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此空前严重形势，路矿两局恐慌之至。先由总监工王鸿卿“召集全体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办法，议定由各工头请其亲属工人，许以入窿不做工，仍照常给价。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思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均不能入窿。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李能至（李立三），悬赏洋600元。工友闻此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一面严加警卫。此种阴谋失败之后，两局联电赣西镇守使，想用武力压迫，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出价每人两元一天，请来军队数百，于重要地方安置机关枪，大肆威吓，占驻俱乐部和重要工作处。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开始军队把守头门，不准入内，工人愤极，一拥而入，军队无法，乃群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多数工友围住各工作处坐守，不准任何人入内，军队来驱，至死不退。”
在武力威胁之下，安源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略史》还记下另一个例子：“罢工后，有一工友为戒严司令部捕去，不一刻即有数千工人将军队围住，声言请军队快些释放。军队拿枪驱逐，工人不动，军队不得已乃将该被捕工人释放。”
慑于工人威势，军队不敢镇压。俱乐部便动员工人向士兵展开宣传，说明他们所受的痛苦和罢工的目的。这种宣传立即收到了效果，有许多士兵对工人反而抱着同情的态度。
在罢工之初，俱乐部人数尚少，似乎力量薄弱，是一个“没有坚固的团体”，但是广大群众的冲天怒气，却足以驱散路矿两局的刀光剑影。
在安源这次伟大的罢工斗争中，根据毛泽东“哀兵必胜、义无反顾”等教导，党组织起了核心作用。在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等领导下，有朱少连这样一批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的参加，俱乐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据《略史》所载，原来最担心的是所谓“工人分子甚为复杂”，是所谓“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广大工人群众除上述英勇坚决的行动之外，还表现了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上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故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均到俱乐部请发徽章。这时的俱乐部真是唯一的独裁政府呀！”那个戒严司令旅长李鸿程，也自叹他的部下没有工人这样严明的纪律。
工人群众如此勇敢，俱乐部组织又如此严密，16日，路矿两局只能请俱乐部派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还最后想借戒严司令的威风来恐吓一下代表。他们对全权代表刘少奇、蒋先云说：“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就地正法。”不料代表毫不为动，俱乐部对此早有所准备。这时，几千工人将司令部团团包围了。高呼“请代表出来，有事请旅长、矿长到俱乐部商量。”在群众的威力和代表的严词指责之下，“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回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入，请从速解决。”
9月17日，一部分工人冲进锅炉房，对矿方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接受条件，就将锅炉房、电机房炉火熄灭。同时，由于烧煤即将告罄，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三处将停止工作，形势更加危迫。至此，路矿两局眼看工人的团结和斗争力量的强大，一个旅长带来的几百名队伍，也起不了压服作用，又恐再停工下去，损失太大，不可收拾。只好同意俱乐部意见，请地方商会派人出面调停。于是三方的代表——罢工团、商会和路矿两局的代表开会谈判。9月18日上午，路矿两局全部承认了工人的要求。“调停人”、两局代表和罢工团代表当场在正式条约上签了字。
工人提出的17条要求，经谈判协商后，合并为13条。主要内容为：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以后两局开除工人应得工会同意。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实际上这就是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其他关于增加工资、各种劳保福利等，都有符合工人要求的具体规定。
罢工胜利了，彻底胜利了。工人们说不出的高兴，这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梦到过的事情。
罢工胜利以后，正式成立并改组了工会的组织——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基层组织为十人团，按工作性质和地段每十人联成一团。团有“十代表”；每十团有“百代表”；每一工作处有总代表（如炼焦处、洗煤台、窿内每股一总代表）。各工作处有百代表及十代表会议；最高会议为全体总代表会议，每月开会两次；全体百代表及全体十代表会议则每年或半年开会一次。俱乐部的日常最高工作机关是各委员（教育、文书、合作等）和秘书组成的委员会。委员和秘书由主任团（总主任及路局主任、窿内外主任组成）委任，经全体总代表会议通过。因此，工人的组织是十分严密的。
俱乐部实际成了安源矿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每个工人颁发了一个“俱乐部证”。俱乐部通过的工人自治条规，如禁止赌博、禁止打架等，工人无不一一遵守，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和秩序。
俱乐部对于开除工人问题特别注意，凡工人未犯特殊严重事故，一概不准开除。路矿两局如添新工人和任免工头，都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证件，方可通过。工人的内部纠纷等问题，也都由俱乐部裁决，路矿局方和工头、职员等，更不得参与。矿区警察局所设的司法科，从前案件纠纷（如工人同把头、职员打官司等），门庭若市；罢工后，按照工人的话说，变成“没有香火的和尚庙了”。警察完全失掉了权威；后来俱乐部还帮助警察作斗争，增加了工资。
1922年由路矿两局出款，为工人俱乐部盖了一所名闻全国的新房子，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所真正属于自己的建筑物。
罢工胜利以后，工人的政治权、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都有了显著的改进。20年来监工、工头超经济剥削的封建包工制度废除了，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条约。工人工资普遍增加了，假日照常给工资，平时休息不扣伙食钱。同时工作的时间也缩短了，冬天做日工的，上井后还可以见到太阳。因此第二年，工人差不多都制了新衣服，被褥帐子也多添齐了。最重要的是工人们相互之间团结互助了，不赌博不打架了。
自1923年夏至1925年春，刘少奇任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总主任。“刘主任”出出进进都有工人暗地保护，怕他受害。安源老工人至今还记得“刘主任”为他们编的灌输阶级意识的通俗课本《两个工人谈话》的内容。
从罢工胜利后，安源工人俱乐部即闻名全国。工人俱乐部为工人办了许多事情。教育股办了7个工厂补习学校，白天并开有子弟班；日、夜班共有近两千人上课。毛泽东从长沙请来许多进步的教员，帮助安源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文化生活。各工作处共设有12个读书处，日夜开放，以便成年工人阅读。还设一妇女职业部，专为解决工人家属学文化和学习职业技能。一切教科书都由教育股自己编辑，并出版了《安源旬刊》。
