邦的宏伟心愿。

公元1242年,机会终于来了。

藩王忽必烈为了争夺天下,积极聘请中原人士和三教名流。刘秉忠多次受到了忽必烈的召见,他对于天下时事的独到见解,让忽必烈赞叹不已,因此将刘秉忠留在了自己的身边。从此刘秉忠成为了忽必烈的重要谋臣,为忽必烈制定元朝的各种大政方针立下了奇功,并辅佐他完成了统一大业。

由于刘秉忠的精心谋划,元朝统治终于走上了与历代封建王朝相衔接的轨道,元朝的统治面貌自此焕然一新,因此他被认为是奠定元朝政治的首功之臣。

忽必烈赐他还俗,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

还俗之后的刘秉忠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上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级官僚。但是他仍然斋居素食,过着平静的生活。终其一生,刘秉忠从未因为个人私事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这和其他借官家之职谋个人之私的官员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刘秉忠死后,忽必烈悲痛地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谨慎,行事细密,不避艰险,正直无私,言无隐情。”这无疑是对刘秉忠最好的评价。

刘秉忠之所以能够在当时成为忽必烈的重臣,原因就在于他明白修身对于自己成就大业的重要性。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甘愿放弃府中的职位到山林中隐居,可见他的志向和韬晦之深。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身居要职,被一代帝王所铭记的重要原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以修身作为自己使命和生命的人,往往能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他人。唐朝的娄师德,就是这样一个胸怀宽广、精于修身之道的人。

娄师德自己能文能武,待人宽厚,极有度量。一次,他与李昭德同行,因为体胖而跟不上,李昭德便怒气冲冲地说:“都是你这个乡下佬耽误了我的时间!”娄师德听了非但不怒,反而笑着说:“我本来就是乡下佬嘛!”他的好脾气使得他在官场左右逢源。

一次,娄师德的弟弟向他请教如何做到忍耐,他弟弟举例说:“如果有人向我脸上吐吐沫,我把它擦掉就算了,这就是忍耐。”娄师德摇摇头说:“这样不能算有忍耐之心。你擦了脸,对方的火气会更大,要让吐沫自己干了才是。”

娄师德为官三十年,忠心秉正,见到能力出众的人就极力向皇上推荐,直到那人被委以重任他才放心。他就是如此度量宽阔,使得他受到了很多同僚和下属的爱戴和尊敬。

发现了人才不仅不予以排挤,而且还竭力向皇帝推荐,看着后来人步步高升,受到重用,甚至位置在自己之上,还能够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娄师德实在是修身之士的典范。更难得的是,他对于自己的举荐功劳竟然只字不提,这使得他能在险恶的环境中始终被信任,这正是他的智慧所在。

由此可见,发现并推荐人才,需要有敏锐的目光和宽广的度量,更重要的是,需要领悟修身养性的智慧和内涵。历史上能够在官场平步青云且受人敬仰的官员,无一不是此中能手。相反的例子也不在少数。清廉如海瑞,则为同僚排挤,遭上级贬斥,一生不能得其志;贪婪如和绅,生前则风光无限,死后遗臭万年。这些人都没有领会官场方圆之道。

想要在官场中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注,修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权谋——刚柔相济的韬略

中国有句俗语:官场险恶。可见,一个人,无论你有多高深的学问和才华,想要在危险重重的官场之中左右逢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学会刚柔并济的权谋之术是立身官场的根本。

自古以来,善于使用权谋的显赫高官不计其数,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赢得他人的拥戴,原因就在于他们在与对手斗争之中能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曹操被历史学界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善于用人的典型”,原因就在于曹操对官场权谋术的正确把握和利用。

曹操年轻的时候就被举为孝廉,并担任洛阳北部尉,他刚到任就在衙门设下五色大棒,杀掉了当时皇帝宠臣、“十常侍”之一——骞硕的叔叔,而引起当局的不满,由此遭到排挤。曹操自此了解了官场的黑暗,更明白了权谋之术是在官场纵横的关键。对朝廷已经不抱希望的曹操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回到家乡一面读书修身,一面等待适合的时机再度出山。

等到曹操再度出山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高手。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之后,曹操的近卫在袁绍的大帐中搜出了一些通敌信件,侍卫将这些信交给了曹操。通敌之罪,在当时是相当严重的,曹操帐下的将士们都捏了一把冷汗。然而曹操甚至连看都不看,就下令将这封信烧了,并且对下属们说:“当袁绍强盛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能保全自己,何况其他人呢?”

