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沉默的螺旋”与从众
从众、服从、依从，这三个词都含有一个“从”字。“从”的基本意思，是跟随、依顺、同意、附属。一个人身处社会之中，几乎每天都要和外界打交道，难免要受他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多种多样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影响进行整合、分类，就构成了从众、服从、依从三个层面。其中，从众侧重于群体对个人的影响，服从侧重于权威对个人的影响，而依从则揭示了普通人际交往中的相互影响现象。
先从“沉默的螺旋”理论（the theory of spiral of silence）谈起。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德国学者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发表的一篇论文中，1980年她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1984年该书译成英文，由此声名远播。在西方传统舆情学研究中，主流意见曾认为民意、公共舆论是一种代表多数人意见的“社会合意”（social consensus），其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合意达成”的公平理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喉舌”、“社会风向标”、“大众精神纽带”发挥着公平、合理的作用。但德国社会心理学家、舆情研究者诺依曼却这种认识产生了怀疑，经过艰辛的探索研究，将其成果凝结为“沉默的螺旋”理论。
1965年，联邦德国进行议会选举，主要竞选对手一方是社会民主党，另一方是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联合阵线。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双方支持率一直不相上下，但在最后投票之际却发生了选民的“雪崩现象”——后者以绝对优势战胜了前者。当时担任阿伦斯巴赫舆论研究所所长的诺依曼，为了探寻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对选举期间追踪调查的全部数据重新进行了分析。她发现，尽管双方的支持率一直未变，但对获胜者的“心理估计”却有明显的倾斜，即随着认为基督教两党阵线将会获胜的人不断增多，到法定投票日期前变成了压倒多数。诺依曼认为，在选民周围，存在着一种对“周围意见环境的认知”的无形压力，正是这种压力导致许多人最终改变了投票对象。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沉默的螺旋”假说。这一假说由三个相关的命题构成：
（1）被孤立的恐惧。作为一种社会动物，避免陷入孤立是人的社会天性，所以处于“优势”“多数”之时，一般容易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少数”时，则会屈从于“意见气候”的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2）“优势意见”的表达和“沉默劣势”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扩散过程，这种扩散具有互动性，即：一方的沉默使得另一方的强势愈加强大，而这种强大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人转向沉默。
（3）大众传媒在这一“螺旋”过程中发挥着营造“意见环境”以制约和影响舆论的作用。因此，诺依曼指出，公众舆论是一种代表多数人意见的“社会合意”这一传统观点有极大的偏差。
可见，之所以形成“沉默的螺旋”，是因为在大众表达意见的时候，周围环绕着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个人在表达意见时的所谓“公众意见”，变成了“公开意见”，即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沉默的螺旋”的基础是“从众”理论，上文所讲的“群体压力”恰是“从众”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所谓从众（conformity），是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影响，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心理现象。
1998年，美国田纳西州一所高中的老师向校方报告：在她的教室里有一股汽油的味道；不久，她就感到头痛、恶心、呼吸急促、头晕目眩。她的班级停课之后，学校的其他老师也报告出现相同的症状。最后，全校停课。每个人都看着那个老师和一些学生被救护车送走。但是当地的专家检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学校有何异常。复课之后，却有更多的人报告出现症状，学校再一次停课关闭。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再次进行了有关环境和流行病的检测，结果仍一无所获。但这次复课后，神秘的流行病消失了。田纳西州卫生部门对此案例进行了调查，发现前后共有超过170名学生、教师和员工曾到医院就诊，但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的原因。卫生部门认定这是由“从众”型心因性疾病引起的。这种传染病一开始通常是一个或一些人报告有身体上的症状，而且这些人往往在生活中正承受着某种压力，而他们周围的一些人则开始为他们的疾病构建一些看似合理的解释。于是，随着遭受痛苦的人的数量增加，生理的症状和他们臆断的理由变得越发可信，从而更广泛传播。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影响而导致“从众”行为，是社会心理学家十分感兴趣的问题。
1936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M.Sherif）进行了一项实验。他让被试者坐在一间完全黑暗的屋子里，实验者在距被试者15英尺远的地方出示一串光点，随着光点的明灭，完全不动的光点看起来好像在移动，这就是著名的“自运动现象”。被试者的任务是估量光点移动的距离。在单独观察时，不同的被试个体之间所报告的距离差异很大，从几英寸到数英尺；但是，如果将个人组成为一个两人或三人小组，在同一房间里一起观察，虽然最后还是每个人报告出自己的估计距离，但他们之间会很快发生相互影响，每个人会有意无意地参照他人的答案，并最终会认同一个平均距离。一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听从或接受他人的意见——这就是“从众”现象的雏形。
