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继父罗杰·克林顿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病魔折磨得他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罗杰·克林顿已失去了过去那种对家庭的态度，他怀着深深的忏悔。克林顿同情他的继父。克林顿是一位基督教徒，他认为必须用爱来使他的继父战胜病魔。他的继父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在每一个周末，克林顿都开车到200多英里的医院去探往身患癌症的继父。在这个过程中，克林顿通过和继父的交谈，他明白了继父酗酒的原因，并对他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他经常陪继父去教堂做礼拜。他的继父也终于明白，克林顿陪他去教堂是为了爱他。那时克林顿心中无比的快乐，他想他的继父也是如此。克林顿能够做到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坚定的个人信念和宗教信仰。他曾经告诉《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记者：“我真心确信，虽然人们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犯罪，但是要宽恕他们，给他们赎罪的机会。”
时间不久，罗杰·克林顿的癌细胞扩散，他没能活过那年，他的死对克林顿打击很大，他从继父身上看到了酗酒者对家庭和个人的损害。他那时还在攻读棘手的《国际研究》课程，但他还是自告奋勇在一家学生开办的诊所担任顾问，主管帮助酗酒者戒酒；出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主席。由于他的成绩优秀，被选人美国优秀大学生和毕业生荣誉组织“a、b、k”联谊会，他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朋友，由于克林顿给人勤奋、朴实、直率的印象，许多朋友都喜欢帮助他。其中有一位叫肯尼斯·芬奇的人，他曾经负责过学生工作，并且自己申请过罗兹奖学金，但未被批准。他看到克林顿最适合申请罗兹奖学金。他便找到克林顿，鼓励他申请罗兹奖学金，将来可以继续到国外深造。
克林顿被这一目标所感动，但他不知道申请罗兹奖学金的情况，而肯尼斯·芬奇便把自己申请罗兹奖学金的经历讲给他听。他这样说道：
“1966年下半年，我从故乡得克萨斯州来竞争罗兹奖学金，我们一共有两人。乔治敦大学的一些人觉得一个外交学校的学生申请这笔享有盛名的奖学金未免有点自不量力。的确，一位文理学院的副教务长也曾经劝我说，填这些表格无异于浪费时间。
“当我把所有的材料呈报上去之后，由一批著名的前罗兹奖学金得主所组成的委员会在休斯敦对我进行了面试，我荣幸地进入了决选。但在新奥尔良进行的最后一轮面试中，我碰到了另外一些前罗兹奖学金得主。他们各代表一州，包括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不幸的是最后委员会确定的候选人名单中却没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可能是我没有强有力的推荐人或者我的学习不够努力。但我认为，你是合适的。”
克林顿听后对肯尼斯·芬奇的真诚相告表示感谢。
那时克林顿还在参议员富布赖特的办公室勤工俭学，他了解到早年富布赖特本人曾荣获过罗兹奖学金。他思考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富布赖特参议员，请他推荐他申请罗兹奖学金。
一天，他看到富布赖特参议员正在他的办公室看报纸休息，他便来到富布赖特面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富布赖特参议员。富布赖特听后觉得对当年在国会山午宴上遇到的这个小伙子，他没有看走眼，他对于克林顿想继续到国外学习深造的想法非常赞同，由于这一段时期，克林顿一直在他身边工作，他已看到了克林顿超常的工作情况。
在这期间，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作为参议员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把自己看作是政府的一员。这个时候，国民在越战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967年，一些美国人着手发起反战运动。克林顿到这里来上班就意识到必须替政府分忧。他在电讯处打印机上看到数以百计在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官兵的姓名，汇编成册，然后交给富布赖特参议员。富布赖特便向这些阵亡官兵的家属一一致信表示哀悼。
富布赖特答应帮助克林顿推荐他申请罗兹奖学金。因为他了解克林顿家里既没有钱，也没有政治背景，但克林顿的奋斗精神感动了富布赖特。当年他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他也知道，这一笔奖学金对克林顿的前途是非常重要的。