此外，如讲演股，轮流派人（多是共产党的干部和补习学校教员）对工人讲国内外时事，讲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问题。游艺股则经常演有意义的新剧给工人看。
俱乐部办的事业中最受群众拥护的，是消费合作社。工人过去受商人剥削很厉害，几十家钱摊子利用银圆和铜圆的兑换盘剥工人。米商也是如此。合作社办起来后，钱摊子、米店都倒闭了。工人用一天的工资作股金就可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的股本后来扩充到1.3万多元。几乎没有一个工人不入股。毛泽民曾经长期担任合作社的经理。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1925年调离安源，任党中央出版部经理，亲自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了党的出版发行机构——长江书店。1931年到闽粤赣根据地，任军区经理部（即后来的后勤部）部长。1932年任中央根据地的国家银行行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8年被派到新疆工作，曾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反苏反共，毛泽民等被捕下狱，旋被盛杀害，时年47岁。
罢工胜利的这年冬天，毛泽东曾再次到安源巡视工作，找工人谈话，了解他们罢工后思想的变化，并参加百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及今后要加强团结的报告。他指示安源党的组织，应趁罢工胜利后，发展一批党员，将罢工斗争中最优秀的工人吸收到党里来。
到1923年底，安源党的组织已建立了13个支部，建立了更多的团的支部，成立了党和团的地方委员会。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即召集安源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指出应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最后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取罢工手段。他说，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局方有请派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并指出这样就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因而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有所动作。“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据《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说，在大工业区独有安源工会硕果仅存，“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这年的五一节，安源工人还举行了大示威游行。
对于工人所获得的胜利，路矿两局和封建工头们自然怀恨在心，一直图谋翻把。但几次阴谋破坏，由于工人团结坚固，斗争力强，没有成功。
1925年9月，安源煤矿总经理盛恩颐（盛宣怀的儿子）终于勾结湘赣军阀，由“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派来一团兵，武装解散了工人俱乐部，枪杀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打死打伤工人10多人，开除工人5000余人，最后并将煤矿停工，许多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到广东去了，单是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就有30多人，其他还有参加黄埔军校和政治讲习班的。北伐军到来时，安源工人积极参战，曾组织了2000多人的输送队，成百成千的工人参加了北伐军。1927年“马日事变”后，许克祥又在安源、萍乡制造了“六五事变”，残杀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在千数以上。安源工人在朱少连等领导下，同反动派进行了直接的武装战斗。
经过如此反复的革命斗争，安源工人并没有倒下去。毛泽东于1927年9月间在湘东领导秋收起义时，曾奔走于安源的工人与平江，浏阳、醴陵一带农民自卫军之间；后来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的骨干，就是安源的工人。1928年，安源煤矿陷于停顿状态。但工人中还保存有强大的党的秘密组织，湖南省委曾一度设立在这里。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的对外联络，跟党中央、省委的干部来往、文件传递等，曾经过安源的党组织。192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派重兵到安源进行残酷的镇压，朱少连等100多人，都牺牲了。1930年9月，红军曾一度攻入安源，在安源共住了7天。第三天，召开了2万人的群众大会，据老工人的回忆，毛委员在会上作了报告，用生动有力的语言，讲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全国到外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大家要不受压迫，要想过好日子，就只有工农团结一致，坚决地同反动派斗争，跟着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那次有1000多名工人参加了红军。在安源的短短几天，毛泽东还去看望了许多老工人，慰问了烈属。
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的胜利
1922年10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长沙6000多名泥木（泥瓦工与木工）工人坚持了20多天的罢工斗争，获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这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次罢工大胜利。这次伟大的胜利进一步奠定了湖南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基础。同时树立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无上威信。
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处处表现出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湖南工人阶级初上战阵的勇猛和顽强。这次斗争有四点特别值得提出：（一）工人的内部组织严密。罢工20多天，6000多名泥木工人几次游行请愿、露宿，以至与军警冲突，都能坚持到底。分散的手工业工人取得这样大的初战胜利，确是难能可贵的。（二）争取了外界的各种援助，除省内外工人阶级的援助外，还得到上层公法团体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三）巧妙地运用了合法斗争，采用请愿大会的斗争方式，充分利用了赵恒惕颁布的“省宪法”等。（四）扩大宣传，造成舆论，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威势。
张敬尧统治湖南时，1919年，泥木工人曾为工资问题作过罢工斗争；后来张敬尧政府规定泥木工人每天的工钱是铜圆42枚（420文），牌示“永不再有增加”。那时一个银圆不过换得1400多文，420文约合银圆三角；1922年时每个银圆换得2100百多文，420文只合银圆两角了。工人工资又发的是“鸟票”（湖南官钱局的铜圆票，上面印着鸟儿），一块银圆，黑市可换到3000多文。所以工人实际工资只合铜圆200多文一天，而物价则按银圆计算。因此工人的生活更困难了。这年六七月间，泥木工人普遍要求加价到每天甲工（正式工人）三角四分钱，乙工（未“出师”的非正式工人）二角六分钱，实际上不过是把原有的工钱照过去的市价折合银圆罢了。然而长沙的各街团和商绅群起反对，仍旧以张敬尧的“牌示”作根据。
1922年夏天，湘、资、沉、澧同时发大水，灾情严重，物价飞涨，铜圆贬值。工人们由于生活的逼迫，大家碰到一起就咒骂工资的不合理。有人提出向政府要求增加工资，很快就传开了，得到大家的赞同。
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价完全是理直气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