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总统觉得这家杂志的广告很有创意，就吩咐秘书为自己订了一份。果然，《智慧》杂志不论内容、编排、版式装帧、封面设计，还是印刷质量，都称得上一流，颇受林肯的青睐。
林肯处理完一天的公务，拿起一份新到的《智慧》杂志翻阅起来，翻着翻着突然发现这份杂志的中间几页没有裁开。林肯很是扫兴，顺手将杂志放到一边。
晚上，林肯躺在床上突然想起这本杂志的事情：这既然是一册风靡世界的杂志，在管理方面应该是十分严格的，按常理是绝不会出现这种连页的现象。他由此联想到杂志社在墙壁小洞上做广告的事，难道这里面又有什么新花样？
他翻身下床，找到这本杂志，小心翼翼地用小刀裁开了它的连页，发现连页中的一节内容竟被纸糊住了。
林肯想，被糊住的地方大概是印错了。但印错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好奇心驱使林肯又用小刀一点点地撬起了糊纸，下面竟写着这样几行字：
恭贺您，您用您的好奇心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获得了本刊1万美元的奖金，请将杂志退还本刊，我们负责调换并给您寄去奖金。
《智慧》编辑部
林肯对编辑部这种启发读者智慧和好奇心的做法极其欣赏，便提笔写了一封信。
不久，林肯总统便接到新调换的杂志和编辑部的一封回信：
总统先生，在我们这次故意印错的300本杂志中，只有8个人从中获得了奖金，绝大多数人都采取了寄回杂志社重新调换刊物的做法，看来您的确是真正的智者。根据您来信的建议，我们决定将杂志改名。
这本杂志，就是至今风靡世界的《读者文摘》。
在故意印错的300本杂志中，机遇就摆在300人的面前，但绝大多数人熟视无睹，只有8个人抓住了机遇，还不到总数的28%。为什么只有8个人在平凡中发现了非凡获得了奖金？
大地回春向万物发出了请柬，但并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发芽；机遇在人群中穿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奋力捕捉。机遇的确有好有坏，但与其抱怨没有机遇，倒不如锤炼发现机遇的眼光。
用劫机创造商机
约翰是美国豪城集团公司的一位精明强干的营销员。他出差返回时遇到了意外，所坐的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了。由于燃料耗尽，飞机被迫降落在一个临时机场上。飞机上的所有人都成了恐怖分子胁持的人质。
这一突发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震惊，警方全力投入到紧张的营救工作中，亲友们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提心吊胆，舆论界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警方与恐怖分子经过两天两夜的斗智斗勇，恐怖分子或被击毙，或被生擒。警方解救了所有的人质，乘客们都可以平安离开飞机回家了。
营销员约翰在得知已经获救的消息之后，想：“厄运往往是座深不可测的宝藏，危机中常常孕育着转机。此时此刻应当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利用劫机事件的轰动效应为公司做些事情。”他灵机一动，想到一个颇为满意的主意，立即请空中小姐找来了纸和笔。
约翰走出飞机时手举两张标语牌：一张写着“我是豪城集团职员，豪城集团生产平安牌香槟”；另一张写道“为庆贺平安，请用平安牌香槟干杯！”。
机场上云集着敏感的媒体记者。他们见此独特的情景，不约而同地将镜头纷纷对准了约翰，有的还请他谈感想、讲体会。约翰说了一句被媒体广为宣传的话：“机遇是可以创造的。”
几乎所有看到电视和报纸的人，都深深地记住了“平安牌香槟”，记住了用“平安牌香槟”来“庆贺平安”。约翰这一别出心裁、标新立异之举，使“平安牌香槟”一下子名扬四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集团总裁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会议，作出决定：“将约翰破格提升三级，直接分管营销工作，另加奖金万元！”
居里夫人说得好：“弱者坐待良机，强者制造时机。”最能干的人，并不是那些等待机遇的人，而是发现机遇、运用机遇、征服机遇、创造机遇、随时随地把握机遇的人。
把专利卖给布什
2004年11月初，美国大选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中国女留学生黄娅成了这次大选中的一位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因为她在这次大选中巧妙地赚了270多万美元。《华盛顿邮报》以《巧借大选大赚钞票》为题，热情洋溢地报道了她在商海中的才华与智慧。
2002年夏天，22岁的黄娅从武汉大学毕业，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黄娅是个要强和自立的女孩，一贯主张靠自己赚钱来解决所有的开销。2004年春节过后，她的婚事提到了日程，支出显然将要增加。于是，她聚精会神地捕捉商机。但是由于她受时间、资金等因素的限制，有些前景看好的项目却难以操作。
