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魏了翁主要根据伍子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的事实，将其定义为“叛国”、“逆臣”，提出了对伍子胥完全否定的看法。此种论点只对了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冤枉伍子胥的。伍子胥帮助吴国击败楚国是事实，但说吴败楚是伍子胥挟持吴国，这就把伍子胥抬得太高了，好像伍子胥的地位比吴王都高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吴国攻打楚国是由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决定的。当时诸侯争霸，吴王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实力，将强大而又接壤的楚国作为了目标。如果吴王不想争霸，不想当霸主，就会守着他那“一亩三分地”优哉游哉地过他国王的生活，怎么肯因为伍子胥个人的私仇而与强大的楚国为敌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古今中外还没有这样“打抱不平”的君王。现在我们将魏了翁的观点“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作具体分析。
1.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不是为了灭楚，而是覆楚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要杀害伍子胥父子三人。伍子胥的父兄都被楚王杀害，而他逃离楚国投奔了吴国。如果伍子胥也一死了之，既“尽忠”，又“尽孝”，得以“忠孝两全”，完全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正因为伍子胥以报仇之心而奔吴，所以才落下了“叛国”、“逆臣”的罪名，如果他像兄长伍尚一样随父而死，又会落得了个怎样的评价呢？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说：“向令伍子胥从父俱死，何异蝼蚁？”显然司马迁认可伍子胥的“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行为，对他的评价远远高于其兄伍尚。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伍子胥列于中上，而将伍奢、申包胥列在中中。也显然，班固对伍子胥的评价高于其父伍奢、其友申包胥。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家，起码汉朝时的史学家都还认可伍子胥弃楚奔吴的行为，不主张伍子胥从父俱死。
伍子胥弃楚奔吴，有他自己的理论根据和行为准则。在逃奔吴国的途中遇见好友申包胥，伍子胥对他说：“……吾闻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与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今吾将覆楚辜，以雪父兄之耻。”伍子胥所说的覆楚，是推翻楚平王的统治，而不是将楚国灭亡。我们从他出逃时的情况来看，伍子胥得知太子建在宋国，就来到宋国，后来他们来到郑国、晋国。太子建和晋密谋袭郑，事泄被杀。太子建的儿子叫胜，“子胥背胜俱奔吴”。在伍子胥看来，太子建和其子胜是楚国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并不像其他叛国者那样仇恨自己国家所有的人。即使后来吴国大败楚军，进入楚国都城郢后，只是对楚平王鞭尸三百，以报父兄被杀之仇，并没有其他政治目的。司马迁对伍子胥的复仇之心与行为非常同情与支持，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王者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而作为楚国这一方的人申包胥也没有给他扣上“叛国”、“****”、“逆臣”的大帽子，而只是说“今谬至于死人，此岂无天道之极乎！”
2.并不是只有伍子胥一人助其所在国败楚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为了争霸，为了生存，都不分国籍地广揽人才。而当时有才能的人为了高官厚禄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都向各国推荐自己。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曾经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可见，当时“楚材晋用”、“朝秦暮楚”是常有的事，并不存在道义上的谴责。晋楚争霸的时候，“楚材晋用”的现象非常普遍，楚国来到晋国的多是亡臣。其中包括著名的析公、庸子、巫臣等人。这些人帮助晋国攻打楚国，先后帮助晋国取得了针对楚国的绕角之役、彭城之役、鄢陵之役的胜利。伯嚭也是楚国亡臣，来到吴国后也带兵攻楚。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帮助秦始皇灭掉了楚国。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楚人来吴助吴败楚者有之，楚人去晋助晋败楚者有之，楚人奔秦助秦灭楚者也有之，而魏了翁只单单指责伍子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3.吴败楚并非伍子胥“叛国”所致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孙武的计谋，经过五次大的战役后占领了楚国的都城郢。这里面虽然有伍子胥的因素，但并不都是魏了翁所说的“是由于伍子胥叛国”所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诸侯争霸的结果。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处于分裂之中，但最终要归于统一。中国虽经历了几次分裂，但最终都要走向统一，而诸侯争霸是统一中国的必然趋势。屈原也认为诸侯争霸是完成统一的手段，但他主张要由自己的国家楚国来完成统一，而不是由秦国来统一。最后，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的统一，虽然他也有残暴的一方面，但并不能掩盖他统一中国的巨大功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因此，在那个诸侯互相征伐的春秋战国时期，爱国主义是指促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反之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魏了翁指责伍子胥伐楚的行为，没有看到这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因此是不正确的。
伍子胥在吴国先后辅助阖闾、夫差治理国事30多年，政绩卓著。他不但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军事指挥家。孙武死后，伍子胥指挥吴国军队攻楚国，打越国，都获得了胜利，可见在军事上，他是有着相当卓越的才能的。
谈起兵法，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马上想到《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却很少人能知道伍子胥所著的兵法。1983年12月，中国文物部门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第二四七号汉墓中，发现了二千一百多年前伍子胥的兵法著作《盖庐》。书是由竹简刻成，共有二千多字，但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又没能保存好，致使很多文字已经难以辨认，兼且此书文意古奥，所以直到最近才将其完整地整理出来。
《盖庐》讲述的是伍子胥的治国理论和兵法理论，每篇的表述形式都是阖闾提问，伍子胥回答。从中可以看出伍子胥的用兵思想主要是强调以德治国，不主张穷兵黩武，他认为使用武力只能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而一旦双方交战，应以惰敌士气、逗敌躁气、避敌锐气、弱敌志气、诱敌深入、击敌半归、攻敌无备作为指导思想。
伍子胥和孙武两人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一个是吴国宰相，造筑了历史上著名的“阖闾大城”；一个是为躲避战乱而逃到吴国，写出了惊世大作——《孙子兵法》。伍子胥出生世家，家里几代都做过大官，伍子胥自少就好文习武，文韬武略都高人一等。在春秋末年，吴国在伍子胥与孙武的辅佐下，征服了楚国，大败越国，威震中原。当年吴王阖闾励精图治，欲征服天下，为此伍子胥推荐孙武做吴国的将领。公元前506年，孙武与伍子胥两位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军事天才共同出征，仅率领吴国的三万兵马就大败近十倍于己的楚国二十万大军，由此可见两人的军事才能有多么出色。
伍子胥兵法不但与《孙子兵法》有非常多的相通甚至相同之处，比如说他们都不支持穷兵黩武，而是主张以民为本，都提出攻敌不备、避强攻弱等，而且在伍子胥的兵法中还有许多《孙子兵法》中没有的却又非常经典的理论。再加上孙武是受伍子胥推荐才得到重用，据此许多专家都认为孙武是受伍子胥引导而走上战争理论舞台的，所以《孙子兵法》中有很多都是伍子胥军事思想的体现。
在历史上，伍子胥完全可以和孙武齐名，但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推崇孙武，而故意贬低伍子胥，应该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缘故。伍子胥本是楚国人，之所以转投吴国，是为报杀父之仇，这在儒家思想中被认为是背叛君主，而且他后来率军攻打楚国，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出卖了，还挖了君王的坟墓，开棺鞭尸，这“罪孽”已经可以说是滔天了，想那些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封建君主又怎么能接受伍子胥呢？所以伍子胥一直被说成是个反面人物，其实历史应该给伍子胥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