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范良忠子承父业进了菜市场，但没过几年，菜场卖给了开发商，他失业了。有一年，我上街突遇大雨，慌乱中叫住一辆三轮车，蹬车人竟是范良忠，一时很有几分尴尬，他倒是挺兴奋，坚持让我坐上去。他说娶了个乡下女子，还有了个儿子，老婆也没工作，在家帮人熨衣服。交谈中他两条壮腿将轮子蹬得飞快。到了家，我坚持付钱给他，他不肯要，我又请他到家里坐，他也不肯，说下雨天好揽客。趁他撩腿上车的时候，我将一张钞票塞进了他的口袋，转身就跑，他生气地踩着三轮在雨里追，我躲在一个拐角处心情复杂地看着他消失在雨幕中。
后来同学聚会，他没来。那天晚上大伙涌到一家歌厅喝茶，我出来打手机的时候竟看见了范良忠，坐在三轮车上，眼巴巴地在等客。我问他为何不来参加校友会，他嘿嘿笑道，自己没混出个人样，不好意思向老师交待。正说着来了乘客，他向我摆摆手，三轮车吱呀吱呀地消失在霓虹灯下。
以后，范良忠到报社来找过我一次，想让我给他找份工作，最好是当门卫，他说最近两年身体不行了，干不了体力活。我挺为难，如今保安都要20多岁的，像范良忠这样年近50，身体又不好，哪家企业会收他呢？我将难处如实说了，他嘿嘿地笑笑，临走向我要了本我写的书，说：“拿回去让我儿子学习学习。”
一晃两年，忽然接到范良忠的电话，他笑呵呵地说：“老同学，我得了癌症，活不长了，居委会说如果在报纸上呼吁一下，市民捐点钱，我的药费就不愁了。”我说：“你不会开玩笑吧，得了病还这么开心。”他老婆接过电话，也笑嘻嘻的，说他是得了病，没那么严重，但医药费的确很伤神。我找报社问了问，说是像这种情况只能靠社区帮他办医保解决，报纸呼吁市民捐款，通常要有个特别的新闻事件才奏效。我想了想，干脆自己带点钱去看看范良忠表表心意。
结果，去看他的事我竟忘到九霄云外！
现在，我提议资助范良忠，大家一致同意了。
算来距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也有一年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乘车赶往当年的菜市场，印象中范良忠的家就在菜市场隔壁，黑乎乎的木板搭建的二层私房，他们兄弟几个结婚后也都住在这里。到了已变成大厦的菜市场，看见范良忠家仍在隔壁，虽然已变成三层水泥房，但简陋得像个仓库。
我不知他住在哪一层，扯着嗓门叫他的名字，一个老太太走过来，说：“喊什么，人早就不在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老太太说：“死了！”
我们如遭雷击：“死了多久了？”
有个女人在楼上探出头微笑：“他今年大年初二走的，你们是谁？”
女人是范良忠的妻子。得知老同学们来造访，她热情地将我们请上顶楼，六七平方米的房里，搁了一张单人床、一个方桌、两把椅子，就没办法站人了。
问起范良忠最后的情况，女人平静地说：“他患直肠癌5年，因为钱少，断断续续地治，进出医院五六次，后来癌细胞全身扩散，治疗费一天就是好几百，办了医保也不够用，实在没办法只有回家，但他就是不肯出院，紧紧地抓住病床的栏杆，几个人都掰不开他的手。同病房的6个病友见他这样都哭了，后来他又要给你打电话，我只好哄小孩一样哄他……”
范良忠最终死在了他的蜗居里。
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是那样恨自己，竟如此冷漠地忽略了他最后的呼救！
问起他的儿子，女人拿出一张照片，说今年考上了大学。女人笑着笑着就哭起来，没有声音，眼泪成串成串地掉在地上。
大家拿出那份钱递给她，她收下后再三道谢，说她同时做着3份家政，每个月收入一千来块，日子还过得去，待会儿就去雇主家做保洁。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同班同学邹永明，还记得范良忠的模样吗？他说，怎么不记得，他总是笑。
范良忠留给我的也是一张憨厚的笑脸，我无法想象他拉住病床的栏杆不松手的样子，如今我不能不想，并永生难忘。
世界上，并不是成功的人才懂得在困难和不如意的事情面前展开微笑。更多的时候，许多平凡之人面对苦痛的时候，笑得一样无畏灿烂。
匀一点时间给快乐
作者：佚名
生活中很多人总是不断推脱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只因这些事情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不在他们的日程安排表中，或者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也或者是他们刻板到不能跳出既定的生活常规。
某天，我不由想起泰坦尼克号毁灭之前的那个夜晚，女人们还在为了保持苗条身材而放弃享用餐后甜点。从那时起，我开始尽量使自己在处世上变得更灵活些。
到底有多少主妇，她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都化好了，而丈夫却突然提议出去吃晚餐，于是她最终放弃在家里吃饭？
有多少次，你的孩子走过来想跟你谈谈，你却正兴致勃勃地看电视智力问答节目，于是他只好沮丧地一个人度过孤独的童年？
我都数不过来曾经给我姐姐打过多少次电话说：“半小时后一起出来吃个午饭怎么样？”她总会结结巴巴地说：“我去不了。我衣服都在外边晾着呢。我头发也该洗了。我希望昨天就能知道你这个安排，要不我今天就不会那么晚才吃早餐了。而且天看上去要下雨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她那句：“要知道今天才是周一。”她在几年前就去世了，可直到她去世我们也不曾在一起吃过午餐。
由于我们往生活中填塞了那么多琐碎而不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正倾向于把时间都安排给令我们头疼的事情，而挤掉了本来属于快乐的时间。
我们总是这样想——当我们的孩子学会自己上厕所后，我们会回去探望我们的祖父母；等我们把客厅的那块旧地毯换掉后，我们会去休闲一番；等我们另外两个孩子也都上完大学，我们会再去度一次蜜月……
生命随着我们逐渐变老在慢慢加速消逝。日子越过越少，而我们对自己所列的承诺却越攒越多。每天早晨我们醒来，对生命所表示的不过是例行的不断祷告，“我将如何如何。”“我计划如何如何。”以及“总有一天我会的，当所有事情都安定些的时候。”
我有个“只争朝夕”的朋友，任何人打电话给她，她都总有空和朋友们一起冒险、旅行。她还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观点。她对生活所持的那分热情极具感染力，你只消跟她谈上5分钟，便会情愿把你的脚换成一双滑轮，索性去蹦极而不坐电梯。
我的双唇都已经10年没碰过冰激凌了。其实我很爱吃冰激凌，只是我一勺一勺细细品味的同时，那玩意儿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我脆弱的肠胃，损害了我的消化功能。于是，我选择放弃。前几天，我终于停下车买了块三明治夹心冰激凌。那时候我觉得，即使我的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冰山，我也死而无憾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请继续享受你的生活，做些你“想”做的事，而不是那些你“应该”做的。如果你很快就会死去，而且只能再打一个电话，那么你会打给谁并说些什么呢？想到那些，你现在又为何等待呢？