富布赖特向有关单位为克林顿写了推荐书，克林顿便更加努力申请罗兹奖学金。他把申请书写好，然后和富布赖特参议员的推荐信一起递交给了有关部门，他知道这仅是第一步，要想获得这笔奖学金也不是有一位参议员的推荐信就能解决问题的，他还要面对面试。
不久，克林顿就接到了他作为罗兹奖学金候选人面试的通知，他既高兴又紧张，这毕竟是第一次参加面试，他又咨询了几位做罗兹奖学金评审工作的人员。他给自己鼓劲，一定要回答好面试的问题。经过充分准备，在面试那天，克林顿表现出了沉着冷静，他的回答得到了评委的好评，他松了一口气。
在最后一次参加面试前，克林顿偶然在机场看到一本《时代》杂志，因此阅读了里面一篇关于世界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的文章。巧得很，面试问题之一就涉及到那篇文章的主题。事后克林顿回想起来认为发现那本杂志是最为幸运的事。
参加最后一次面试的那天，克林顿的母亲弗吉妮亚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她等待着克林顿告诉她罗兹奖学金委员会的评选结果。那天弗吉妮亚第一次向医院请假，她是专门等候克林顿的消息的，她有时从沙发上站起身在屋子里走动，有时又轻轻地坐在电话面前，她的手心里攥出了一把细汗。她一直等到下午5点左右，电话铃响了，弗吉妮亚急忙抓起电话，她听出了是克林顿的声音，电话里说：“妈妈，我被通过了，您认为我去英国读大学穿英格兰花衣服好看吗？”弗吉妮亚激动地流下热泪，她大声地对儿子说：“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若干年之后克林顿当选了总统，他回忆起自己获得罗兹奖学金时，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只是个来自无名小镇的小人物，我能获得在参议员身边工作的机会是非常荣幸的，我当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能获得这项荣誉，是与富布赖特参议员的推荐支持分不开的，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克林顿目睹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乔治敦大学使他开阔了眼界，他攻读完了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但作为一名有理想的年轻人，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克林顿毕业之后回家乡到阿肯色州稍作休息，便将踏上新的征途——他要到英国牛津大学去深造。年轻的克林顿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同时也充满着实现抱负的激情，他告别了家乡。
1968年秋，“美国号”轮船满载美国最优秀的学生，起航向英国驶去。这些学生将在英国几所最享盛名的大学中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荣获罗兹奖学金、富布赖特奖学金、马歇尔奖学金以及罗特利奖学金的学生在曼哈顿第46街码头集合，此后开始了漫长的航程。在这些令人羡慕的学子中，有一位来自乔治敦外交学院的毕业生，他名叫比尔·克林顿。
很快克林顿便开始和船上每个人交朋友。当台风袭击航船时，他将鸡蛋汤端给晕船的学生。当人们心情烦闷时，他便吹起萨克斯管让他们振奋起来。道格拉斯·伊克利就是克林顿在航行中结识的朋友之一。他曾对人们讲道：
“尽管在一群成绩出众、独立性很强的学生中间，比尔的领导潜能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我最初的疑问是：‘这家伙不会在演戏吧？’……他曾是（而且今天仍是）我所见过的人中天生比较爱好交际的一个。”
克林顿对他人的关心中始终包含着理解与同情，这使他能和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另外，他还富有敏感的好奇心以及对公共事务的浓厚兴趣。
在牛津的学习生活拓展了克林顿的世界观。斯蒂芬·欧斯曼，当年也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是当年和克林顿一起赴牛津的同学之一，他记得克林顿那时对他人非常感兴趣，并一直极力寻求对一些重大事件的不同看法。他对人们讲道：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一直记得，他与人交谈是多么兴致勃勃，并且那么自得其乐地表现出一种非凡的能力，能让多种不同背景的人们都加入到友好、实际的交谈中来。我认为，比尔的这种能力主要来源于他固有的对人的喜爱。在旁人身上，他发现了生活的丰富内涵和潜力的源泉，而也正由于这点，别人也从他身上发现同样的价值。”
32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漂洋过海出国求学，汤姆·威廉斯最初对这个好交际的南方人保持了距离。他对人们讲道：
“当船离开纽约西海岸码头的时候，比尔带着和气的笑容走到我身边，伸出他的手。他直盯着我的眼睛，用阿肯色人特有的慢吞吞的语调进行自我介绍。
