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是党最正确的领导者之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个党的普通党员……
湖南自治运动
张敬尧被驱走之后，湖南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都非常兴奋，无不希望从此脱离北洋军阀的魔掌，休养生息，恢复元气。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皖系打了败仗，“北军”一时也难以再侵入湖南。因此，一般社会人士认为“湖南人管理湖南自己的事情”，实行“湖南自治”，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各种新的团体应时而起，新的书报也可以自由贩卖了，各界代表人士纷纷在报纸上对当前政局发表主张。同时十月革命的影响已进一步传到了湖南，不少人对俄国、对社会主义也开始发生了兴趣。“施行民治”（即民主之意，为当时用语），“民治主义”的口号喊得很响亮。率湘军进驻长沙的谭延恺、赵恒惕正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帜，他们这时的地位还不很稳固，不能不装扮着某种“顺应民情”的姿态。
谭延恺于辛亥革命时攫取湖南政权之后，曾在湖南三进三出，被视为所谓“三次亡湘”的罪人。但他八面玲珑，精于做官之道，一生目的，只在保全禄位，人称“水晶球”。因此，他在湖南一般中上层阶级和官僚士绅中，尚无大恶感，而且颇有一批“谭派”政客，为他捧场效劳。1920年6月17日进入长沙的时候，他在各界代表欢迎会讲话，据报载，是“泪随声下”的，说他“督湘数次，负罪甚深，清夜扪心，弥深惭恧，不能不求父老原谅”。可是，他除自任省长之外，在这个会上还宣布：“我此时仍以（湘军）总司令名义整顿一切，良以大敌当前，不容规避。”其实1918年初，谭在桂系支持下，回到永州，即再任湖南督军，这个称号他并没有舍得丢下，不过这时避免抬出来罢了。实际上是一身而兼三任。“督军”的名号在湖南人民中实在太臭了；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总司令”不过是换个招牌而已。在湖南的军阀中，谭延恺是一个最懂得掌握军权的。18年之后，毛泽东还这样谈到这个人：“谭延恺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这个“湘军总司令”的名义，谭延恺就露了自己的底；也正好回答了《天问》的预告：“无论何人拥有督军的势力，他日即不免于为张敬尧之祸湘。”赵恒惕这时的名义是“湘军总指挥”。湘军中的谭、赵两派霸占全省之后，正在紧张地明争暗斗，各自扩充实力，占据地盘。当时的优势，还暂时在“总司令”这一边。
对于谭、赵之流，毛泽东当然看透了他们的本质：“老虎口里是讨不出碎肉的。”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他就曾发出这样的警号：“于今张敬尧走了，我觉得这种‘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的’，往后正复不少。这些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的，我们便可以依从了吗？不论是湖南人或非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体人民自决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这儿所谓“非张敬尧”自是明明白白指着谭延恺、赵恒惕这班人说的。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的一段短时间内，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活动：除湖南改造促成会之外，全省学生联合会更积极参与政治了，文化书社办起来了，《湖南通俗报》出版了，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发起了，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了……
他同他的战友们详细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谭、赵政府纯粹是欺骗政策，社会上一般盲目的乐观是极其可虑的；认为正在流传的“湖南自治”的口号，有因势利导加以正确解释的必要，而当时比较开朗的局面确是推进湖南革命运动的有利时机。因此，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导思想的“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发出警告，劝人们认清今后局势，困难尚多，不要对统治阶级寄有幻想；同时对驱张运动中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放弃发动群众的基本工作，热衷于请愿的办法，作了批评。宣言说：“我们这次牺牲太大，所得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军事上的促成，转足以重民众的痛苦。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讨食。这是我们以后做事的目标，更是我们极诚恳慎重的宣言。”
毛泽东深刻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中国当前还没有具备举行全国性革命的条件。他常跟他的战友们谈到，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主要由于：首先有列宁领导的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是由布尔什维主义武装起来的，有好多万党员，进行了长期革命的准备工作；其次，有真正可靠的广大群众，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人口的工人、农民都一呼而起了；同时还有俄国战败的时机，因而能在短时间内一举推翻不稳固的资产阶级政府，扫荡反革命党和反革命阶级。他认为这些条件中国都还没有具备，中国目前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的革命力量应当努力推动民主运动、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和工农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有的人觉得人数少、力量小，信心不够。毛泽东说，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什么事情不是一开始便可成功，便见大效，便可争取到多数群众的。只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起来的。他认为中国的事，目前既不能从全国一总处下手，就应从地方、分处下手。他很赞成杨昌济说过的：“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他说，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办法；现在应当倒过来，先从分处、从基础、从发动人民群众着手。湖南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良机不可失，应当尽可能在湖南这个地方把可能做的事办起来，其他各地也来仿效，全国的事就好办一些了。关于这样一些认识和主张，他随即在长沙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透露出来。