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博弈,对比曹操年轻时的卤莽和血气,可以看出此时曹操的权谋之深。曹操很明白:第一,这是一笔糊涂帐,算是算不清楚的,如果真的按照这些信件一一予以惩罚的话,不仅会大幅削弱自己的力量,更会影响军队的士气,自己从中捞不到任何好处;第二,这笔帐既然算不清楚,那还不如不算。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原本人人自危的将士们放宽心怀,没有后顾之忧,同时,通敌的人会因为曹操这样大度的处理方式而心存感激,更能为曹操效死命;第三,还有一个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这些信件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这些信件有可能是袁绍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曹操自断其臂。这同样是值得曹操注意的一点。因此,曹操得出的结论是:追究,自己得不到任何利益,不追究反而可以收获人心。故而在这场博弈中曹操选择了正确的博弈对策,也凭借着这样的权谋巩固了自己在河北的统治。

官场之上,人人都需要在权力和谋略之间做出权衡,但真正的个中高手,往往会化斗争于无形之中。为官之人经常会碰到外力的干扰,如何对其加以控制,是使用权谋的又一大问题。

清朝时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李鸿章就表现出了高超的驭权之术,将“洋枪队”控制于股掌之间,使得曾国藩佩服不已。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清廷制定了“借师助剿”的策略,李鸿章成为了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大臣。

但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李鸿章对洋人表面客气,内心却十分厌恶。因此,从一开始,他就暗暗定下了“利用但不受制”的对待洋人的策略。

“洋枪队”在当时是受雇于上海官绅的雇佣武装,并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李鸿章的第一步,就是加强其作为清政府雇佣军的性质。因此,他与英军首领签订了一份协议,英方承诺英法的兵力与他的军队配合作战,并听从他的指挥,并承认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地位。

在发生“苏州杀降”事件之后,李鸿章与“洋枪队”的关系恶化,同时也遭到了在华洋人的抨击。对此,英国方面要求立刻停止“洋枪队”对清政府的所有军事援助,并要求李鸿章书面认错。然而李鸿章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关,从而堵住了英国人的嘴巴。

话虽如此,李鸿章仍然觉得日后需要有求于“洋枪队”,于是决定采取笼络手段,多次派人劝慰“洋枪队”,并向朝廷请求给予其首领头等功牌一枚,白银一万两,这样才终于使双方的矛盾得以缓和。

但同时李鸿章知道,双方之间的分歧已经加大,因此,他开始着手遣散“洋枪队”。一方面,他向朝廷上疏表彰“洋枪队”的功绩;另一方面,他以长江中下游战事接近尾声为由,派人与“洋枪队”首领商议解散事宜。

其间,英国方面出面阻拦李鸿章的做法,但遭到了拒绝。随后,李鸿章给予巨额遣散费,将“洋枪队”三分之二的将士遣散,并验收了其所有军械,而剩余的三分之一精锐改为淮军新式枪炮队二营。这既壮大了淮军的声势,又消除了英国方面对遣散“洋枪队”的担心。

在同“洋枪队”的较量过程中,李鸿章表现出了高超的驭权之术,他将自身与“洋枪队”的关系,始终限制在雇主与雇佣者、利用者与被利用者,节制者与被节制者的关系之中。即使双方发生了矛盾,李鸿章也巧妙地采取了回避和安抚的态度,缓和了矛盾,并使得“洋枪队”继续为清廷所用。在当时清朝官员闻洋人而色变的局势下,李鸿章能够冷静地分清双方的立场和相互关系,并利用权谋将对手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之举。

由此可见,官场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领域,想要在官场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没有一定的谋略和技巧,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