“我仅仅出于礼貌，淡淡地表示了一下；但仍然对这个新交保持警惕。我是那年罗兹奖学金团体中惟一的非裔美国人。而且我自以为是地将比尔视为那种由于其家乡种族歧视的遗风而试图减轻其犯罪感的敏感的南方佬。我本以为我很清楚这种人，以为主动与黑人握手成为朋友就是他给予黑人以特别恩惠的白人，但是我这次却搞错了。
“在横穿大西洋的旅途中，我才逐渐发现我对比尔的成见是多么错误。比尔早已经看出我最初的怯生，但他仍然努力和我交为好朋友，尽管比尔已意识到，因为我对南方白人的种族偏见，在初次见面时对他很不友好，但他仍然很慷慨地让我们分享他的独特而朴素的机智以及政治上的理想主义——那是一种让人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我没办法不喜欢这样一个人：他认为福布斯州长1957年在中心中学拒绝解除种族隔离的做法是阿肯色州历史上永不光彩的丑事。对当代最盛行的抒情短诗他颇有研究，并且他还坚持认为，演奏萨克斯管能够表现诚实可信和温文尔雅，是吸引年轻女性的好方法。”
克林顿在牛津大学学院上本科，攻读政治学学士。他还时常参加学科以外的各种讲座。他的同学约翰·伊萨克森对他们在英格兰两年的学习生活片断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他对人们讲道：
“我们班来牛津大学读书的仅有4个美国人，我、鲍勃·里奇、多格·伊克利和比尔。伊克利和我看起来和那时大多数美国大学生一样有点保守。里奇则像他今天一样古怪，他像个美国精灵，又活似牛津塔楼上的滴水角，讲话清晰而富有魅力，始终出现在多种聚会上或是剧场中，成为人群的焦点，并常常逗得摩登的英国佬哈哈大笑。
“比尔则和他截然不同，在牛津大学生中他鹤立鸡群。他一直张嘴大笑，以离家在外的美国人的真心，热情地和那些风度优雅但性格拘谨的英国学生握手问好。
“在两年的大学生活中，起初比尔有大半时间泡在学院的门房内。大学学院是一座古老的17世纪建筑，围墙高高的，还有一扇大门。穿过大门进入校园时总有一个门卫在那儿紧紧地盯着你，他叫道格拉斯，一位已退役的前英国陆军军士长，也是二战以前英国社会的栋梁人物。比尔和道格拉斯很快成为朋友。他们坐在警卫室内，两脚搭在火炉旁聊天，就像在阿肯色州的乡村小店里一样自在。他俩都身材魁梧，浑身上下充满阳刚之气，并且都非常有趣，喜爱热闹。他们的确打扰了出入校门的每个学生，不论是美国佬还是英国人。
“那时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曾经做过，他也竞选过学生干部。他具备我们其他人都不可思议的天赋。我们其他几个，里奇除外，无论我们怎样和道格拉斯攀谈，他甚至连我们叫什么都记不住，但是比尔却成为他的伙伴、他的知己。他非常乐意和比尔一道分享他那显赫的‘办公室’，并且认为（我想是这样的）比尔天生的魅力和反抗精神提高了门房警卫室的地位和尊严。”
由于享受罗兹奖学金，克林顿不需要打工来支付各种费用。在牛津的这段经历是他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因此，他有许多空闲时间读书开拓视野。1970年4月，克林顿获悉他在乔治敦的朋友哈洛德·斯奈德被牛津大学录取攻读现代史博士学位。他主动提出带着斯奈德熟悉城市的大街小巷。斯奈德欣然接受一同前往。后来斯奈德对人们讲道：
“在牛津我没有其他朋友。我只认识那些给我面试过的英国老师。并且在英国，盲人使用白色长手杖走路也刚刚开始，虽然盲人学生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历史已有百年之久，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完全靠正常人的帮助才能四处活动。我要想和过去在乔治敦一样自立，因而我迫切需要一名同样好的老师。
“牛津自从中世纪以来始终是学术的中心，这次比尔确实有很多事可以做。在任何一个来访者眼中，牛津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古老和现代的结合。牛津的各个学院零散地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地方。街道既不垂直也不平行，很不规则地交织在一起。比尔领我走了新学院街、好莱坞街、布罗德街、高街、谷市和凯蒂大街。1970年4月到8月间，我和比尔一起共同增进了对牛津的了解。我总是早早地从伦敦坐火车赶过来，尽量早来到牛津。我们一般在卡弗德市场找家便宜的南方风味小餐馆吃早餐。英国式熏肉、煎蛋、西红柿，还有蘑菇，假如稍微油腻一点味道更好。早饭后，我们就出发去一些还不太熟悉的地方，为了熟悉城区、学院、街道和商店，我来牛津不少于八、九次。下午，我们有时到比尔喜欢的小酒馆喝上一杯啤酒，事实上，我和比尔都不太能喝酒。比尔那时和其他学生一起住在北牛津城。7月份，他将我介绍给他的女房东戴安娜，一家医务所的护士。她也住在那所房子里。9月初，我和我的妻子搬到了牛津。那时她就要生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了，预产期在10月份。戴安娜成为我们的朋友并给了我们许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