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成名不逐利
季老的一生可以用几个成语加以概括，那就是背井离乡、寄人篱下、远渡重洋、历经磨难、否极泰来、成就斐然。这样的人生经历不可谓不丰，到了新时期，他的生活逐渐走向稳定，尤其是到了晚年，更是他飞黄腾达，成就名利双丰收的时期，职务多得连他自己也记不住。然而，对于这些，他并不十分在意，他的心思都放在了做研究与做学问上，名利、声望对他来说只是生活的点缀，当他听说学界给他的那些头衔时，他力辞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几十年中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生的理解有了比别人更多的通达体悟；长期从事佛教研究工作使他的心性平和内敛，更加接近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他给自己的定位很明确——希望自己能多做出学问，对他人和国家社会能有所帮助。人的一生实在有限，能够关注的事物也很有限，如果将精力分散开去，既要做学问，又要在乎名利和地位，那么不仅精力不会充裕，连学问也做不好。季羡林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绝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爬格子有没有名利思想呢？坦白地说，过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或可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季老已经达到了一种人生的高境界，清代的陈伯崖有一副对联叫：“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或许能够很好地印证季老的心态。古今中外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真是凤毛麟角，而这些真正能够舍弃功名与浮躁的人，才是恬淡与超然的智者。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不同于流俗。他潜心于读书与研究，从不做那些沽名钓誉之事。曾经有位记者千方百计想采访他，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发表以后，广受读者的喜欢，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界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到了钱钟书的婉拒。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想看看万里长城，二是想见见钱钟书。”还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说她读了《围城》之后非常想与他见上一面，他再三表示自己没有时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忙。但女士仍然执意坚持，无奈之下，钱钟书就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先生的睿智和超然精神让我们钦佩，他不争名逐利，也不为天赋和成就所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一生率性而为，光明磊落，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做学问。有许多人也标榜自己淡薄名利，然而一旦名利来临时，又有多少人能抵挡得住诱惑呢？有句禅语说：“职业易生比较心，事业易生功利心，而志业是启发人本具的爱心、良知，使人无所求的付出。”这才是拥有大智慧的人所具有的真境界。另外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她的人生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以自省，她就是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两度获诺贝尔奖，闻名天下，但她同样淡泊名利。她一生获得各种奖金10次，各种奖章16枚，各种名誉头衔107个，却并不在意这些荣誉。有一天，她的一位朋友来她家做客，忽然看见她的小女儿正在玩英国皇家学会前不久刚刚颁发给她的一枚金质奖章，朋友大吃一惊，忙问：“现在能够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奖章，是多么高的荣誉啊，你怎么能给小孩子玩呢？”居里夫人笑了笑说：“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还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想要采访居里夫人，他走到村子里一座渔家村社门前，向赤足坐在门口的一位妇女打听居里夫人的住处，当这位妇女抬起头时，记者大吃一惊：原来她就是享誉世界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不被外物所累的伟大女性，她也常常教导女儿要打开眼界，不要只看重眼前小事。眼光局限于一隅不利于宏观地看待人生，那些关注蝇头小利的人，如何能够舍弃功名的羁绊呢？这类人正是老子所说的“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之流，重视外来的宠辱，没有本心的修养，所以得宠与受辱都免不了因而身惊，把荣辱看得与自身生命一样珍贵，如此，便不能通达而明志。可见，一个高尚的人，必然是在工作事业上高要求，而在外在功名上淡泊寡欲的人。人只有抛开荣辱得失、名利枷锁，才能胸襟开阔，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