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阿希（S.Asch）继续揭示“群体压力”的心理奥秘。他设计了一项“从众心理实验研究”：向被试者出示A与B两张卡片，卡片A上画一条标准线段，卡片B上画三条线段，其中只有线段2与卡片A上的标准线段等长。实验内容是要求被试者指出卡片B中的哪条线段与卡片A上的标准线段等长。阿什设计了没有群体压力（个人独立判断）和有群体压力（与他人一起判断）的两种实验环境。在第一种条件下，对11组卡片的判断结果是：参加实验的37个人中有35人选择全部正确，只有2人发生了1至2次的错误，其错误率仅有0.7％。但在第二种条件下，结果大不相同。在这里，阿什组织了8人一组的实验对象小组，其中7人为知情者，他们故意给出阿希指定的错误答案，小组中真正的被试者只有1位，而实验的目的正在于观察该人在面临群体压力的条件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实验结果是：在123个被试者中，有76％之多的人在多数意见的影响下至少做了1次错误选择，而全部答案的错误率竟高达36.8％，错误率为第一实验组的52倍！这一实验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在认知判断的情境下，个人的选择将受团体压力的影响。
一般而言，西方社会崇尚个性独立，强调培养儿童的自我依赖以及决断能力，这种社会容易出现“低从众”现象；而东方文化崇尚群体规范，家长更多关注孩子是否听话、顺从、服从，强调对群体传统的尊敬，容易出现“高从众”现象。然而以上两个经典的“从众”试验都发生在美国，所以阿希对自己的实验结果深感忧虑：“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从众的倾向性是如此的强大。那些聪明的、善意的年轻人很情愿地把白说成黑。这是我们所担忧的。”阿希富于创造性的实验引发了从众研究的热潮。研究显示，各类不同的物理刺激、意见陈述、事实陈述、逻辑三段论推论等都具有相同的从众效果。例如，被试者会同意一系列极端不准确的陈述：如由于旧金山与纽约之间具有6000多英里的陆地，因此美国不存在入海口问题；如男人比女人平均要高8到9英寸；又如男性婴儿的寿命预期只有25岁……总之，无论刺激是什么类型，也无论正确的答案有多么清楚，当个体面对群体一致的意见时，由大多数人施加的压力有时会足够强大从而导致从众现象的发生。在是非曲直如此简单、答案如此明确的事例中，“从众”现象尚且如此普遍，若在较为复杂、暧昧的情境之下，盲目从众、易受误导实在情理之中。从这一角度看，诺伊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是阿希“从众心理”在舆情领域的合理延伸。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众”行为？对此，虽然社会心理学家众说纷纭，但还是能达到几点一致。
首先是模糊情境下的行为参照。在一个模糊不清的情境中，人们最可能会依赖他人对形势的解释。其他人的行为最具有参照价值，因为其中已经包含了以往经验和实践的信息，而从众所指向的是多数人的行为，自然他人就成了最可靠的参照物。比如初到一地，信息不明，我们会更愿意到人多的饭馆就餐，到人多的商店购物。因为在常识上，人们会自然地假定，那么多人都去出现的地方自有他们的理由，而在这些理由中，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也包括在其中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人数较少的时候。不法商人雇佣各类“托儿”来进行不正当促销之所以屡屡奏效，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参照心理。但不幸的是，在一个真正模糊不清、令人费解的环境中，其他人并不比我们自己拥有更多或者更准确的信息，此时的从众，也就是意味着盲目和被误导。
其次是对偏离多数的恐惧。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实际上已经养成了一种尽可能不偏离群体意见的习惯。个人的从众性越大，偏离群体所产生的焦虑也越强，也就越不容易偏离。1951年，社会心理学家沙赫特（S.Schachater）的一项研究表明，群体在发现有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努力对其施加影响，促使其与群体取得一致。在这一实验中，沙赫特安排三名实验助手以不同态度加入一个6人组成的小群体。其中一名所采取的态度与群体一致；一名开始态度偏离群体，后来取得一致；另一名始终保持偏离状态。结果表明，群体的其他成员会花大量时间，对两个偏离者施加压力，促使他们改变态度。另一方面，当群体的原有成员被问到对三名新成员怎样评价时，群体明显表示出喜欢与接受从众者，而厌恶与拒绝偏离者。对于原先态度不一致但在群体引导下改变态度的新成员，群体已经将他当作普遍成员看待；而对于始终不改变态度的一名顽固分子，群体则明显倾向于将其抛弃到群体之外。
最后，群体的规模与压力对形成“从众”现象也很重要。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从众性是随着群体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的。持有一致意见的人越多，持不同意见的人感到的压力越大。研究发现：两人的一致意见构成的压力，明显大于一个人，从众率上升明显；而三个人的一致意见又明显比两个人产生更大压力；三个人以上的一致意见对人的压力，基本上没有改变。
十七、“指鹿为马”与服从
从舆论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也有类似“沉默的螺旋”的“从众”现象，其经典代表就是“指鹿为马”这一古老成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今日的陕西省周至县蒙观镇有个鹿马村，传说历史上指鹿为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鹿，还是马，这两个选择，颇像现代政治选举中对两个党派的选择，而“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就是“沉默的螺旋”所针对的“劣势意见害怕陷入孤立，保持沉默，最终向强势意见的转化”。在这里，“沉默的螺旋”假说所包含的三个相关命题中至少有两个都有所体现：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动物，避免孤立是人的天性，人屈从于“意见气候”的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其次，“优势加强”和“劣势沉默”是一个螺旋式的互动扩散过程，一方的沉默使得另一方愈加强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沉默的螺旋”是一种隐形的“指鹿为马”，而“指鹿为马”则是一种显形的“沉默的螺旋”。
但是，若从社会心理学分类，“沉默的螺旋”属于“从众”行为，而“指鹿为马”则属于“服从”行为。如前所言，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外界和他人对个人的影响；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从众侧重于群体对个人的影响，而服从则侧重于权威对个人的影响。换言之，从众是潜移默化地接受群体影响，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服从则是在某种权威的命令下所采取的行动。构成“从众”的影响力是内隐的，而构成“服从”的影响力是外显的。服从，是社会中常见的人际交往发生影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