2004年春季，美国第55届总统竞选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竞选班子各为其主，都在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推波助澜。黄娅知道，历届总统大选都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她相信这次也绝不会例外，关键是要从中寻找到耗资小且不耽误太多学习时间的好项目。
4月中旬的一个周末，黄娅和未婚夫到康斯威尔市度假。在返回途中因为汽车需要加油，便驶进了公路旁边的加油站。
加油员风趣地问：“你是要‘布什’给你加油，还是要‘克里’给你加油？”
随着加油员的手势，黄娅发现，几条加油管的加油嘴分别换成了布什或克里的头部卡通形状，汽油的出口就是他们“张开的嘴巴”。
黄娅立刻就明白了，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为了拉选票，想尽一切办法讨好、笼络选民，各种办法几乎无所不用，连加油站也没有放过。就这样，公路沿线便出现了一道风景：“布什”和“克里”同时在加油站“金口大开”向选民吐“油水”。
受此启发，黄娅产生了一个灵感：生产、销售印刷有布什、克里头部图案和姓名的太阳帽、小旗子，也一定深受广大选民欢迎。
回到学校，黄娅找来布什和克里的影像资料，和未婚夫一起分别设计出他们的头部卡通形象，图案下方是他们的名字。黄娅设计的帽子以美国国旗为背景，上面有一个象征胜利的V形手势和一句广告语：“我要当美国总统！”根据布什和克里不同的性格和竞选纲领，她别出心裁地在V形手势上做了各具特色的设计：布什的V形手势是用导弹和大炮的变形图案组成的，寓意他积极反恐、强硬外交的铁腕政策；克里的V形手势是用橄榄枝组成，寓意他和平外交、重视福利的温和政策。
简洁大方的设计，既突出了两位候选人的性格特点、政策取向，又突出了他们志在必得的信心，就连周围的选民也普遍认可。所有这一切，无疑为产品畅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明的黄娅为这些产品申请了专利，并且在这些产品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
专利批下来后，黄娅联系了一家工厂生产这些产品，又联系社区选举组织和商场，委托他们出售给选民。产品投放市场后十分畅销，很快就卖出了20多万顶帽子、几十万支小旗子。黄娅和未婚夫初战告捷，赚了一笔大钱。
他们的产品虽然销路不错，但经销网络比较单一，范围也有局限。怎样才能进一步占领市场呢？黄娅想：如果能够借助候选人组织的力量，产品辐射范围将大得多。她知道自己的导师珍妮在美国很有名望，经常接触政界人士。如果能够得到导师珍妮的支持，销路一定会好得多。
于是，黄娅鼓起勇气去找到导师珍妮，请求帮助自己开拓市场。珍妮是民主党成员，非常希望克里能够当选，便将黄娅的想法转达给克里的竞选班子，结果是一拍即合。克里竞选班子立刻表示：只要黄娅不生产、不销售带有布什标志的产品，只生产克里的，他们愿意为黄娅补贴50%的生产费用，并且通过他们的渠道将这些产品销售到美国各地，而产品销售的利润完全归黄娅。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黄娅欣然同意了。
黄娅的产品迅速进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那些带着克里标志的美国人参加各种活动的形象，频频出现在电视、报纸上，“克里”活跃在美国各地。与此同时，美元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黄娅的腰包。
异常活跃的“克里”，引起了布什竞选班子的关注和警惕。他们研究认为，黄娅的设计独特新颖，把握了竞选的政策核心，获得了选民的广泛认同。6月下旬的一天，喜从天降，布什竞选班子的人找到黄娅，情愿出85万美元买断她设计的带有布什标志的产品专利。
克里的竞选班子以前只是要求黄娅不生产、不销售“布什”，并没有规定黄娅不能转让“布什”。因此，黄娅转让“布什”并不违背和克里竞选班子签订的协议。赚钱的机会又送上门来了，她当然不愿意放过。
黄娅得到了导师珍妮的支持之后，合法地将“布什”专利转让给布什的竞选班子，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85万美元……
同学们纷纷向黄娅祝贺，戏称她“大发选举财”，“赚美国总统的钞票”，“是把专利卖给布什的人”。
在人造卫星上做广告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家企业研制出了一种新产品，但苦于找不到提高产品知名度的好办法。
正在这家企业一筹莫展之时，美国研制的人造地球卫星大功告成。企业的老板认为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便郑重其事地写信给美国五角大楼，申请在这颗即将升空的人造卫星上做广告。