湖南改造促成会这时已迁到长沙，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新增加了许多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为了掌握时机，开展广泛的民主运动，扩大革命力量，引导各种主张的活动归入一个正确的轨道，从而揭露谭、赵政府的反动本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彭璜（这时仍是学联的负责人）、何叔衡等，约集了改造促成会的主要成员，研究当前的形势。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必须发动群众，抓紧促进的运动，将谭延恺的“军”。讨论的结果，由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表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对于“湖南改造”的主张》，刊登在7月6日长沙的报纸上。文中开门见山地说：“湘事糟透，旨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于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这个《主张》对南北军阀是同声痛斥的。
为了使得人们对新来的统治者谭延恺、赵恒惕不存幻想，予以先发制人的揭露，《主张》的结尾正面提出对新政府的要求。也即是对“敌对者”的警告：“谭组安（谭延恺的号）、赵炎午（赵恒惕的号）诸驱张将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此后希望其注意者：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希望也。”这些内容也可说是新民学会关于当前湖南问题的政纲。
这个《主张》发表之后，引起了各方面极大的重视。长沙各家报纸开始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文章。一些官僚政客和老民党分子也催促谭延恺宣布“湖南自治”，以摆脱同南北政府的关系。谭延恺无法再沉默了。
由于怕开罪南北双方，八面玲珑的谭延恺，原来并不打算唱“湖南自治”这出戏。但慑于各方压力和社会舆论，只好硬着头皮，于7月22日发出一个宣布“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通电，借此也正好钓钓浮名，讨好于众。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如果不“顺应民情”，就很可能爆发倒谭运动。
这个通电发出之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真是假，谭延恺就变成一个极其赞成“自治”的人了；于是就自然出现顺水推舟、弄假成真的局面。这时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长沙各家报纸每天少则一两篇，多则三四篇。但是社会上关于“自治运动”的意见，还是众说纷纭的。例如，当过一任内阁总理的“湖南名流”熊希龄，多次想做湖南省省长不成，这回又想投机，赶忙从北京寄来一个《湖南自治法大纲》，并派代表同谭延恺接洽。结果，这个《大纲》被长沙的报纸逐条驳得体无完肤。
对于一个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历来主张先要造成舆论，也就是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针对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从9月3日到10月7日的一个多月之内，他连续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所谓湖南自治问题，即人民究竟需要怎样一种“自治”，怎样做法，才能促其实现。在最初的几篇文章中，他主要谈的是，湖南的根本问题在如何实现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他自己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说过：“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他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为了贯彻这种主张，他说，那时还采用了所谓门罗主义的口号，“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在文章中，毛泽东对当时全国政局的看法如下：“18省乱七八糟，造成3个政府、3个国会、20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18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同时美国亦不干预欧洲列国。后遂以门罗主义称孤立保守主义。通变成被征服省”，“受害无极”。又说：“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具备像俄国那样进行“全国彻底总革命”的条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及“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起来。因此，目前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各省人民起来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就湖南来说，现在“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湖南农工商学各界人民应当起来“自决自治”，将“票匦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他赞成的所谓门罗主义，是湖南《大公报》的主笔（龙兼公）提出来的这样3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种想法，确也反映了当时湖南一般人的心理。
随后他写了一篇更为极端、更为痛快的文章，《反对统一》长达2000字，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反对南北和议，反对全国统一。文章开头就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有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为什么呢？“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祺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的一个意外的收果。”当时除湖南外，还有广东、江苏、湖北几个省在发动“省自治”。如果全国“统一”了，各省又要受这种“统一”的约束。“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必要大大发作”。“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它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
这篇文章是面向全国的。发表这样对全国政局如此尖锐的见解，使人感到这位青年作者的魄力非凡。关于湖南自治运动包括“湖南共和国”的思想，其中心是人民为政权主宰，定要由人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从步骤来说，就是全力摆脱北洋军阀中央政权的政治。至于理想的政体，并未超出以普选制为标志的民主政体，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毛泽东当时很推崇瑞士的政治制度——联邦体制、直接民选和武装中立，“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这种“主权在民”和地方分权思想，大体也如孙中山的民权观。关于国体、政体这类政治问题，看来也属于毛当时新旧变化思想中的一个方面。像办《湘江评论》时一样，想到什么就立即着笔，关于湖南自治运动他一共写了21篇文章和书信。
这种将湖南同全国孤立起来，一个省是否能关起门来办事，虽然是令人怀疑的一种想法，而且当时在舆论界就引起一些误解；但毛泽东赞成这个口号的实质，是从人民的觉醒和愿望出发，鼓励全体人民起来当家做主，不再听任军阀、官僚的摆布，确代表了当时湖南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是有着现实的积极意义的。