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远流长的海内外影响
在中国年画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史上，曾涌现出了一代代优秀的民间艺人和卓越的艺术精品，自清代乾隆年间木版年画越洋跨海到国外以后，便拥有了大批国际“粉丝”。
如今，莫斯科博物馆还收藏有朱仙镇木版年画118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淳朴古老民族风格的中国木版年画，在日本、法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等国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也受到礼遇。中外学者给予木版年画以极大的关注，法国、德国、日本、奥地利等国都编印了中国民间木版年画集，用不同的语言介绍了中国木版年画的艺术魅力。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都、北京、江苏、山东、深圳等地举办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展览”“年画巡回展览”“第六届全国美展”“第三届全国年画展”“全国首届民间工艺美术佳品及名艺人作品展”等，参展代表作品有《朱总司令爱人民》《送劳模上北京》《女神》等。此外还多次参加国际展览：1993年有《莲年有余》《吉祥娃娃》《钟馗》等作品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天津杨柳青年画展销；1994年的作品有《金玉满堂》《莲年有余》《同贺新年》等被选送参加新加坡“春到河畔”迎新年大型艺术品展销；同年，《同贺新年》、《幸福开花》等作品参加巴基斯坦国家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杨柳青木板年画展”；1995年《教子成名》《连生贵子》《琴棋书画》《采莲图》等作品被选送马来西亚年画展览，在国内外工艺美术界掀起了一股中国传统年画艺术热潮。
此外，近些年来，年画作为历史的缩影，有着独特的绘画语言和雕版工艺所表达的美感以及民俗民风的完美体现，市场收藏投资价值凸显：
在收藏品交易市场上，有关年画的藏品绝大多数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年画印刷缩样。“文革”前的年画缩样每册30元至50元，其后的仅在20元以下，近5年的干脆就只值三五元一册。而民国时期的老木版年画一张就在100元以上，清代的每张可在300元至1500元之间，至于更早的老年画，其价格就不可估量了。木版年画近年来在京、沪拍场上经常出现，每张价位从500元到3000元不等。拍卖记录中，如金梅生、李慕白等前辈的作品，每一张对开的都要3万元左右。成册的木版年画，折合成每一张画计算，最高价值可达到5000元。而海外对中国年画收藏的兴起，源于30年前东南亚华人的富足，新加坡的画廊很早就来我国收集历代年画。海外华人的传统审美取向，不但满足了自身的喜庆需求，还带动了对东方艺术好奇的欧美人的注意。在国际上，有许多图书馆、美术馆，如版画之乡的荷兰图书馆、德国莱比锡图书馆，都对中国年画进行了专门收藏。
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审美情趣的怀旧化、古典化，以及年画创作手段、作品风格的不可再造性，那些既有文物性、装饰性，又有传统艺术感的年画作品在国际美术展、图书馆和拍卖场的亮相，都证明了年画已同书法、丝绸一样，成为了千年古国独有的文化符号。
（二）木版年画的式微与希望
传统木版年画因工艺的复杂和制作的精细，与新兴的胶印年画相比，无论成本还是技术上，都不具备市场竞争力，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本是寻常百姓家年货之一的木版年画，已经蜕变为“艺术品”。再加上年画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是依存于节庆的民间工艺，而随着新世纪中国城市化和国际化的“大跃进”，在日新月异的娱乐方式和欧美文化的冲击下，时过境迁，如今的年味已经越来越淡，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木版年画的生存境况更加艰难，传统的年轻人不感兴趣，老年人也慢慢遗忘。
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一的天津杨柳青年画，自明代发轫以来，历经数百年发展，繁荣时“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而今杨柳青木版年画霍家“玉成号”传承人之一霍庆有在一次采访中讲到，由于传统年画都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从最初的出稿到装裱都在家里完成。传统年画做工精细，制作考究，完成一张画作平均需要半个月到几个月不等，售价则因年画的尺寸大小和复杂程度从几十到上千不等。霍家的“玉成号”每年年画产量不超过500张，售出的不到六成。
而与市场萎缩相比，后继无人才是木版年画面临的更大困境。原有的民间艺人纷纷转行，年轻的徒弟因为制作过程枯燥严格而纷纷放弃，现在的年画主要靠一些传统年画世家的家族内部人员坚守阵地。2003年，整个河北武强县，刻版、印刷的老艺人只有80多人，平均年龄40岁以上。广东佛山年过古稀的冯炳棠是佛山木版年画近代史上唯一能将整套工艺流程掌握于一身的民间艺人，2004年4月被有关部门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事实上，现在只是他和儿子冯锦强勉强支撑着这一民间绝技，而父子两人一年手工制作出来的成品也就是数十至百余对不等。真正作为消费品而不是收藏品的木版年画进入市场，只有少数年画大师的作品还有些销量，大多数年画艺人都不敢轻易创作，一创作就赔钱。曾有人尝试与传统年画传人合作，批量生产，进入大众市场，比如在不破坏年画味道的基础上，拓展室内装潢、婚礼庆典等市场领域，但鲜有成功者。一是成本太高、市场太小，再者，在传统木版水印年画成为艺术品而不是日常必需品的今天，传统年画要想走出瓶颈，必须推陈出新，但这需要大师或者专家级的研究者，目前的传统年画传人大多是手艺人，且年岁已高，无心也无力担负起这样的重任。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曾写道：“每逢春节，最先给家乡带来欢乐气氛的便是年画。年画在这里铺天盖地，争奇斗艳，直至每一个村子里每一户有购买力的人家对年画的需求达到饱和为止。少了年画，这些黄土平原的年节，会变得多么难耐和凋零……”而在年味愈来愈淡的今天，传统的木版年画该何去何从？如何阻止传承了数代人记忆与欢笑的年画成为遗迹？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三）承载记忆，传承经典——年画的保护与发展
近些年来，从民间组织到地方政府，中国保护木版年画的行动方兴未艾。从2002年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专家、学者与全国年画产地的文化部门一起，紧急抢救中国木版年画。四川绵竹、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等地先后建立了年画博物馆；杨柳青镇所在的天津市西青区政府2003年开始启动了杨柳青民间艺术复兴工程；南开大学开办了杨柳青年画大专培训班。
1985年，河北武强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年画专业博物馆，之后天津杨柳青、开封朱仙镇等地也先后建立起了年画博物馆和艺术中心。2003年中国民协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6年，我国公布了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柳青年画、绵竹年画等10个木版年画项目列入其中，2008年，增加到了18个。为保护木版年画这一濒临灭绝的年画品种，传统年画艺人如杨柳青霍庆有、朱仙镇张廷旭，文化人士冯骥才、收藏家王树村等都纷纷投身其中，为保留这一古老而失落的艺术而努力。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希望流传久远的民谣，不再萦回在儿时的记忆和今天的梦中，或是成为历史书上一枚风干而沧桑的书签，在历史的长风中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