你注视过在旋转木马上玩耍的孩童吗？你聆听过雨滴轻落的声音吗？你追随过飘忽飞舞的蝴蝶吗？你凝视过落日的余晖吗？你每天都忙忙碌碌地度日吗？当你问声“你好吗？”你可听到了回答？
当一天完结的时候，你是否躺在床上脑子里还装着明天要做的家务？在孩子提出某个愿望的时候，你是否以一句“这事我们明天再做”来打发他，却在匆忙中忽略了他的感受？你是否曾跟好朋友失去了联系，让一段真挚的友谊遗憾地画上了休止符？为何不尝试着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当你焦虑而忙乱地度过你的一天，这一天对你而言就像是一份没有打开的礼物，就那样被扔掉了。
生活并不是一场赛跑，不妨适当地放慢脚步。在生命之歌结束以前，用心来聆听这段生活的乐章。
我是北大穷学生
作者：马超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是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母校建校60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16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长袖白色衬衣，上面沾满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而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45元买的。在离家不到10里路的距离，它就完全裂开，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它随时都有裂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在合肥上火车后，我拿着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我怯生生地告诉她，座位是我的，她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了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就那样盲目地在人群里站着，16个小时，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袋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
那时，北大的一年级文科生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那个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当天就必须赶回去。一下车，我们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300多元钱全给了我。中午，我们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下午，父亲要走了，我们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父亲说了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买，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他慢慢地转过身，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
后来堂兄写信给我，说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父亲喝了杯酒，说：“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300多元钱过活的。吃得很简单，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生活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起到操场上读英语，白天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打打乒乓球。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我赶紧回信，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能做这类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3个小时，共100元钱。这意味着我每月有400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从此，我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再上一下午的课。回来时，赶不上校车，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路，到昌平，再坐小公共车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从小公共车下来后，天基本黑透了，我要摸黑走4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还记得第一次拿到100元钱的补课费，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3个人需要写18万字。那时不像现在用电脑打字，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沓地写完，再一沓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6天我写了8万字，拿到了1800元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我一夜写了12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辞掉家教的工作，开始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和学习上，用在享受北大生活上。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人员，我当时是班委，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和编导谈得不错，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电视人对我评价挺高，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