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其关系尤密，此可于刘邵、卢毓二人见之。刘作《人物志》，卢作《九州人士论》，同主依名选士，考课核实。毓与邵同定律，于刑律均有着述。毓所举之名人有阮武。武亦为法家，亦能知人，比为郭林宗。其所作《政论》言弩有法准，故易为善，明主张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则亦兼名法家言也。又建立纲常，尊卑有序，设官分职，位人以材，本儒教正名制礼之义。然《韩非子》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此人主之所执。”则名分卑尊择人任官，在儒家为教化，而在法家则为主术。教化所以导善，主术乃以防奸。魏晋相继，篡逆叠起，权臣执柄，君臣危之，则不得不申尊卑之防。篡杀既成，窃国者自危，尤不得不再申正名之义。曹魏父子严刑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故不但儒名二家相通，而其实则常实为法术之运用也。又考课之法原载儒书，然其意固在综核名实，则又法家之言。故论者多讥其专在止奸，而失于立本。故卢毓刘邵立考课之法而傅嘏上疏有曰：“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杜恕奏有曰，“世有乱人无乱法，若使法可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又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据此则考绩托言源出圣王之治，而实阴取申韩之术也。按傅嘏论才性出于名家，杜恕作《体论》乃儒家言(《隋志》)，均少法家趣味。刘邵重考课，修刑律，其学虽合儒名，而法家之精神亦甚显着也。
魏文帝重法术，明帝奖经术，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故正始以前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夏侯玄少知名，士大夫中声望极重。荀粲好道家言，赞泰初为一时之杰。何晏喜玄理，谓其深而能通天下之志。玄亦复崇奉自然，在魏代玄学家泰初之地位颇高，而时亦较早。然玄亦以知人见称于世，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以此为司马氏所忌)。书议时事，评九品中正，陈建官之意，最中时弊。其论古无肉刑，与李胜往复，则知亦留心于法意。故夏侯泰初者上接太和中名法之绪，下开正始玄理之风也。钟会少尝受《易》与《老子》，反复诵习，曾论《易》无互体，与王弼之意相同，史亦称其与辅嗣并知名，则会固擅长玄学。会又长于识鉴，善论才性，集傅暇等之说而为《四本论》，此论在魏晋甚流行，故史又称会精练名理也。《魏志》本传曰：“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为《道论》，而实刑(应作形)名家也。其文似会。”夫论以道名而内容为形名，其故何在，颇堪探索。
今本《尹文子》序曰：“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形)名家也。”高似《孙子略》论，亦言其杂取道法。《四库提要》云：“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算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魏代名家本采纳黄老之说，《尹文子》所陈与钟会之《道论》想大体不殊。《尹文子》似是汉末名家伪托之书，兹以无确证，姑不详疏。然魏世任嘏作《道论》，其书固亦为名家，其佚文多言政治人事，而《御览》引一条曰：
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
此论人物之理与刘邵九征之说虽不全同，但任子《道论》，固亦形名家言也。
何晏、王弼已为正始之玄学家，与魏初名士不同(晏之《道论》自与任子《道论》有殊)，然犹受时代之影响。平叔具有法家精神，选人各得其才(傅咸语)，则亦善名家之术。至若辅嗣着书，外崇孔教，内实道家，为一纯粹之玄学家。然其论君道，辨形名，则并为名家之说。《老子注》自未受《人物志》之影响，然其所采名家理论，颇见于刘邵之书也。
《人物志》中道家之说有二：一为立身之道，一为人君之德。其言有曰：
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
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
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闲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
《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
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
卑弱自持为刘邵教人立身之要道。《人物志》本为鉴人序材之书，此义似若与题无干，而书末竟加有释争一篇，则其于《老子》之说深为契赏，可以知也。
刘邵以为平治天下必须圣人，圣人明智之极，故知人善任。知人善任则垂拱而治，故能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序文)。此人君无为而治之一解也。晋裴酰上疏有曰：
故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
裴本以善名理见称，并作《崇有论》以尊名教，与喜玄虚者不同，尚为魏初学术之余响。与其说有相似者为郭象，《庄子注》有曰：
夫在上者患于不能无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断，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则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于役矣。
郭象之说其所据虽别有妙义，而此处解无为之治与上文无异也。此解亦见于王弼《老子注》，其文曰：
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则冕旒充目而不惧于欺，纩塞耳而无戚于慢，又何为劳一身之聪明以察百姓之情哉？
魏明帝至尚书门欲案行文书，尚书令陈矫跪阻曰：
“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而反。此具见当时此类学说当世上下共知，今世推克特它(Dictator)大权独握，百事躬亲，在下者亦不敢进以此言，即言之，在上者亦必所未喻也。
知人善任，治平之基。知人必待圣王，圣人之所以能知人善任，则因其有中庸至德。中庸本出于孔家之说，而刘邵乃以老氏学解释之。《人物志》曰：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咸而不碱，淡而不，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辩能纳，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圣德中庸，平淡无名，不偏不倚，无适无莫，故能与万物相应，明照一切，不与一材同用好，故众材不失任(无名)。平淡而总达众材，故不以事自任(无为)。和治谓魏武帝曰：“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亦是同意。
知人善任，名家所注意。中庸应变乃采道家之说。此不独在政治上有此综合，而其所据乃有形而上之学说也。此则见于《尹文子》，《尹文子》固形名家而参以道家。其书首曰：“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依宇宙说，道无名无形，而器则有名有形。就政治说，君德配天，上应天道。故君亦无名，不偏，而能知用众材，百官则有名而材各有偏至。器以道为本，臣亦君为主。此合虚无名分为一理，铸道德形名于一炉也。
刘邵仍是名家，此义仅用之于政治，王弼乃玄学家，故既用此义于解君德，而且阐明其形上学之根据。《论语》皇疏四引王弼云：
中和质备，五材无名。
此称美圣德，文意与《人物志》全同。《老子》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王注曰：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
夫道常无名，朴散则为器(有名)，圣王亦无名，但因天下百行殊类而设官分职，器源于道，臣统于君也。故三十二章注又曰：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
道无形无名，圣君法天，故莫若守朴。圣德守朴则中庸平淡，可役使众材(如智勇等)而为之君(即不为人所役使)。故注又曰：
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百官分职)。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谓君也)。
故三十八章注有曰：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无名无形)。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竟。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
君德法道，中和无名，因万物之自然(故二十七章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后汉纪》卷三袁论首段可参看)，任名分而恰如分际(故三十二章注曰：“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则可以成天功而跻于至治也(《列子》注引夏侯玄语，疑亦可如上解，兹不赘)。
总上所言，刘邵、王弼所陈君德虽同，而其发挥则殊异，《人物志》言君德中庸，仅用为知人任官之本，《老子注》言君德无名，乃证解其形上学说，故邵以名家见知，而弼则以玄学之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