五角大楼收到此信后，军方人士不禁哑然失笑。人造卫星飞入九霄云外以后，踪影全无，在它上面做广告，有谁能看得到呢？这难道不是故意拿钱往水里扔吗？
后来，这件事就被作为一桩笑料传扬开了。有位记者闻听此事后，便在报纸上写了文章，披露了此事。结果，这件趣事几乎和世人瞩目的人造地球卫星一样，成为全美乃至全世界许多人共知的一条新闻。
这家企业当然没有被允许在人造卫星上做广告，但此举却达到了比允许做广告还要好的轰动效应。这家企业虽然没花一分钱，但知名度却得到迅速提升，新产品也迅速打开了销路。
然而，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位记者找到了企业老板，进一步了解申请在人造卫星上做广告的真正目的。
老板笑着说：“当时企业由于财力不足，根本拿不出广告费。我申请在人造地球卫星上做广告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能做成免费的广告。”
记者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经营斗智，善谋者胜。”
一条消息的问世
1984年2月9日，前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逝世。这无疑是个令世人震惊的事情，但更加令各国特别是苏联震惊的是：首先将这条重要消息公布于天下的并不是前苏联的新闻单位，而是美国《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杜德尔。
这岂不是让前苏联太丢面子？这岂不是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的咄咄怪事？
于是，前苏联和许多大国的情报组织纷纷猜测：如此重要情报，很可能是杜德尔用重金收买苏方高级官员搞到的。毫无疑问，前苏联以及任何国家，都绝不会允许在自己的核心机关内部藏匿着定时炸弹。前苏联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非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杜德尔却不慌不忙，胸有成竹。
调查的结果完全出乎前苏联当局和许多大国情报组织的意料之外：杜德尔并没有采用任何手段，并没有得到任何苏方高级官员的任何情报，这条重要消息只是他正确分析判断的结果。其主要根据如下：
1.安德罗波夫已经有173天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近几天还不时传出他身体状况不佳的消息。
2.当天晚间的电视节目，不加说明地将原来的瑞典“阿巴”流行音乐换成了严肃的古典音乐。
3.苏共新上任的高级官员耶戈尔·利加乔夫向全国发表第一次电视讲话时，破天荒地省略了前苏联高级官员在电视讲话时必须转达安德罗波夫问候的程序。
4.当他驱车通过前苏联参谋部大楼和国防部大楼时发现，不仅几百扇窗户与平日不同，都亮着灯光，而且大楼附近还增加了卫兵和巡逻队。
5.一位知道前苏联高级官员活动内情的朋友，没有如期与他通电话。
杜德尔把这些迹象联系起来分析，认为这同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时的情景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得出了大胆的令人震惊的准确判断：安德罗波夫已于1984年2月9日逝世。
美国《华盛顿邮报》首先报道安德罗波夫逝世消息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杜德尔的名声大振，成为舆论界一颗更加耀眼的明星。
后付钱与先试跳
17至18世纪，英国政府不断将犯人运送到澳洲。起初，按上船时犯人的人数先给私营船主付钱。私营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途中犯人的死活。由于每船运送的犯人数量过多，生存环境恶劣，加之船主克扣犯人的食物，使得大部分犯人途中就死去了。更残忍的是，有的船主竟把有病的犯人活活地扔进大海里。死亡率最高时竟高达94%。
英国政府也费尽心机地寻找办法，如何才能降低犯人的死亡率。如果加强医疗措施，多发食物，改善营养，就会增加运输成本，同时也无法控制船主的从中克扣的私欲。如果在船上增派管理人员监视船主，除了大大增加政府的开支以外，也难以保证派去的监管人员在暴利的诱惑下不与船主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思之再三，英政府制定了一个新的付款制度：由先付钱改为后付钱，即按到达澳洲活着下船犯人的人数付钱。
这样一来，船主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让更多的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很快，奇迹出现了：运往澳洲的犯人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最低时只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